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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摘要

作者:苗兴伟、穆军芳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7-04-12

  “批评话语分析”发端于Fowler等人(1979)所倡导的“批评语言学”。为了弥补批评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Fairclough(1989)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概念。与批评语言学相比,批评话语分析的显著特点是把话语与社会权力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问题的相应策略。Fairclough等(2011: 360)和van Dijk(1993: 251)都曾指出,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和语言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Fairclough和Gramham(2002)把马克思称为批评话语分析学家,因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批评话语分析。

  1.语言的社会实践观

  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Marx & Engels 1978:128)认为,“语言是为他人而存在的实践性意识,这也是其自身存在的原因,语言只是在出于某种必要与他人进行交际时才产生”。这与Wodak和van Dijk关于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认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Wodak(1996:15)认为,把话语描述为社会实践,暗含了特殊的话语事件和构成这一话语事件的情况、机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van Dijk(2014:12)把话语定义为“社会中社会交际的一种形式,同时是社会认知的表达和再生产”,话语与社会并没有直接联系,二者要通过知识群体的社会共享知识得以体现。

  受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影响,批评话语分析学家意识到语言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话语既塑造社会又由社会塑造的辩证观点。批评话语分析把话语看作社会实践,不仅仅简单地分析语篇或者表达和理解的过程,而是分析语篇、过程及其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注重对社会实践中特殊领域的分析。

  2.语言的意识形态论

  “意识形态”一词由法国哲学家特斯杜·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796年首次提出。然而直到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意识形态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哲学命题和科学的指导理论。批评话语分析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基本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传统,同时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Gramsci(转引自Forgacs1988)认识到意识形态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该理论阐释了“权力关系是怎样限制和控制话语实践的生成性和创造性,以及话语实践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是如何组合成文化霸权的”。文化霸权理论与Fairclough(1992: 91-92)所提出的话语结构和话语事件的辩证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Althusser(1971)进一步地发展了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通过对主体的“设问”(interpellation)将人定位为社会主体。在对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 Fairclough(1992)认为,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具备“自然化”意识形态的能力,并使其变成一种貌似意识形态之外的“常识”而为人们所接受。

  Habermas(1971)提出了“理想的言语情景”,指的是不包括任何权力关系的理性话语。Wodak提出的“话语-历史”法一直以来都把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看作是其批评立场的基础,特别关注对于语篇产生历史背景的分析,主张把话语放到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认同Habermas(1977: 259)把语言看作是支配和社会权势的媒介。

  Volosinov(1973)首次提出了意识形态的语言学理论,该理论强调了文本的对话性,任何文本都明显地或者隐含地与其它文本发生对话,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效应。van Dijk(1998)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意识形态观,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表征,不仅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自己的观念,还可以改变别人的见解。

  由此可见,批评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观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如文化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想的言语情景等,又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提出了更好地为批评话语分析服务的意识形态观。

  3.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方法论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仅是分析语篇,而是批评。批评话语分析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特别是Habermas的社会批判理论,对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批评话语分析与批判理论一样,都是致力于输出和传递批判性的知识,促使人类通过自我反省从各种形式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因此,二者都以带来“启蒙与解放”为目标。Fairclough(2001: 230)认为,“批评”有两个含义。首先,批评试图洞悉语言与其他社会生活成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很晦涩,涉及语言在权力与支配等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语言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在语言和符号方面进行的个体和社会身份的磋商。其次,批评致力于进步性的社会变革,具有解放性的知识兴趣。早期的批评语言学家(Fowler et al. 1979;Kress & Hodge 1979)认为,语言使用会导致对社会事件的蒙蔽,只有通过系统的语言分析才能消除蒙蔽。除此之外,批评还意味着批评者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要自我反思,也就是说批评实践要反映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和利益。洛克(Locke 2004: 27-39)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批评”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含义:批评是对隐含意义的揭示;批评实践是自我反思;批评实践具有社会变革的性质。这三个方面也是对批评话语分析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4.批评话语分析的辩证方法论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对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在经济、政治和历史分析中践行的辩证的话语观对批评话语分析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Fairclough & Graham 2002)。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论不仅体现于早期的批评语言学研究中,而且更为突出地体现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践中。Fairclough的“辩证—关系”法(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把符号看作是社会过程的一个要素,这一要素与其他要素具有辩证关系(Fairclough 2009: 163)。Wodak的“话语-—历史”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认为,特定的话语实践和话语实践所处的具体行为领域(包括情景、机构框架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辩证关系。van Dijk的“社会-—认知”法(Socio-cognitive Approach)认为,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是通过社会认知联系起来的,语言使用者在生产和理解话语的过程中,社会认知与话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分别建立起了双向的辩证关系。

  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权力的滥用、支配、不平等和歧视等问题。在方法论上,批评话语分析遵循了辩证的话语观,强调话语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社会实践塑造并影响了话语,话语又同时构成了社会实践。这种辩证方法论在具体的批评话语分析中体现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

  5.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批评话语分析的操作指南。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而言,语言的社会实践观把话语看作是社会实践,语言的意识形态论把意识形态视为遮蔽现实关系的手段,并把语言符号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表现。就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言,马克思的批评方法论致力于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促使人类通过自我反省从各种形式的支配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论坚持话语既塑造社会又由社会塑造的辨证观点,使批评话语分析在具体的操作中表现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为批评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引用文献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Polity Press. 

  Fairclough, N. 2001.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M. Wetherell, S. Taylor, and S. Yates, (eds.), Discourse as Data: A Guide to Analysis. London: Sage. Pp. 229-266.  

  Fairclough, N., J. Mulderrig, and R. Wodak. 2011.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Pp. 357-378. 

  Fairclough, N. and P. W. Graham. 2002. Marx a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t: The genesis of a critical method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critique of global capital. Estudios de Sociolinguistica 3, 1: 185-229. 

  Forgacs D. 1988. A Gramsci Reader.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Fowler, R., G. Kress, R. Hodge, and T. Trew.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Habermas, J. 1977.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Suhrkamp. 

  Kress, G. and R. Hodge. 1979. Language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Locke, T.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van Dijk, T. A.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4, 2: 249-283. 

  van Dijk, T. A. 1998.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mdon: Sage. 

  van Dijk, T. A. 2014.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osinov, V. I.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dak, R. 1996. Disorders of Discourse. London: Longman. 

    原文刊于《当代语言学》2016年第4期

  第一作者简介

  苗兴伟,1967年生,山东沂源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语用学、文体学和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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