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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歧路灯〉看官话中“叫”表处置的现象》摘要

作者:黄晓雪、贺学贵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7-06-05

  河南、山东、安徽北部等官话区有用“叫”做处置标记的,它们作真正意义上的处置标记的时间并不长。处置式可分为不同的语义类型。吴福祥(2003)把处置式分为狭义处置式、广义处置式和致使义处置式三类。“将”和“把”能构成三种处置式[1], 广义处置式和狭义处置式早出,致使义处置式晚出。[2] 与“将”“把”不同,“叫”是先有致使义处置式,然后才有广义处置式和狭义处置式,其出现次序与“将”“把”正好相反。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河南用“叫”作处置标记的有叶县、鲁山、商丘、许昌、[3] 襄城、周口、项城、驻马店、信阳、固始,山东有郯城、枣庄,安徽有蒙城,湖北有襄樊、丹江。这些方言的“叫”字可以构成上述三种类型的处置式,下面是叶县话的例子:(一)狭义处置式如“风叫树刮倒了”;(二)广义处置式,如“他叫碗儿搁(到)桌儿上了。(处置到) | 她叫新衣裳卖给人家了。(处置给) | 她叫棉花纺了线。(处置作)”;(三)致使义处置式,如“这个事儿叫我急蒙了”。  

  我们认为,使役动词“叫”首先是在致使义使役句中发展为处置标记的。《歧路灯》里用“把”做处置标记。其中有一类是致使义处置式:  

  (1) 这小福儿半夜到家,竟像死人一般,几乎把我吓死。(18回)  

  (2) 方才梦见某人有遭厄的事,我急的生法救他,把我急醒了。(82回)

  (3) 听的周小川一言,吓的我把魂都没了。(49回)

  (4) 只因做生日,把一个小学生吃得酒醉了,只像醉死一般。(8回)

  (5) 家中欠人家些行息银子,把俺哥急的了不成。(40回)  

  (6) 把绍闻喜得直是心醉。(35回)

  (7) 猛的见谭绍闻吊在粱上,把德喜儿早吓的掉了魂。(59回) 

  (8) 把王氏笑的眼儿都没缝儿,忍不住拉到怀里叫乖乖,叫亲亲。(28回)  

  这些句子的基本形式是“NP1,把+NP2+VP”。NP1与“把+NP2+VP”是导因和结果关系,NP1是因,“把+NP2+VP”是果。致使义处置式中“所说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蒋绍愚 1999),有时表示导因的成分不出现在句法层面,但可以由语境领会,如例(6)。这类句子中,NP1是表导因的事件,“把+NP2+VP”表示的事件没有一个主使者,即不是某人“有意”造成的,具有[事主使]、[非有意]特征。  

  根据Hopper & Thompson(1980)提出的动词及物性理论,例(1)-(8)均表示已实现的事件,带有肯定语气,具有[实然]、[肯定]特征;VP通常只有一个参与者NP2(NP2是VP的当事),是NP2无意发出的动作行为,由包含使动义的变化动词(包括形容词)、动结式或状态补语结构充任,且都表某一次具体的、有某种结果的事件,具有[一个参与者]、[有界]、[瞬时]、[非自主]、[弱施动性]、[非受事性]、[较弱的动作性]等特征。  

  《歧路灯》里,有一类“NP1,叫+NP2+VP”型的致使义“叫”字句,与上述致使义“把”字句平行。例如: 

  (9) 你们去了一干人,就叫俺孩子喝的这样光景。(17回) | 说到与先父相与两个字,倒叫我羞了。(5回) |你上那里去?叫我等死了。(70回) |到明日你要不去,叫我羞的死。(同上)  

  例(9)与致使义“把”字句有相似之处:NP1表示导因的事件,“叫+NP2+VP”表示结果。这类致使义“叫”字句在语义、句法结构以及及物性程度上与上述致使义“把”字句极为相似,“叫”用“把”替换没有什么不可以。这表明《歧路灯》里“叫”和“把”已经出现了混用情况。  

  但是,并不是所有“NP1,叫+NP2+VP”型的致使义“叫”字句都能分析为致使义“把”字句。使役结构可分为使役用法和致使用法两类,致使用法又可分为“有意致使用法”、“无意致使用法”和“描述性致使用法”三种类型。只有“无意致使用法”的使役结构才有可能发展为致使义处置式。致使义的“NP1,叫+NP2+VP”结构能否分析为致使义处置式跟两个方面的条件有关:  

  一是NP1与“叫+NP2+VP”之间的语义关系,即要求NP1是表导因的事件,且“叫+NP2+VP”表示的致使事件没有一个主使者,即具有[事主使]、[非有意]特征。有意致使义“叫”字句的[人主使]、[有意]特征与这一条件不合,不能理解为致使义处置式。  

  二是与VP的及物性程度有关,即要求VP具有[一个参与者]、[有界]、[瞬时]、[非自主]、[弱施动性]、[非受事性]、[较弱的动作性]、[肯定]、[实然]等特征。描述性致使使役结构中,其VP具有[无界]、[非瞬时]等特征,这与致使义处置式中VP的及物性特征不同。  

  我们认为,“叫”字用于广义处置式和狭义处置式主要是功能扩展的结果。如上所述,《歧路灯》中“叫”和“把”在致使义处置式中出现了混用情况,受处置标记“把”的影响,“叫”的功能有可能逐步扩展到广义处置式和狭义处置式。一般来说,广义处置式和狭义处置式具有高及物性,因此,“叫”后NP和VP位置上的成分的多样化也会对“叫”的功能扩展发挥作用。就“叫”后的VP而言,经历了由不及物到及物的演变,就“叫”后的NP而言,经历了由当事到受事的演变。  

  “叫”由使役动词演变为处置标记经历了先用于致使义处置式,后功能扩展到狭义处置式的过程。“叫”由使役动词演变为处置标记至少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使役动词“叫”的高频使用,二是受方言中原有的处置式的影响。使役动词“叫”的高频使用使得它的功能可以扩展为表示致使义,一部分无意致使义“叫”字句可理解为致使义处置式,“叫”字用于无意致使义处置式是使役动词演变为处置标记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用“叫”作处置标记的方言大都同时拥有另一个处置标记“把”。“把”字句是官话中使用很普遍、很发达的一种句式。有些方言如湖北襄樊话、山东郯城话和河南鲁山话,处置标记既用“把”又用“叫”(鲁山话用“把”已很少见),但河南叶县、固始、许昌等地方言及安徽蒙城话的处置标记只用“叫”,不用“把”,这是处置标记“叫”频繁使用后导致了先前的处置标记“把”的消失。

  

附注 

  [1] “以”是最早出现的处置标记,先秦已见用例。“以”字处置式都是广义处置式。“持”“取”“捉”等也曾用为处置标记,但都只能构成广义处置式和狭义处置式。    

  [2] “将”字狭义处置式魏晋南北朝已有用例,“把”字狭义处置式见于入唐以后的文献;致使义处置式大约产生于晚唐五代。  

  [3] 许昌话除用“叫”外,还可以用“让”。  

  

主要参考文献 

  蒋绍愚 1999 《〈元曲选〉中的“把”字句——把字句再论》,《语言研究》第1期。    

  Hopper, Paul J. &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Vol. 56: 251-299. ​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6年第6期

  
第一作者简介

  黄晓雪,女,安徽宿松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语法、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出版专著《宿松方言语法研究》,在《中国语文》《方言》、《语言研究》《汉语学报》《语文研究》《中国语文研究》和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获“浙江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奖”1项、“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1项和“浙江省社科联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2项;主持教育部和浙江省社科项目各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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