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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汉语历史语法和历史词汇学科发展报告

作者:历史语言学二室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8-02-12
 

  2017年度,汉语历史语法和历史词汇研究均取得一批新的成果,在研究领域、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重要拓展。下面分“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化研究”“词汇化研究”“语言接触研究”等六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本年度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下面从专著与论文两方面说明。

  专著方面主要有汪维辉《东汉-隋唐常用词演变研究(修订本)(商务印书馆)。该书初版于200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据作者“后记”,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利用电子语料库对语料进行必要的检索,尽量使论断更符合语言事实。二是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对于初版中少数不确切的论断加以修正,论证不充分的有所补充,且增加了“41组常用词历时更替简表”。

  主要论文方面,这里介绍以下两篇:一篇是蒋绍愚《词的语义成分与词的句法功能》(《语文研究》第4期)。作者认为:句法和语义界面是现代语言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句法和语义界面的研究表明语法和词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文在介绍Saeed(2000)关于词的语义成分与词的句法功能的有关论述后,通过对上古汉语相关动词的考察,集中就动词的使动用法、作格动词以及名词和动词的转化跟语义成分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详细讨论。

  另一篇是吴福祥《试谈语义演变的规律》(《古汉语研究》第1期)。该文从历史语义学角度讨论语义演变的规律,认为语义演变规律主要是指语义演变具有非任意、有理据、模式化的路径,语义演变规律的研究是语义演变研究和历史语义学的重要课题。

  此外,还有几篇特别扎实的个案研究的论文。一篇是汪维辉《说“困(睏)”》(《古汉语研究》第2期)。作者指出:方言表示“睡”义,主要有“睡”和“睏”两系。文章依据文献考察“困(睏)”的历史。唐代“睡”兴起,大约从晚唐五代起,“困”在南方开始向“睡”义转化,此后逐渐形成南北对立。“困(睏)”在明代后期的吴语文献中用法已经跟现代吴语无别。现代方言中“睡”和“困(睏)”的分布格局大概形成于宋代以后。

  另一篇是真大成《“趁”之来源补论》(《语言研究》第1期)。作者认为:《集韵》“蹨,蹈也,逐也;或作跈、趁”乃是受到同形字的影响,误将本来分属两个不同的词的含义混杂起来,表追逐、驱赶义的“趁”和“撚/蹨/捻/撵”是不同时期来源于方言的新词,二者之间只是历史同义词,没有词源意义上的联系。

  从词汇类型学来研究的有贾燕子、吴福祥《词汇类型学视角的汉语“吃”“喝”类动词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该文借鉴词汇类型学的理论框架和已有成果,从定名学、符意学以及词汇和语法互动三个方面,考察汉语“吃”“喝”概念的词汇化和范畴化、“吃”“喝”类动词的多义性及其所具有的形态句法特征,并通过跨语言比较来探求汉语“吃”“喝”类动词在历时演变及共时分布中所呈现的共性倾向和个性特征。该文的研究显示,汉语“吃”“喝”类动词在历时和共时层面的多种表现都具有一定的跨语言共性。由此可见,词汇现象表面上纷繁复杂,其背后却有一定的系统性。

  曾良《俗写与历时词汇探讨举隅》(《语言研究》第1期)认为:汉语历史词汇的发展往往与俗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该文通过俗写考释了以下词语的语义及来源:“壇陆”“嚷”“塔橙”“杪板”“坌”和“吆喝”。

  董志翘《浅谈汉语史研究中三重证据法之运用——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医方中的“冶”“饍”研究为例》(《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

  针对个别词语的研究。比如吴小萱、周志锋《“九吞八扎”“吞头”及其他》(《语言研究》第2期)主要考释明清通俗文学中“九吞八扎”这个疑难词语,认为“吞”即“吞头”之省说,指古代武将铠甲上的兽面装饰;“扎”同“札”,指铠甲上用皮革或金属制成的叶片。该文还对“吞头”的其他相关用法和相关词语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其他如王云路《说“赘婿”——兼谈“赘”与“质”的核心义》(《语言科学》第6期),杨琳《“虚篢”“葫芦提”考源》(《汉语史研究集刊》2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李伟大《“夯”字读音辨正》(《汉语史研究集刊》2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陈源源《“闹忙”补正》(《语言研究》第3期),张璇《“撩”与“撩理”的意义考辨》(《语言研究》第3期),朱炜《“”字音义考》(《语言研究》第4期),李小军、徐静《“总”的语义演变及相关问题》(《语文研究》第1期),赵家栋、付义琴《〈生经·舅甥经〉“俘囚”词义复议》(《语言研究》第4期)等。

  针对专书或专门文体的词语的研究。比如詹绪左、周正《禅籍疑难词语考四则》(《古汉语研究》第2期)在爬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禅籍中“逻沙”“不顾占”“椀鸣声”“看楼打楼”四则疑难词语做了考辨。又如魏启君、王闰吉《子弟书释字二例》(《中国语文》第5期)

  针对词汇替换的研究。比如田炜《说“同生”“同产”》(《中国语文》第4期)、张海媚《常用词“该”对“合”的历时替换及其他》(《古汉语研究》第3期)

  二.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2017年度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丰富,出版了多部专著或论文集,发表论文70余篇。领域不断拓宽,本土文献与汉译佛经文献并重。下面从三个方面简介。

  2.1 本年度出版了几部比较重要的研究专著。

  俞理明《汉魏六朝佛道文献语言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录作者自1987年以来有关汉魏六朝时期汉译佛经和《太平经》等道经文献语言研究的论文36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情况。所收论文,可以归纳为三个主题:一,汉译佛经文献语言和汉魏六朝代词、称谓词的研究,讨论了从东汉末年产生的汉译佛经的语言性质和研究状况,考察六朝佛经新出现汉语代词和与代词有关的问题,并从社会语用的角度分析了佛经中的一些称谓词;二,《太平经》文本研究,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结合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古籍整理研究,对《太平经》整理中存在的语言文字问题,做了分析探讨;三,基于佛、道文献的词汇语法研究,从汉语史的角度利用佛道文献材料对其中的一些词汇语法问题做了考察和思考。

  楚艳芳《中古汉语助词研究》(中华书局)一书以中古时期的助词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产生、发展、演变,勾勒出整个中古汉语时期助词系统的概貌,对中古汉语助词在汉语助词史以及汉语史中所占的地位、中古汉语助词的特点、助词发展演变的动因和机制等,作者都有所揭示和阐释。

  2.2 本年度发表的论文对中古汉语的一些重要语法现象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胡敕瑞《汉语存在结构与领有结构的历时共性》(《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1辑,商务印书馆)指出,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存在结构与领有结构在共时层面存在密切关系。该文以汉语为例,论证了两种结构在历时层面上也具有密切关系。文章认为,从古至今汉语的存在结构与领有结构存在历时共性,虽然两种结构之间存在若干差异,但是这些差异似异实同。

  李明《从“其”替换“之”看上古-中古汉语的兼语式》(《当代语言学》第1期)注意到兼语式中兼语的位置上,先秦本用“之”,但从战国末期始“之”可以被“其”替换。该文从这一现象入手,对兼语式、控制结构、使役句等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将上古-中古汉语中的兼语式分解为4类,逐一说明各类结构,以及兼语位置“其”替换“之”的情况。

  赵长才《“并”在中古译经中的时间副词用法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第2期)讨论了中古汉译佛经中“并”具有在未然语境中表示先发生的动作行为或事件时间的副词用法。通过考察,推测“并”的这种用法可能是受到另一时间副词“且”的影响而产生的。在相同的语境和句法位置上,“并”能够以连词义项(并列、递进)为基础发生类同引申,产生出与“且”表先发时间相同的新义项。“并”这种通过类同引申而产生的新用法不是其词义本身引申的结果,而是相同语境造成的。

  朱庆之《论汉译佛经句法独立之称谓词前的代词“此”和“汝”》(《语言研究》第2期)认为“此”也是早期译经者使用的呼格名词的汉译标记,与“唯”的性质一样。不同的是,“唯”最终发展成为呼词,而“此”却没有。除了用“唯”用“此”,译经中还有少量的用第二人称代词“汝”来标记称呼语的用例,该文也一并做了讨论。文章希望通过对这种特殊用法的“此”和“汝”的性质和来源的厘清,展示出古代外来佛经译者的一种努力,即如何使得目的语能够与源头语尽可能保持一致。这种努力使得大量原典的语言成分进入译文,成为形成佛教汉语“汉外混合”特点的主要原因,也成为中古以降汉语演变发展的新动能。

  2.3 通过对中古汉语一些重要词类和句法问题的深入挖掘和探讨,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并形成某些热点。

  被动式继续受到学者关注。高列过《中古汉译佛经被动式使用频率再议——以中古7部般若经为考察基点》(《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2辑,巴蜀书社)通过考察7部般若部异译经的被动式,发现汉译佛经被动式的使用频率与中土文献相比,孰高孰低,目前尚难以断定;汉译佛经的被动式,与佛经原文的被动句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徐英《南北朝时期被动句的南北异同》(《湖北社会科学》第6期)以北魏被动句为基点,对南北朝时期一些经典文献进行了穷尽性调查和细致分析,发现北魏时期被动句形式繁复,既对上古汉语被动句式有所继承,又带有南北朝时期的鲜明特色,这对于系统研究汉语被动句式的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被动式各种类型进行考察发现,南方口语化进程要比北方稍快,更容易接受新形式。

  连词的形成及语义演变受到重视。潘志刚《论中古汉语“X或”类双音节连词的产生途径》(《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中古汉语“如或、若或、脱或、傥或”这一类新生的假设连词的来源进行了探讨,指出它们的形成有三条途径:1. “如或”“若或”都是由两个词性不同的单音节词经词汇化最终融合成复合词;2. 语言使用中语法的类推作用导致“脱或”这个复合词的产生;3. 同义词间的类同引申促使“傥或”具有了假设连词的用法。围绕中古时期连词语义功能的演变问题,徐朝红发表了系列文章,并出版了专著《汉语连词语义演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其中徐朝红《从原因到让步的演变——以让步连词“既”“唯”为例》(《古汉语研究》第3期)考察了多功能词“既”“唯”做让步功能的语义演变历程,通过跨语言语义演变模式的共性,证明汉语“既”“唯”的让步功能来源于其原因功能,语义演变的机制是在一定语境条件下的重新分析,即对否定范围的重新分析。徐朝红《让步条件连词到让步连词的语义演变》(《语言科学》第5期)基于汉语事实,同时通过跨语言考察,发现“让步条件连词>让步连词”是一个跨语言反复出现的语义演变模式。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不仅语义经历了“特殊隐涵义→一般隐涵义→固有义”的演变,而且其形态也有复杂化的趋势,并且形态复杂性与语义多样性、句法多功能性成反比。文章认为,基于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境吸收是“让步条件连词>让步连词”语义演变的主要诱因。

  一些特殊句法结构得到进一步深入挖掘。施思、梁银峰《中古汉译佛经中的“与+NP+俱”结构》(《语言研究》第4期)运用梵汉对勘手段对中古译经的“与+NP+俱”结构进行考察,指出该结构在语法功能上实际上是修饰句子的伴随状语,该结构在多数情况下对应于梵文中名词的工具格或者梵文名词工具格与副词sārdha?(“与……共”)的组合形式,是梵汉两种语言接触的产物。上古汉语的“与+NP+俱”结构和中古汉译佛经中的“与+NP+俱”结构只是形式相同,但其内部语法结构并不相同,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姜南《“将无”重考》(《中国语文》第6期)从汉语史上“将无”类情态词和语言共性角度重新探讨了“将无”一词中冗余的否定语素的来源,认为“将无”并非是佛经翻译对原典梵语否定副词mā的仿造,而是情态词“将”及其引导的推测句内隐性否定语义溢出、转移到表层句法平面的结果,旨在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意愿,具有类型学的意义。吴茂刚《中古汉语副词连用的线性次序》(《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则对中古汉语副词连用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三.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专门冠以“近代汉语”的语法研究的论著不很多见,但是研究内容涉及近代汉语的成果很多。这里主要介绍一些代表性论著,同时有的会放在语法化、词汇化等其他部分专门介绍。

  3.1专著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5版的基础上修订幅度多达三分之一左右。该书对近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介绍,其中语法部分详细梳理和分析了近代汉语时期语法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并对诸家多个角度、多种方法的研究一一加以述评,在评述的过程中融入作者本人的近代汉语研究成果。此书定位为研究生教材,但也处处反映出作者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而且在修订本中,作者原先的一些看法有所改变,集中反映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最新动态。

  张家合《汉语程度副词历史演变的多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合词汇化、语法化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历史汉语中程度副词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详细考察了程度副词的面貌、特征及组合功能,对其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探讨和研究。通过对几组颇具特色的程度副词的“个案”研究,总结了程度副词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探讨了汉语程度副词的形成条件以及程度副词与人类认知的关系。

  3.2 重要论文

  本年度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一些特有构式的历史演变加以考察,二是探索相关的语义变化或语法范畴产生与发展,三是对一些重要虚词的来龙去脉加以探索。

  (1)构式的历时研究受到大量学者的关注。张谊生《试论“有加”的附缀化与“X有加”的构式化》(《中国语文》第3期)指出“有加”经历了从跨层短语到施与动词、从动词谓语到后补附加、从参与类推到组建构式三个阶段。从晚唐到明清,随着“X有加”进一步定型,动词“有加”开始逐渐向后附缀转化。

  徐式婧《汉语条件句的构式化和历时演变》(《古汉语研究》第3期),从类型学与构式化视角出发,提出汉语条件句“并列构式>次级并列构式>主从构式”的演变模式,并解释其动因与人们逻辑关系意识和小句融合紧密相关。

  此类文章还有杨黎黎《两种不同的词汇构式化的结果——以“免X”和“难X”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张秀松《“(真)有PN的”构式的共时特征与历时形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王晓辉《程度评价构式“X没得说”研究》(《语言研究》第4期),张庆冰《〈祖堂集〉“V+却”情状类型研究》(《语言研究》第4期),袁健惠《汉语史中“V于/在L”和“VL”结构的交替演变及其原因》(《语文研究》第2期),李思旭《“X不成”的历时演变及相关问题》(《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八)等。

  (2)以近代汉语语法现象为依据,探索语义演变模式。董正存《汉语中约量到可能认识情态的语义演变——以“多半”为例》(《中国语文》第1期),以近代汉语时期“多半”的语义演变为例,论证了汉语中存在着“约量>可能认识情态”的语义演变序列,认为汉语的约量范畴与可能认识情态范畴之间存在着语义衍生规律,可能认识情态用法直接由约量用法发展而来;“多半”前名词性成分NP 内部语义结构的变化使得“多半”得以发生语义演变,隐喻在其演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浩瑜、杨荣祥《关于汉语处置介词语法化的几个问题》(《古汉语研究》第2期)指出因处置介词“以”“持”“取”“捉”“将”“把”各自的词义、进入连动的限制与语法化路线不同,导致它们语法化的程度和结果也不一样。处置介词“把”唐代才产生,但一开始就直接由动词语法化为狭义处置式,并很快发展成为强势处置式。汤传扬《程度补语“紧”“很”的历史与现状》(《汉语学报》第2期),通过考察近代文献与汉语方言的分布,提出“紧”做程度补语在明末清初达到鼎盛,现代汉语阶段只保留在南方个别方言点;“很(狠)”做程度补语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向北向西扩散。此类文章还有董秀芳《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到语义演变中的作用》(《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八),刘璐和陈前瑞《“V得(O)”从动相到能性的语义演变》(《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八),马贝加、王倩《句子推理意义变化与词的意义、功能变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八)等。

  (3)在虚词研究中,不少成果从历时演变的视角出发对近代汉语虚词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考察。杨永龙《词音变化与构式省缩——禁止词“别”的产生路径补说》(《中国语文》第6期)在前人基础上重新考察了明清以来北方汉语中常见的表禁止的否定副词“别”。对“别”的来源和产生途径以往有多种看法,该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综合考察历史语料和语音变化,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别”的产生途径可能是“不要”变音为“别要”,然后省缩为“别”。其完整过程经历三个阶段:(i)词汇化:从“不”“要”连用,词汇化为表禁止的“不要”;(ii)词音变化:“不要”变读为“别要”(“别-”是“不-”的变音);(iii)省缩:“别要”省缩为“别”。

  孙品健《近代汉语的受益介词系统》(《殷都学刊》第2期)系统考察了近代汉语的受益介词。指出:唐宋受益介词从“为”“与”持平转变为“与”字主导。元代由“与”主导,新增“替”。明代由“与”“替”主导,新增“和”; 北方汉语主要用“替”,南方汉语主要用“与”,“和”只见于北方汉语。清代由“替”“给”主导,“与”已衰落; 北方汉语“替”“给”持平,南方汉语“替”字独大,“与”的衰落北慢南快。

  虚词研究的重要文章还有张言军、 唐贤清《概数助词“许”的历时发展及其衰落动因考察》(《古汉语研究》第1期),王长武《“可不”来源考》(《古汉语研究》第3期),谢晓明、左双菊《显著事件的认知分化及其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以“期期”的演化为例》(《语言研究》第1期),朱怀、范桂娟《“但是”的来源及演化过程》(《语言研究》第1期)等。

  四. 语法化研究

  2017年度的汉语语法化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广视角的特点。宏观视阈下,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学科会议的召开、系列丛书的出版、批量学术(学位)论文的发表等都极大推动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深化。微观视角下,汉语语法化研究在研究理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创获。

  4.1 宏观发展态势

  (1)国家科研基金项目立项

  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为“语法化”研究立项8项:李思旭《三音节固化词语的词汇化、语法化和构式化研究》,黄晓雪《汉语“动(+宾)+补”语序及相关语法演变研究》,刘红妮《汉语跨层词汇化的再演变研究》,卢军羽《主观化理论视角下的汉英事件/实体错配研究》,李永《汉语的语序类型对语法化的影响研究》,王伟丽《现代北京话词汇变异研究》,盛益民《吴语人称代词的共时类型与历史演变研究》,要新乐《语域变异视角下的英语现在完成式演变研究》。教育部规划基金一般项目、重大项目各1项:张成进《语义图模型视域下现代汉语多功能介词的语法化路径及语义图构建》,姚双云《现代汉语口语语法多层面多角度研究》。

  (2)语法化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

  学林出版社2017年重磅推出“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系列丛书:江蓝生《汉语语法化的诱因与路径》,吴福祥《语法化与语义图》,杨永龙《实词虚化与结构式的语法化》,李宗江《语法化与汉语实词虚化》,张谊生《与汉语虚词相关的语法化现象研究》,陈昌来《汉语常用双音词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陈前瑞《语法化与汉语时体研究》,董秀芳《汉语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现象与规律》,史金生《语法化的语用机制与汉语虚词研究》等9部,涵盖当前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最新成果。

  此外,“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集《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语法化专题研讨会的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本年度在安徽大学召开第9届会议,来自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及大陆的8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对“语法化”研究达成共识,即会议发起人吴福祥研究员所提出的:理论语言学取向、语言类型学眼光、区域语言学视角和比较方言学方法。

  (4)学术、学位论文的涌现

  以主题检索“语法化”,2017年度中国知网共收录近300篇(实际256篇,鉴于尚有部分刊物、学位论文未完全登刊知网,所以实际数据远大于256)语法化研究论文,其中硕士论文31篇、博士论文10篇。

  4.2 微观研究深化

  语法化微观研究涵括理论探讨、个案分析,研究过程既有历时梳理又有共时描摹;研究成果既涉及汉语(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又涉及方言(含少数民族语)和外语(含中、外对比)。

  (1)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再思考

  尽管语法化研究理论基本成熟,但是在具体案例分析中汉语研究者结合语言事实提出了一些更接近汉语事实的语法化研究理论新思考。比如:彭睿《如何定位汉语语法化的“特色”》,吴福祥《汉语方言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王春玲《方言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雷容《汉语小称的语义演变机制》,彭睿《同构项变化的方式及其在语法化中的角色》和莫启扬、文旭《认知语法框架下的主观化和语法化》等。这些研究进一步探讨汉语语法化特征、演化动因、演化机制以及演化的理论阐释;研究对象涵盖普通话和方言,既有整体论述也有小类案例总结。例如,吴福祥《汉语方言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通过对汉语方言中四种逆语法化演变的分析,指出这些逆语法化的发生与汉语的类型特征密不可分,是汉语特异的结构类型的必然结果。逆语法化现象的发掘有助于研究者从一个角度反思语法化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推动语法化,特别是汉语语法化的深入研究。

  在理论的指导下,基于个案的研究更富特色。比如:刘永华《计量单位词“日行”“日程”与时长表距离式的发展》,任鹰《语气词“呢”的功能及来源再议》,姚双云《由“语义镜像法”看“而且”的并列用法》,陈顺成《试析“搁”的语法化》,潘秋平、张家敏《从语义地图看五味之词的语义演变》等。其中潘张文是较具有代表性,都是基于已有研究范式,选择较为合理的语法化理论针对汉语事实进行论述,论据充分,结果信实。

  (2)语言类型学研究方法的突显

  受语言类型学研究的影响,类型学视角下的语法化研究日益成为一种趋势。比如:雍茜《违实标记与违实义的生成——基于大规模语种库的类型学研究》,董丽梅、戴昭铭《汉藏语言句末功能词语语气词化的类型学性质》,张姜知、张颖《系词的形式与功能——兼论名词谓语句》。雍文在大规模语种库的基础上归纳出无违实标记和有违实标记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不同的违实标记对应不同的违实义生成模式:无违实标记语言中的违实义通过语用推理形成,只限于过去时间框架,且可通过后句被取消或加强;非特定违实标记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其传递的违实义不易被取消或加强;特定违实标记传递的违实义则不可被取消和加强。董文认为句末的实义词及其组合单位(如“罢、而已、好了”等)的语气词化是一种语法化现象。汉藏系语言在语气表现手段上具有蕴含共性,其类型迥异于印欧系语言,属于语气概念结构化语言。张文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跨语言描写系词隐现的规律,揭示系词的功能并解释名词谓语句。

  将汉语语法化置于类型学研究框架下更有利于判定该现象反映的是语言演变共性,抑或是汉语特有的演变特征,这样更易于把握汉语语法化演变性质及其类型学蕴含。

  (3)方言学研究贡献

  汉语拥有丰富的方言,且各具特色。汉语方言语法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价值;方言语法化个案看似相对独立,但若将方言置于汉语研究的大背景下,那么其研究意义十分突出,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具类型学参数意义。比如:陈卫强《广东从化粤语的“VP-麼”格式》,饭田真纪《粤语句末助词“嘅”ge2的语义和语法化途径》,黑维强、高怡喆《陕西绥德方言“还”的两种用法及其语法化》,肖亚丽《贵州锦屏方言的反身代词[kuan21]及其语法化》,陈曼君《闽南方言持续体标记“咧”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王树瑛《恩施方言的被动标记“着”》,杨佳《湖南汨罗方言的补语标记“得”和“唧”》,宋文辉《河北正定方言可能补语标记“了[·lou]”的形成机制》,朱贞淼、曹伟锋、钱乃荣《上海奉贤区庄行镇方言的时态及其语法化过程》,张巍《试论关中方言“下”的完成体和持续体用法——兼及语法化过程及认知解释》,钱优优《枞阳方言中的虚词“它”研究》,罗秀云、罗荣华《赣语上高话完成体“刮”》,谭伟、王洋河《“得行”在西南官话中的语法化现象透析》等。

  方言语法化研究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将所有方言点整合,那么其演化轨迹可以勾勒为方言演变分布图,进一步可以建构汉语方言演变区域类型图和语义图。这些正是上述方言语法化个案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4)比较语言(方言)学方法的使用

  理论上每一种语言、方言的演变过程均有其独特之处。借助比较语言学、比较方言学的方法,将不同的语言、方言的相同、相异用法进行比较,可以归纳语法化路径,有助于深化汉语语法化的研究。比如,伍莹《普通话和湘语“连”的语法化研究》,孙利萍《两岸华语后置标记“样子”的语用差异及其成因》等。汉语与外语的对比研究,例如:费建华《汉日语经历体标记的对比分析——以“过”和“~たことがある”与时间词的共现为中心》,朱献珑《汉英因果标记语法化的认知对比研究》,赛丽塔那提·哈力克《维吾尔语和日语非第一手信息标记的语法化进程及功能——以维吾尔语的-(X)ptu与日语的-teiru为例》,岩温罕《傣泐语·泰语的三事事件表达》,尹蔚彬《“做”义轻动词的功能和语法化特点——以羌语支语言为例》,须军《语法化视阈下的汉日体貌形式比较研究——以“V着”和「Vテイル」为中心》等。

  比较方法的运用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建立的。例如:朱梦娜、罗思明《英语than连—介转变历时研究》,芦悦《英语主要情态动词语法化现象研究》,刘曼《论证据性情态的边缘表达形式——以「様子だ」为分析对象》等所针对外语语法化的研究。此外,还有针对少数民族语语法化的研究,例如:木再帕尔《维吾尔语名词与人称、格成分的语法化》,秦平《锡伯语动词sindambi“放”的语法化过程探析》等。

  语法化研究与相关的其他语言现象也可并列研究。例如:梁吉平《“抑”的语法化与去语法化》、刘瑾、杨旭《论构式化的基本特征》、吴德新《“用不着”的语法化及其主观化》、龚波《先秦同源多功能语法形式“若”“如”考察——从语义地图和语法化的角度》、玄玥《话语标记“当然”的语法化》,周红《对叠框架“X来X去”的语法化和修辞化》等分别将语法化与去语法化、构式化、词汇化、主观化、语义图、标记化、修辞化等语言演化理论相结合进行论述。

  此外,汉语语法化年度研究中还呈现出断代研究,如焦一和《上古汉语的时间副词“既”》和崔云忠《魏晋南北朝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特点及原因》;专书个案研究,如熊晨晨《〈左传〉中“以”字用法研究综述——兼谈“以”字的语法化及其结构的词汇化现象》;综述性研究,如钟茜韵《话语标记语演变的理论之争:现状与评价》、曹爽《不同理论观照下的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概略》、朱磊《新兴程度副词及其功能拓展研究综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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