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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非凡:汉字和主观词频对接触引发语音变异的影响 ——以新派上海市区方言匣母细音字为例

作者:王非凡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9-11-22

1. 研究背景

  语言接触的定义,简单来说可以认为是特定的语言个体或言语社团同时熟悉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方言。一般把语言演变的动因分为两类: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指语言接触,所以通常术语直接称为“接触引发的变化”(contact-induced change)。但是,当这种接触引发的后果只是反映在共时层面上的变异,还未达到某种可称为变化(change)的结果时,我们则倾向于说成“接触引发的变异”(contact-induced variation)。

  我们主要关心影响此类变异的两个因素:

  (1)汉字:西方学界在对双语者的考察过程中认为,双语者在仅仅看到一种语言的词汇时,他们所掌握的另一种语言相对应的匹配词的音系表征也会同时激活(Dijkstra et. al., 2010)。有理由相信,当在方言调查过程中有汉字出现时,发音人的相应普通话音系也是被激活的。有汉字出现的调查形式(例如读字表、词表、句子等),可能会影响发音人对变式的选择,产出更倾向于受普通话影响的那一类变式。

  (2)词频:变异的分布与动态变化,主要是以词(中的语素)为基本单位的,同样的一个字(语素)在不同的词中变异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在有关词频的研究中,“样本模型”理论(Exemplar-based model,参看Johnson,1997;Pierrehumbert,2001等)认为,在日常言语生活中每听到一个词,就被作为一个经历的样本储存于大脑中,样本频率越高就越占优势地位,由此影响个体的言语产出。

2. 新派上海市区方言匣母细音字

  上海市区方言匣母细音字,如“效”,《上海市区方言志》所记中派读音为ɦiɔ13,与以母细音字“摇”同音。在新派的变异口音中,匣母细音字有两种变异情况:(1)增生擦音,同时声调变为上海话阴去调,读为ɕiɔ34;(2)增生擦音,声调不变,读为ʑiɔ13。而以母细音字则没有发现任何变异。我们认为这种“同音字分化”的现象是和普通话的接触所引发的。

  本文的工作定义:A.不变式:不产生变异;B.全折合式:既增生擦音又有声调变化;C.半折合式:只增生擦音但保留原有声调。

3. 调查设计

  被试选择:
  22名市区方言大学本科生被试(男11女11,平均年龄20.73岁,年龄标准差为2.45)

  被试的来源结构实际上控制了“教育程度”和“年龄”这两个变量。我们并不关心匣母细音字变异所呈现的代际差异,也不关心被试教育程度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调查内容
  共17个匣母细音字,组成了43个目标词语。

  具体流程
  为了考察汉字对变异的影响,我们特地设计了两种不同的调查方法,每位发音人需要参加两次调查。

  第一次,上海话问答调查:全程与发音人用上海话对话,设计让发音人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尽快回答一个尽可能简短的答案,所有的问题都预设了一个调查者预期的目标词,如:“和你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人是你的谁(校友)”;“警方的怀疑对象叫什么?(嫌疑人)”。同时,我们也插入了一些干扰的开放式问题,如:“说出江苏省的三个城市的名字”。

  第二次,读词调查:采用一般的读词表的形式,将第一次调查中所有的目标词让发音人直接用上海话读出来。每个读一遍,不设另外的句子、语篇等形式。两次调查期间原则上间隔了一周的时间左右,主要是为了排除学习效应,避免第一个调查对第二个调查结果的影响。

  词频打分:考虑到上海话并没有现成的口语语料库,因此我们借鉴了Yao和Chang(2016)的做法,请发音人以线上问卷的方式对词频进行主观打分。我们需要发音人同时针对同一个词汇分别在普通话和上海话中的词频进行打分。因此,本研究关心的词频实际上是发音人自我感知的主观词频。

4. 调查结果

  两种不同调查方法的比较
  将两次调查结果进行卡方检验,结果为χ2 (1) = 10.841, p < 0.001。从卡方检验的结果来看,可以初步认为,两种调查方法确实和选择增生擦音与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当被试在问答调查中的结果与读词调查不一致时,从数量上说,更多的人在对话问答调查时选择未增生擦音的保留式,在读词调查中却选择了增生擦音的形式。

  主观词频分析
  为了排除一些被试个人的打分习惯或偏好所带来的差异,主观词频打分都进行了z-score归一化处理。结果如下图:

  总体来看,上海话的主观词频打分整体上是低于普通话的。这和我们目前所知的上海地区语言生态是相符的。从标准差上看,上海话主观词频打分的标准差整体上都要高于普通话打分,可见我们所调查的匣母细音字存在一定的变异基础,正是因为每个人对这个变项的言语经历和知觉各不相同,才导致了用上海话说这些词时产生了不尽相同的变异,有各自的选择。

  在读词调查和对话问答调查两种不同方法的情况下,我们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分别直接两两比较了所有变式的不同语言/方言打分情况。

  在对话问答调查里,我们发现如下现象:不变式:普通话打分高,上海话打分高。全折合式:普通话打分高,上海话打分低。半折合式:普通话打分低,上海话打分低。这样的主观词频打分和变式选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言语经历中听到的上海话越多,样本模型越集聚,越倾向于保留原来上海话的说法,不发生变异。而一旦言语经历中的上海话样本频率偏低,此时就开始产生受普通话影响而引发的变异,变异的选择则依据言语经历中的普通话样本频率。当普通话的样本频率较高时,变异受普通话支配作用明显,导致了完全折合。当普通话样本频率相对没有这么高的时候,样本的支配作用还不够强,因此尽管变异增生了擦音声母,但依旧保留了上海话原有的声调,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妥协形式的半折合式。

  在读词调查里,我们发现,除了同样反映上海话整体打分低于普通话以外,其他的因素之间几乎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变式的选择和主观词频之间基本找不到关联。我们认为,这反映了文字形式本身的干扰作用。在自然口语言语产出中,被试无需太多有意识的操作,最终的变式选择下意识的和主观言语经历产生了相当密切的关联,依据言语经历中特定样本的频率,产出相应的言语。然而一旦遇到有汉字介入的时候,汉字与普通话的密切联系对被试的实际言语产出产生了极强的干扰,使得原本与心理样本之间的关系被打破,呈现出一种混乱的状态,被试的变异选择也变得难以预测。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Dijkstra, Ton, Koji Miwa, Bianca Brummelhuis, Maya Sappelli and Harald Baayen 2010 How cross-language similarity and task demands affect cognate recogni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62: 284–301.

  Johnson, Keith 1997 Speech perception without speaker normalization: An exemplar model. In K. Johnson and J.W. Mullennix (eds.) Talker Variability in Speech Processing.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45-165.

  Pierrehumbert Janet B. 2001 Exemplar dynamics: Word frequency, lenition and contract.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45: 137-158.

  Yao, Yao and Charles B. Chang 2016 On the cognitive basis of contact-induced sound change: Vowel merger reversal in Shanghainese. Language, 2: 433-467.

  作者简介

  王非凡,男,江苏苏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硕士,香港大学言语及听觉科学部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与兴趣方向为实验语音学,言语及听觉科学,方言学及语言变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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