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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傅及斯:“[歹勺]”字新解

作者:傅及斯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21-09-26

  提要 敦煌汉文人名材料中有一个常见的音译词“悉”,其中“”字的音义和来源一直没有很好的解释。高田时雄(2020)考订“”为藏文词汇stag中“tag”的对音,是由“歹(多)”与“勺”反切合音而成的一个字,读端母铎韵。本文认为“”字并非由偏旁反切合音形成,而是藏文字母ཏག(tag)形体“汉字化”的结果。

  敦煌汉文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含有“”的人名,如上悉夕(Дx6036V)、郭悉忠(P.4989)、悉心儿(S.11454C-1)、氾悉力(BD15493)、康悉心(P.3391V-6)、唐悉子(BD649)、彭悉(S.2894V-6)等,此字学界一般释录作“”(有时也录作“的”“约”“殉”),但其音义为何,却是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

  1.“”字反切造字说

  高田时雄(2020)将藏文音译词“悉”与藏文人名中习见的stag(亦译为“悉诺”,意为老虎)一词对应,指出“”是专为记录藏文词“stag”中“tag”这一音节新造的汉字,即“歹(多)[tâ]”+“勺[źiâk]”——“[tâk]”。“歹(多)”《广韵》得何切、歌韵端母,代表反切上字;“勺”市若切、药韵禅母,代表反切下字;两字相切,以一种特殊的造字法构成了“”字。

  高田文将“”与藏文“stag”中“tag”的音节相对应,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笔者对其中大部分观点都十分认同,但有关“”字造字方法一节,仍有不少疑问。将“”看作由“多”与“勺”反切而成的字,虽然读音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始终无法解释写本中“”字从“歹”而不从“多”的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将“歹”还原为“多”再进行合音与文字产生的逻辑不符。

  徐复等先生讨论“歹”字的来源时,曾提出“歹”源于藏文字母的论断,受此启发,我们推测“”的构形理据或许并非来源于声,而是来源于形。

  2.“”为藏文字母“ཏག”的汉字化

  “”不见于后世材料,仅见于敦煌汉文文献中的人名材料,以“悉”为名者在写本中有数十例,其中“”的字形可能经历了两个时期的变化。

  1)早期文献中的“”字从“歹”从“勺”,结构清楚、明晰,如作(S.3287V-1)、(P.2449V-2)、(P.2469V-2)等。除上述规范的书写形式外,写本中还有如(S.11454C-1)、(Дx6036V)等手写变体。

  2)在“”的基础上,“歹”旁的起笔短横脱落写作“夕”,整字成“”形。如(BD15493)、(P.4640V)、(P.4640V)、(P.3753-2)。这一阶段的“”,书手在手写过程中,字形或发生内部类化,出现两个“勺”字并列之形,即写作“”形,如(S.2894V-6)、(P.3391V-6)、(BD9520V-2)、(P.3418V)。

  此外,受手写体影响,“”字从产生以来,便不断出现一些在“”的基础上产生的偏旁结构变形的字例,如(IOL.T.J.915)、(P.2964V-2)、(BD15155)、(S.323)等。

  同时,敦煌藏文材料中,作为人名出现的“stag”有数百例之多。藏文སྟག(stag)中字母ས(sa)为上加字,对音时一般作“悉”或“思”,如吐蕃时期著名的stongsar部落便译作“悉董萨”或“思董萨”。在藏文写本材料中,སྟག有时书写较为规范,如(P.t.1781);有时较为潦草,如(P.t.1491)。连笔书写时,上加字ས(sa)与基字ཏ(ta)会有部分笔画重叠,以(P.t.1089)为例,左上部即上加字ས(sa),左下部即基字ཏ(ta),左侧上部折笔即ས与ཏ共有的笔画,左部形体看上去像是起笔处多一折笔的“歹”字,实际上是由ས与ཏ二字母共同组成的;其中的基字(ཏ),则与汉文材料中“”字的左旁非常接近。同时,སྟག中后加字ག(ga)的形体与汉字偏旁亦有一定的可比性。ག(ga)在实际书写中多以两种形态出现,一种书写较为规范,如(P.t.63)、(P.t.1089);一种书写较为潦草,如(P.t.1329-30)、(P.t.2124)。从形体上看,藏文字母ག(ga)可写作形或形,以汉字偏旁类比,将其看作“勹”“勺”“匀”“勾”“𠃌”等形皆有可能。另一方面,从语音上看,tag所记之音与“勺”的韵部最为相近,时人以“勺”作为偏旁,应该也有读音方面的考虑。这种字形演变的现象,学者称之为汉字的“变形音化”。所以“勺”作为“”字偏旁,兼有形、音两方面的功能。

  3.“”的行用时代及社会背景

  敦煌写本中能确定的时代最早的“”字用例是808年的“论悉夕”“论悉息”(S.3287V-1),其余则都见于9世纪初吐蕃统治时期至10世纪末归义军晚期的文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S.5812《丑年八月令狐大娘诉张鸾侵夺舍宅牒》,这份诉状文书另有一件异本IOL.T.J.915+IOL.T.J.292B《诉张鸾鸾侵夺舍宅牒》,两份文书内容一致,诉状中涉及的吐蕃官员,前者作“论悉诺息”,后者作“论悉”。据岩尾一史(2011:222)考证,这两份诉状的年代为821年,是现在可以考知确切年代的“悉”的较早用例,也是“悉”与“悉诺”作为同名异译出现的重要证据。

  高田文指出以“悉诺”为译名的名字前常冠有“尚”或“论”,多为吐蕃高官之名;而在敦煌汉文人名材料中,“悉”前除了少部分冠有“尚/上”和“论”(早期文书)外,其他大部分都冠有汉姓,如“唐悉子、王悉子、唐悉力、氾悉忠”等。“汉姓+藏名”这样的组合,他们可能是会藏文的汉人,也可能是会汉语的藏人,不论哪种情况,都表明当时敦煌社会汉藏双语化的程度相当高。

  4.“歹”来源于藏文字母“ཏ”

  徐复(1944、1950)最早提出汉语中“歹”字来源于藏文字母ཏ(ta)这一观点,并详细论证了其在汉语世界中具体的产生过程及流传情况。具体而言,“歹”字是蒙古时期蕃僧造来记录人名、地名等的记音字,如元刊本《南村辍耕录》卷一有“扎剌儿”“忽神忙兀”“瓮吉剌”“别剌”等,其中的“歹”字但取译音,并无其他意义。他认为“歹”的出现可能与蒙古新字有关,其形体本于藏文字母ཏ。又,宋代记录蒙古语异心及恶逆之“䚟”,在元代亦借作“歹”,“书汉文之体作䚟,藏人书以藏文之体作歹,形体虽异,语源则通”。其后汉人不知“歹”字本义,袭用为不好之通称。

  既然藏文字母ཏ能变形作“歹”,那么ཏག汉字化为“”也是极有可能的。从现有材料来看,由于“”字仅见于敦煌地区的藏经洞文献,并不见于字书及后世文献用例,所以我们暂时无法肯定“歹”字的产生是否与“”字直接相关。

  5.结语

  本文所谈的“”字,与徐复等前辈学者所论的“歹”字,都可能是藏文字母“汉字化”的具体例证。长期以来,有关汉字借形于藏文字母的讨论仅有“歹”字一例,“”字不仅为“歹”字源于藏文字母说新增一则例证,而且还将这一现象由“歹”字出现的宋末元初,提前至9世纪初的唐代社会。

  参考文献:

  高田时雄 2020《说“”》,《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十四号。

  蒋冀骋 2003《“歹”见于敦煌文献吗》,《古汉语研究》第4期。

  李思纯 1957《说“歹”》,《江村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载于《史学季刊》1941年第一卷第二期。

  裘锡圭 2013《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土肥义和(编) 2015《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汲古书院。

  徐复 1944《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第40卷22期。

  徐复 1950《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

  岩尾一史 2011《チベット支配初期の敦煌史に关する新史料——IOL Tib J 915 と IOL Tib J 292(B)》,《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傅及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学,目前专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写本整理、敦煌文献中的汉藏语接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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