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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学科发展报告

作者:句法语义研究室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8-02-01
 

  2017年,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学界既重视对语言事实的发掘描写与语法规律的分析解释,也重视基于语法事实的理论思考。学术活动丰富、学术思想活跃和学术成果丰硕是这一年度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学最为显著的表现。下面仅就学术成果方面的情况做点简单介绍。

  1.汉语词类包含模式

  沈家煊近10年来致力于汉语词类名动包含说的研究。2017年他有3篇论文进一步阐释了汉语的词类及语法体系问题。《汉语“大语法”包含韵律》(《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分析了语法和韵律的包含关系,指出韵律本身就是汉语一种重要的语法形态手段。《汉语有没有“主谓结构”》(《现代外语》第1期)提出汉语主谓结构就是话题-说明结构,是两个指称语的并置,是汉语“用法包含语法”这个大格局所决定的。《“结构的平行性”和语法体系的构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以结构的平行性为依据,说明对汉语而言,用“类包含”讲语法讲得更顺畅、更简洁。此外,沈先生与吴怀成合作的《古汉语“者”:自指和转指如何统一》(《中国语文》第3期)通过对古汉语“者”用法的分析,指出“名动分立”导致理论上的不自洽,“者”应该定性为自指性的“提顿复指词”。

  沈家煊还对“名动包含”说做了一些哲学方面的思考。《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就是这种思考的一个结晶。他认为,中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范畴观: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分立”跟“离散”类同,但是“包含”不同于“连续”,连续范畴虽然中间是连续的,但两头还是分立的,不是包含关系。着眼于“分立”和“包含”的区别能更好地说明中西方在语言上的差异:西方的语言(指印欧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分立为常态,中国的语言(指汉语)及对语言的研究以范畴的包含为常态,前者视范畴“分立”为常态,是范畴的“是”观,强调逻辑理性,后者视范畴“包含”为常态,是范畴的“有”观,强调逻辑理性跟历史理性一致。

  2.库藏类型学

  库藏类型学的提出使类型学理论在汉语及其方言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而且结合汉语的实际,其理论本身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地发展与深化。在框架理论研究方面,对语言库藏系统进行逐步完善,对显赫范畴、库藏裂变等先前提出的基本概念进行更为严密精确的定义,并着重推出与显赫范畴扩展直接相关的寄生范畴和寄生功能等概念。在实证研究方面,刘丹青发表了2篇论文:《汉语动补式和连动式的库藏裂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从库藏类型学的库藏裂变观念出发,进一步分析了现代汉语的动结式和动趋式,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汉语指代词的若干库藏类型学特征》(《语言研究集刊》第1期)从跨方言(兼及汉语史和民族语言)的视角探讨了汉语指代词的若干库藏类型学特征。文章指出,汉语方言指示词的主要类型以指示代词兼指示形容词为一端,以只能修饰量词的基本指示词为另一端,具有量词显赫型语言的特点。因此,类型学关于指示代词和指示形容词合还是分的分类法对汉语方言不适用。文章论及了指示词的距离范畴、数范畴、本体范畴的方言差异以及指示词和人称代词的相关性、人称范畴的数范畴和个别方言的格范畴等。

  夏俐萍的《句法库藏裂变:从连动式到给予类双及物结构》(《语言研究集刊》第18辑)、丁健的《吴语路桥话动前无定受事的句法性质与形成动因》(《当代语言学》第4期)和于秀金的《跨语言时—体—情态的范畴化、显赫性及扩张性——库藏类型学视角》(《中国语文》第6期)等论文 ,也是将库藏类型学理论和汉语的跨范畴句法结构演变、分化研究结合起来的实证研究。

  3.互动语言学

  近年来,互动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从过去偏重书面语材料变为开始重视使用自然口语材料。方梅的《叙事语篇的衔接与视角表达》(《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和乐耀的《互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会话交际的基本单位》(《当代语言学》第2期)、《汉语会话交际中的指称调节》(《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主要做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叙事语篇的衔接与视角表达》一文基于清末民初的叙事语篇,考察了篇章衔接成分“单说”和“但见”的用法,揭示了这类成分的元话语特征和篇章功能的浮现机制。《汉语会话交际中的指称调节》一文以汉语指称表达为切入点,将指称调节分为宽指和窄指两种类型,并通过具体的自然言谈实例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指称调节在会话中的不同表现,并进一步从认识状态、指称规则和语用原则三方面讨论了指称调节背后深层的交际动因。此外,方梅和乐耀还合作出版了《规约化与立场表达》(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专著。

  进行互动和主观性研究的还有张伯江的《语言主观性与传统艺术主观性的同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3期)、完权的《汉语(交互)主观性表达的句法位置》(《汉语学习》第3期)和饶宏泉的《话语互动中“V过”的功能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等。《语言主观性与传统艺术主观性的同构》一文认为,汉语在世界语言之林中突出显示的主观特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形式间共性的体现,是民族文化的标识性概念,该文还通过汉、英、法语主观化表达的对比,分析了汉语(交互)主观性高、标记性和语境化提示强的特征。

  4.形式语言学

  隋娜、胡建华的《量词重叠的句法》(《中国语文》第1期)从形式句法的角度,对汉语量词重叠的句法机制做了考察。文章主要分析和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量词重叠式为什么能与量化副词“都”共现,却不能与全称量化词“每”共现?量词重叠式出现在宾语位置为什么会受到限制?玄玥的《保留宾语类把字句与完结短语理论》(《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利用完结短语理论对汉语保留宾语类把字句进行了分析。朱佳蕾的《“一锅饭吃十个人”与受事主语句》(《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对“一锅饭吃十个人”的施受倒置句的句法问题进行探讨。杨永忠的《量词和量词结构再分析》(《外国语》第4期)对量词核心地位说提出了质疑,认为量词是附加于中心语的附缀,不是核心词,不包含语义值,因而无法形成最大投射ClP或NP。冯予力、潘海华的《集盖说一定必要吗?——谈集盖说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性》(《当代语言学》第3期)论证了“都”的集盖说无法准确刻画所有可能的解读,而运用“隐形论元说”得到的语义解释则更精确、更全面。黄瓒辉的《限定量词的语义解读及其句法语义结构关系》(《当代语言学》第3期)关注焦点对全称量化词和其他限定量词在语义解读上的影响。利用生成语法理论研究汉语句法格式的有熊仲儒的《连字句的制图分析》(《现代外语》第4期)和《汉语重动句的句法分析》(《华文教学与研究》第2期)以及蔡军、张庆文的《汉语隐性事件性致使句的句法语义研究》(《现代外语》第3期)

  5.功能语言学与词库理论

  张伯江的《从“叫”的个案讨论汉语句法格局的形成方式》(《语文研究》第1期)主要利用话题结构理论考察“叫”的句法格局。作者沿着赵元任“我叫张老三”不是来自被动句法过程的思路,探讨了现代汉语“称说”义动词所构成的句式的来源,得到两个发现:一是“叫”的三元句和二元句均来自历史上的话题结构,二是称说义句式在现代汉语里各有分工,典型的句式也表现出叙述性和肯定性的不同。施春宏的《构式语法的理论路径和应用空间》(《汉语学报》第1期)对构式语法理论研究的基本路径做了概括,并提出构建应用构式学的设想。帅志嵩的《从词汇-构式范式看汉语存现句的分类和范围》(《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认为,现代汉语中的存现句还应包括表达经验/事件存现式的“V过,V了”格式以及双宾句,扩大了存现句的研究范围。周韧的《从供用句到功用句——“一锅饭吃十个人”的物性结构解读》(《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借鉴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理论,重新讨论和分析了所谓的“供用句”。文章认为,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看,“一锅饭吃十个人”更适合被看成是一种功用句,因为句子中的谓语动词充当了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

  6.篇章语体问题

  语篇语体的功能研究方面同样也集中了一批研究成果。胡骏飞、陶红印的《基于语料库的“弄”字句及物性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利用会话口语、影视口语及书面语体3种语体的4个语料库,对由动词“弄”构成的结构的实际用法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发现低度及物结构多于高度及物结构,因而对动词和相关的句法语义现象的研究不能只限于典型论元结构的描写。其他几篇文章分别是:方梅的《饰句副词及相关篇章问题》(《汉语学习》第6期)、朱庆祥的《从叙事语篇视角看“了2”的结句(段)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李晋霞的《叙事语篇的“前景-背景”与动词的若干语法特征》(《汉语学习》第4期)和马泽军、刘佳、陈海庆的《庭审话语中情态动词的韵律特征及其人际功能实现》(《当代修辞学》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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