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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耘:对统一标准划分方言的反思(摘要)

作者:麦耘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7-09-01

  1. 从平话说起

  学界习惯于为汉语方言寻找统一的划分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全浊音的今读类型。

  论者主张平话自为一个大方言区(包括粤语勾漏片),其区别于粤语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特征,就是古全浊声母塞音今读清不送气。

  但平话的桂南、桂北两片音系差别很大。桂南平话的音系大同于粤语,而桂北平话完全两样,内部差异也很大。仅凭古全浊今塞音不送气一条标准来建立“平话”方言,实难信人。

  论者认为古代岭南西部存在一个内部一致的平话方言,虽因外方言入侵桂北而使其他特征变得模糊,但古全浊音今读的类型保留下来了。本文则认为是外方言入侵之后,在古全浊音读法这一点上被本地方言所同化。

  2. 关于“浊音标准”

  论者还进一步认为,只根据古全浊音今读类型这一条标准(“浊音标准”)就可以定义所有汉语大方言区。

  真正的分类标准应是对内周遍,对外排他的特征。但“浊音标准”做不到,大多数大方言区的古全浊音今读类型都不是单一的,如粤语和湘语。

  “浊音标准论”是利用了根据多项语言特征互相参照而得出的方言划分现有成果,发现古全浊音今读的差异多能与之大致吻合;刨去例外之后,与现行方言分区的对应相当整齐,显得直观、简单。再反过来拿它作为标准来分类,会感觉高效实用、易于操作,如此而已。

  这是为已划分好的各方言的主体或核心部分找出的最简特征,而非在未完成的研究中需做划分方言的工作时,需要为某方言定归属时,可作决断或释疑的标准。归纳最简特征无可非议,但一旦定为标准,就易引起误会,以为真的靠它就能划分方言及论定方言系属。

  在粤语和平话这种四声都分阴阳的方言里,声调阴阳是区分古清浊音节的特征,声母读法是羡馀特征,不应视为方言分区的重要标准。有不少方言也近似,如湘语。

  本文假设:古代“全浊音”作为一个音位有不同的地域变体,主要为气声/弛声,有强有弱,也可能有常态浊声。这些变体的具体音值对一个方言来说固非区别性特征,在不同方言之间也不构成音位系统差异。它在后代变送气与否,不一定与当时的方言分界对应,也不一定是后代方言分化的节点。是以古全浊音演变未必总能作为方言分化的重要历史条件。

  3. 从全浊音今读角度论粤语、平话及诸全浊送气方言

  可以从强势方言对弱势方言的覆盖/推平、区域聚变、平行创新/平行演化的角度讨论几个方言在古全浊音今读方面的关系。

  粤语和桂南平话都来自早期岭南汉语,推测其全浊音是弱弛声或常态浊声,唐末以后分化出来,全浊清化读不送气是其本来的类型。现代粤语广府片等平上送气、去入不送气类型,是岭南东部地区在宋代受通语影响的结果,而岭南西部的桂南平话-勾漏片则保持早期全浊音不分两类的格局。

  桂北原属岭南汉语区,历史上陆续有外地方言进入,与岭南汉语共处,在桂北形成一个方言聚变区域。不论外来方言的全浊音原本读什么,到此地后受强势的岭南汉语渗透,成为弱弛声或常态浊声,后来以塞音不送气模式清化。

  中原汉语全浊音在宋初依声调条件分化为强、弱气声两类音位变体,后分别转变为塞音送气与否。但官话区内不少地区没有分化,塞音后来一律变送气。这个层次后来被中原汉语的上述创新所覆盖、推平,只留下部分白读音(如西北一些方言)。

  客赣方言在中古时期南迁之后,与中原汉语逐渐拉开距离,全浊塞音也没分化为两类,清化后塞音全读送气。

  古全浊音的读法在西北部分方言受通语影响不彻底,在客赣方言则没受影响,两者的这个相似点是一个存古特征——全浊音不分两类,这并不表明它们同属于与中原汉语分化后产生的那一支方言。后来两者全浊塞音演化路径相同,是基于相同的普适性理据的平行创新,并非谱系意义上的共享创新。

  泰如方言音系总体上接近吴语,其古全浊音今读送气,应是来自吴语式气声的强化变体。其与西北部分方言白读层及客赣方言的今读相同,也出于平行的、音理相同的自然演化。

  4. 论统一标准不存在

  探讨分区的条件或标准,基本上是在寻找现代各方言的共时类型与历史上各方言的不同分化类型之间的契合点。对方言的划分及其条件,应有利于对方言分化过程及发展历史的理解。

  古音类变化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一般只能以通语为参照,但无法断定方言与通语某一音类发生音变的年代一定相同。逻辑上不能说方言古全浊音今读类型的差异跟通语的浊音清化并分送气与否同时形成,更不能说由此造成方言分化。

  对内周遍、对外排他的绝对标准实际上并不存在。想在同一个层级上,用统一的标准,把汉语各大方言区一次性地划分开来,是不现实的。

  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历史。各方言存古程度不同,分化年代有先后;而导致分化的语言创新内容,每个方言也都是独特的,即使有时在不同方言上偶合,也不在同一层级上。各方言的历史分化类型不会集中在一点或某几点上。应当根据各方言的具体情况,分别找寻适用于不同方言的分化条件。
  方言分化可以有两种模式:

  模式I是一次性地、按一个或一组条件,从祖语同时分化出各方言,即各方言分化的年代节点和创新节点是同一的;模式II是分层级多次分化,不同层级上有不同的分化条件,即各方言的分化各有其年代节点和创新节点。

  汉语方言分化的历史过程更多地是遵循模式II。对汉语各大方言区不应、也不能在同一平面、同一层级上,一刀切地加以分割。简单化地定出一个或一组统一的、固定的、适用面宽的标准,作为对各方言区的划分都具有同样高效度的工具,等于说是在同一年代、根据同一条件从汉语“祖语”一下子分化出汉语各大方言来。据此描述汉语方言的分化谱系树,以及定义各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难免扭曲历史和现实。即使真能找到这样的“标准”,得到表面看起来整齐划一、干净利索的分区结果,也并不反映各方言的本质,不能复原真实的汉语方言分化史和发展史。我们需要多层级的、动态的、有历史纵深的、能表现复杂的分化条件的分类方法,尽管这种方法会麻烦而低效。

  总而言之,并不存在可用以划分汉语大方言区的统一标准。划分汉语各方言不但不能用“浊音标准”、不能用单一标准,而且不能用任何统一的标准。

  本文在结尾画了一个暂拟的、简化的汉语方言分化示意图,以图解本文作者对汉语方言“分化年代分层级”、“分化创新各不同”的大致假设。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麦耘,1953年出生于广州。1982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1985年同校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85—2003年先后任职于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和中文系。2003年至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方言》期刊主编。中国语言学会理事(1996年起),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2013年起)。

  主要研究汉语语音史和汉语方言。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教材《音韵学概论》(2009)、个人论文集《音韵与方言研究》(1995)和《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麦耘卷》(20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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