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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研究70年

作者:谢留文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9-12-17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四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副主任谢留文研究员。

第四章 汉语方言研究70年 

第一节 汉语方言学的初创期(1928—1949)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方言的差别。汉语方言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不过汉语方言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出现,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

  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为标志,以赵元任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建立起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范式。赵元任根据《切韵》系统设计了《方言调查表格》,根据这个表格记录方言,可以很快得出方言和中古音的对应条例,方言古今演变的要点。《方言调查表格》经过不断修订调整,成为后来的《方言调查字表》,一直为汉语方言工作者普遍使用。赵元任还创造了五度制标调法,用来标写方言声调的相对音高,这种标调法后来一直成为汉语方言声调描写中最普遍使用的方法。

  从1928到1946年近20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方言调查报告。比较重要的有:

  一、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科学出版社)是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用国际音标记音,通过田野实地调查完成的汉语方言学著作。该书记音准确,语音分析细致深入,审音严谨,是这一时期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二、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著《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是第一部对一个省的方言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的著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篇幅最大的方言调查报告,该书对后来的方言调查和方言调查报告的编写都有重要的影响。

  三、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6、66、82)

  此外还有陶燠民《闽音研究》(1930历史语言研究所增刊第一本第4分册,科学出版社1956年再版),罗常培《厦门音系》(1931年出版,科学出版社1956年再版)和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科学出版社1956年再版)

  这一时期的汉语方言调查总的来看,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积累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材料,对汉语方言的类别和特点开始有了一个虽属初步但比较明确的认识,很多的著作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方言论著大多以语音调查为主,用国际音标记音,所用的调查整理归纳汉语方言语音的方法以及为方言调查设计的调查表格等,至今仍然为国内外汉语方言工作者所采用。这一时期从事汉语方言调查的专业学术机构只限于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也非常少,汉语方言这一学科仍属于初创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汉语方言学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专业化期(1950—1978)、繁荣发展期(1979—2004)、多元化期(2005至今)

第二节 汉语方言学的专业化期(1950—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1954年设立方言组,由丁声树和李荣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语言所还创办了《中国语文》(1952)和《语言研究》(1956—1959)两种学术刊物,刊载包括方言在内的语言学论文。专业学术机构的建立和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为新中国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准备了条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语文政策的贯彻执行,尤其是为了更有效地在全国推广普通话,迫切需要对全国的汉语方言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开始受到普遍的重视。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通过决议,建议“在两年内完成汉语方言初步普查的计划”。1956年制订的《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提出汉语方言调查是汉语研究的三个中心问题之一,并且指出首先要进行方言普查。1956年3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方言普查的主要任务是初步调查全国汉语方言的语音状况。为了配合这次普查,1956年,在胡乔木同志的提议下,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训练班,训练各地高校调查方言的人员。语言研究所根据赵元任的《方言调查表格》修订编制了《方言调查字表》(1955),编写了《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方言调查简表》(1956),《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1958),出版了李荣为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编写的《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由丁声树撰文,李荣制表的《汉语音韵讲义》是这次训练班的主要教材,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方言音韵方面不可替代的权威著作。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汉语方言学”课程,培养学生调查方言的知识和能力。这些都为汉语方言普查做了人员和业务上的准备。

  从1956年起,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在全国汉语方言地区全面展开。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以一个市、一个县为调查点,共完成了全国各地2298个方言点中1849个点的方言普查工作。普查面之广,规模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普查的基础上,先后编写出近1200种调查报告、300余种普通话学话手册、20余种各省区的方言概况(计有河北、山东、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福建、广东、广西)。后来公开出版的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四川方言音系》(1960)、《河北方言概况》(1961)、《安徽方言概况》(1962)。其中《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学术质量较高,是反映方言普查成果的代表性著作。另外,1959年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言文字研究所调查了河北省150多个市县的方言词汇,编写了《河北方言词汇》(1996年以李行健编《河北方言词汇编》为名出版),这是方言普查中唯一的专门以记录词汇为目的的调查工作。

  方言普查积累了丰富的方言材料,增加了方言工作者对汉语方言的全面认识。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的培训和方言普查的实际锻炼,培养了大量具有调查经验的方言工作者,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为后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在全国普遍开展,汉语方言学的日后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方言普查工作进行的同时,对汉语方言个别地点的深入调查也取得了重要成绩。1959年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在丁声树、李荣带领下对昌黎县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其成果就是由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的《昌黎方言志》(1960)。《昌黎方言志》第一次对一个县的方言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点达193个,对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严格、深入、细致的调查,材料丰富,注意对语言结构的细致分析。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的第一部方言志,它吸收了过去几十年汉语方言调查的经验,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此前同类著作。同时,对昌黎方言的调查,也为后来的方言调查积累了有益的集体工作经验。

  这一时期还陆续出版了综合介绍汉语方言的专著和方言字音、词汇的材料集,如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1960),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音字汇》(1962)、《汉语方言词汇》(1964),长期以来在海内外汉语学界有着很大影响。

  《汉语方言概要》介绍了汉语7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的形成历史,语音、词汇、语法特点,对汉语方言的历史发展,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关系都做了简要论述,基本上反映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

  《汉语方音字汇》收录17个代表点2722个字的读音,《汉语方言词汇》收录18个代表点的905条词语,都用国际音标记音,采取表格形式,在普通话的字目、词目下排列字音和词语,供比较研究之用。这两部字音和词汇的材料集在80年代由王福堂主持进行修订,分别于1989、1995年出版第2版。两书都统一为相同的20个方言点,分别是: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武汉、成都、合肥、扬州(以上官话方言),苏州、温州(以上吴方言),长沙、双峰(以上湘方言),南昌(赣方言),梅县(客方言),广州、阳江(以上粤方言),厦门、潮州、福州、建瓯(以上闽方言)。字音和词语都有所增加。这两部材料集为了解汉语各大方言语音和词汇的异同,开展汉语语音和词汇的比较研究,语音的古今演变研究,汉语规范化等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此外,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方言调查研究的论文,如王福堂《绍兴话记音》(1959),詹伯慧《潮州方言》(1959),郑张尚芳《温州音系》(1964)、《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1964),李荣《温岭方言语音分析》(1966)等等。从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学者,海外华裔学者以及欧州、美国、日本的一些语言学家也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如赵元任《台山语料》(1951),杨时逢《台湾桃园客家方言》(1957)、《台湾美浓客家方言》(1971),董同龢《厦门方言的音韵》(1951)、《四个闽南方言》(1959),丁邦新《如皋方言的音韵》(1966),余蔼芹《粤方言研究》(卷一)(1972),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研究》(1972),易家乐(法)《中山隆都方言》(1956),包拟古(美)《厦门方言》(1958),罗杰瑞(美)《福建建阳方言》(1969),桥本万太郎(日)《海南文昌方言》(1960)、《客家话基础语汇集》(1972)、《客家方言》(1973),张贤豹《海口方言》(1976)等等。

  50—60年代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比以前有所进步,有所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来看还是以语音调查和描写为主,词汇和语法调查还很薄弱。丁声树在《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1961)中指出,要在普查的基础上继续深入,逐步提高,在继续注意语音的同时,要以词汇、语法为重点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也制订了相应的科研规划。可是由于“文革”的原因,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在随后的十几年中并没有能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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