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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保亚 张婷:对立的充分性和最大对立环境

——从兰银官话的四声调说起

作者:陈保亚 张婷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8-05-08

  一. 引言

  通常人们认为兰银官话是三声调语言,甚至部分方言点是两声调,其中大多数方言点的声调在读单字音时为三个声调而连读(包括后字轻声)时为四个声调。这是采用单字音定调类的方法,定出三个调或两个调,然后在连读中解释说有四个调或三个调,或者说有声调分化或有声调复原,但连读中的对立或复原是如何形成的,很难解释,因为这些对立或连读变化往往是没有条件的,而我们通常所说的连读变调,是有条件的,比如普通话两字组的上声变调,条件是后字为上声。

  二. 最大对立环境和兰银官话声调

  一般人们都把单字调作为本调,双字组中的不同读音作为变调。但从音位归纳的程序看,对立才是根本的初始概念。两个语素或两个字尽管在某些位置有相同的语音表现,但只要有一处语音表现有对立,就应该构成不同的语素音形。对立时的语音表现可以作为基本音形。(陈保亚,2007;2009)

  以平罗方言为例,其两字组连读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其中后字为非去声时,前字上声读作[53]调;后字为去声时,前字上声读作[35]调:

表1 平罗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表

  容易看出,平罗方言的两字组在后字是去声时,上声和其他调出现了对立,据此确定平罗方言四个声调的最大对立环境是去声前,即在去声前,形成了四声的四个对立,调值也可根据最大对立环境来确定:

表2 平罗声调最大对立环境

  根据对立原则,平罗方言声调为阴平[44],阳平[53],上声[35],去声[13]。其中上声字单念为[53]调。

  音位归纳的程序必须找出最大对立环境。最大对立环境不一定只在单字环境中,双字组、多字组都是需要考虑的对立环境。单字环境只是对立环境中的一种。调值的确定也以最大对立环境中的调值为准。如果以单字调的读音或某个较小对立环境的读音为声调的代表性调值,这些调值就不能体现对立。有些较小的对立环境,调值有特殊的表现,这些调值可作为声调的变体来处理。

  由于这些单字中声调归并的字在字组中存在对立,最大对立环境就不是单字而是字组。兰银官话的字组中存在相同环境下四个调的对立。有些方言点字组中归并也开始形成,以变异的方式显示出来,但另一些变异还保留了对立,比如表3中同心方言点显示双字组中阳平和上声作前字已经开始合并,但在有些变异中[53]和[35]的对立还存在,因此阳平和上声的对立还没有消失,仍然保留了四个调痕迹。有些是在轻声前形成最大对立环境,这也是确定调类数的依据。如乌鲁木齐、中宁的最大对立环境都是在轻声前。

表3  兰银官话部分方言单字调及其连读举例

  ①资料来源于《同心方言研究》(张安生,2006)。

  ② 资料来源于《乌鲁木齐方言词典》(1995)。

  ③资料来源于《中宁县方言志》(1989)。

  三. 对立的充分性

  确定兰银官话有四个调,所依据的原则是最大对立环境,即只要在某个环境发现了数量最多的且不可推导的对立音高,这个数量就应该是调类的数量。调值也可根据最大对立环境确定。这里的实质是坚持对立原则。一般地说,如果语素A有两个不同的音高表现A1和A2,调类归纳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两种:

 

  ●①基于语音条件的变调原则:

  A:A+B→A1B,A+C→A2C

  这时说A是一个调,因为A1和A2的不同读法有不同的B条件和C条件可解释,即A在B条件下读A1,在C条件下读A2。北京话连上变调就是这种情况。

 

  ●②没有语音条件的对立原则:

  A:A+B→A1B,A+B→A2B

  这时说A是两个调,因为A1和A2的不同音高表现没有条件可解释。如果不采取这种解释,就会违背历史语言学的音变规律原则。这里的条件B可以为零,就形成单字音的对立,所以我们说  单字音的对立是一种特殊情况。

  四. 结论

  结合上述材料和基本原则,本文认为依据单字定调的原则具有不充分性,如果依据单字音把兰银官话处理成三个调甚至两个调,就会违背音位对立原则和音变规律原则。

  其实对于具体现象的分析,研究兰银官话的学者都观察到了上声在连调中保留独立的读音,但都没有从原则上加以分析,仍然坚持单字定调而不是充分对立原则。当人们说某一声调在“连读变调”中有某一调值,就会在音系上形成一种不全面的认识:单字中的声调为本调,双字组中声调为变调。音位的本质仍然是对立,由于连调中的声调保留了和其他声调的对立,所以连调中的声调形式还没有归并到其他声调中。

  语言调查中应该坚持对立的充分性原则,找到最大对立环境,确定调类,而不仅仅是观察局部对立。兰银官话中,由于双字组中的声调的对立数多于单字声调的对立数,因此,双字组中声调的对立是兰银官话定调的依据,单字音条件下声调先产生了合并。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陈保亚  2007   语素音形:提取核心语音单位的起点,《语言研究》,第27卷第2期

  陈保亚  2009 《当代语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树俨  1989 《中宁县方言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安生  2006 《同心方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周磊  1995 《乌鲁木齐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有理论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代表著作有《茶马古道研究》(1992,合著)、《语言文化论》(1993)、《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999)、《当代语言学》(2009)、《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2015)。曾两次获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多次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张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汉语方言、理论语言学、对外汉语。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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