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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互动语言学的语法研究》介绍

作者:谢心阳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7-03-20

        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对互动中的语法进行研究,成果显著。《语用学》(Pragmatics)杂志2014年第三期特出版专刊——《面向互动语言学的语法研究》(Approaches to Grammar for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专刊由Laury、Etelämäki和Couper-Kuhlen三位学者担任主编,收录了包括三位主编在内的十二位学者的八篇文章(前面有一个导论),希望藉此展现不同语法理论在互动语言学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提供最新的互动语言学观点。

        Laury、Etelämäki和Couper-Kuhlen在导论中对专刊中作者所使用的语法理论进行了梳理,主要包括话语功能语法(Discourse-functional Grammar)、认知语法、构式语法、浮现语法(Emergent Grammar)、在线句法(Online Syntax)和社会行为结构(Social Action Format)等六种。还有两种经常用于互动语言学研究的语法理论:线性单位语法(Linear Unit Grammar)和对话语法(Dialogic Grammar)。下面将简单介绍本文所涉及的六种语法理论,并结合专刊论文的个案研究,介绍进行互动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话语功能语法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当时美国西海岸功能学派对乔姆斯基“句法自治”(autonomy of syntax)观点主导的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回应。话语功能语法受到以布拉格学派为代表的欧洲功能语法学派很大影响,初期建立者也多有美洲土著语言的田野调查经验。话语功能语法研究者多使用大规模语料库寻找高频的语法模式,正如Du Bois(1985)所言:语言使用者说得多的,语法才能编码得好。话语功能语法一方面试图探索传统语法范畴是否在类型各异的语言中存在,并与实际语言使用相关;另一方面试图寻求跨语言语法范畴的存在动因。其解释也兼顾认知和社会互动因素。

        Helasvuo的《寻求语法型式的动因》(Searching for motivations for grammatical patternings)即是在话语功能语法范式下研究互动语言学的论文。作者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芬兰语日常口语中主语隐现的规律和动因。Helasvuo的研究基于芬兰语日常口语,并采用严格实证的研究方法,详细统计主语隐现的频率对比,总结其隐现的典型语境(home environments),并进一步探讨主语隐现的动因。Halesvuo的结论是,在芬兰口语会话中,无论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人称代词主语相对于零主语,都要占绝对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以往的观察有所不同。已有研究认为会话中经济原则是起主导作用的,会话中的人称问题亦应遵循。芬兰语既有人称代词做主语,又有动词的人称标记,即为双重标记(double marking);只使用动词人称标记,则为单独标记(single marking)。按照经济性原则的预测,在会话中只需使用单独标记即可。但是,Helasvuo的统计却与此完全相反。她发现,代词主语省略的典型环境是如问题的答语或是并列动词结构的后半部分这种“复杂结构”,受话人可以从紧邻的语境中很容易地识解所指。而其他情况中,双重标记是占绝对优势的。Helasvuo认为,会话中,所指对象的识解是更为重要的,因而“接受者设计原则”(recipient design)要高于经济性原则;又因为芬兰口语中,代词主语和动词人称标记在语音上都会弱化,双重标记实为增强识解度的有效手段。Helasvuo自己概括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通过系统性的数据分析以总结全局性的模式,通过微观的局部观察以探寻具体动因和解释。

        构式语法创始之初,被视为是应对传统语言学理论中句法和词库分离的一种方法,并将传统研究中处于边缘位置的习语和固定表达作为研究对象。所谓构式,就是形式和意义(用法)的非组合性配对,所产生的是规约化的符号单位,从句法结构角度看,小至单词,大至复句皆可。在构式语法研究者看来,语法就是构式的结构性库藏(inventory)。近年来,构式语法分支较多,比如主张将超越句子层面的形式-意义配对也纳入构式语法体系的话语构式(discourse-based constructions),还有充分考虑诸如语体、语境和序列关系等因素的“扩展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 plus)等。

        Lindström的《话轮位置和语法序列》(On the place of turn and sequence in grammar)将扩展构式语法与位置敏感语法相结合。从扩展构式语法角度来看,研究者需要说明的是一个特定构式生成和识别的限制,这既需要考虑构式内部的句法关系,也需要考虑外部的语境限制。而"位置敏感语法"则是互动分析和结构分析结合的重要成果,即在自然会话中,位置敏感性至少在三个层面作用:话轮内部话轮构建单位(turn-constructional unit)的位置,多话轮范围内话轮构建单位的序列性和话轮自身的序列性。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瑞典语中的动词居首小句,作者总结这类小句可以实现为五类句子:是非问句、接受问句(receipt questions)、条件小句、扩展性陈述句和回应性陈述句。作者认为,这些构式在句法上极为相似,都是一个限定动词处于小句句首;其区别主要在于序列上的不同(sequence differentiation)。此外,就扩展构式语法理论本身而言,其对语境和序列关系的考虑亦是非常必要的。

        与话语功能语法类似,认知语法也是对“句法自治观”的回应,其创立也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认知语法的基本主张是语法的符号性。与本专刊中其他语法理论类似,认知语法也是一种基于用法的研究范式,而其与构式语法尤其相近。但是二者也有一些关键性的区别:构式语法主张语法是一种组配表达式(expression)的生成装置,但是认知语法主张表达式是由语言使用者组配的。第二个关键性区别是:认知语法主张一些基本的语法结构式本质上是完全概念性的;但构式语法认为,在语义结构和音系结构之间还有语法结构,这样就给予了语法独立于语义的地位。第三个区别是:认知语法关注识解的维度和想象化的现象(隐喻、概念空间);但构式语法更关注语法形式,而非语义描写。

        Etelämäki和Visapää的《为何要结合会话分析和认知语法?》(Why ble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with cognitive grammar?)开宗明义,认为应当在互动语言学研究中结合会话分析和认知语法两种研究方法。本文作者认为,我们对认知语法存在误解,认知语法非常清楚地指出,认知并非存在于一种与社会和语境无关的意识中;虽然语法的确存在于互动者的意识中,但是认知却有其固有的社会性,因而语法也便完全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本文作者既将语法看做是一个动态浮现的社会性产物,也将其视为是规约化的互动意义和实践的认知集合。Etelämäki和Visapää认为现有互动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在于,非常缺少对语义现象的描写。这也是作者认为认知语法可以为互动语言学研究提供的。作者选取芬兰语中的指示词和不定式为研究对象,用会话分析和认知语法分别进行分析,并结合两种分析方法的结论。以不定式研究为例,作者发现,自立A-不定式(free-standing A-infinitives)几乎都用在情感义的语境中,用以对之前话轮中相关内容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同时,也使其他会话参与者能够识别这种评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序列语境。从认知语法角度来看,不定式在句法上的无标记性,说明其并未在互动者之间就参与者角色、时间或情态建立任何不对称性,因而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评论事件本身,从而为一种共同的经历和感受提供了可能。此文的意义在于,阐明了认知语法并不与互动语言学的动态语法观相龃龉,这就为认知语法在互动语言学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构式语法虽然是基于用法的,但是却几乎不关注自然会话的语料。因而,互动语言学研究者便提出了“会话构式”(constructions inconversation)的概念。社会行为结构这一概念,是Fox(2007)最先引入的,用以描述英语口语中的“NP looks/is (really) ADJ”结构,这一结构在序列上相对固定,功能上用于称赞。简单而言,社会行为结构就是会话中反复使用的语言型式,因交际需求而出现,固化于日常交际中社会行为的完成。社会行为结构既包括言语形式的,也包括非言语形式的,因而更加接近真实日常互动。

        Couper-Kuhlen的《关于行为,语法告诉了我们什么?》(What does grammar tell us about action?)是基于社会行为结构概念所做的研究。论文研究会话中一类发起类行为(initiating actions),包括要求、提议、建议、主动给予、邀请等行为。作者通过考察行为的提出者和受益者,认为互动参与者会区分提议和主动给予,主动给予和要求,以及要求和建议。基于此,Couper-Kuhlen统计分析了上述五种社会行为所对应的词汇语法形式,但是发现社会行为和语法结构之间并不是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从互动角度来看,语法为互动提供了基础,可以在话轮中较早确立互动参与者对行为的预测,接受者也可以及时确定合适的反馈行为。Couper-Kuhlen认为社会行为结构与构式语法中的构式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却是用于互动中某种特定社会行为的,因而社会行为结构对互动中的行为是一种更为适合的概念框架。

        同样基于社会行为结构进行的研究还有Keisanen和Kärkkäinen的《日常英语互动中褒扬序列的多模态分析》(A multimodal analysis of compliment sequence in everyday English interactions)。本文对英语中的褒扬性话轮进行多模态分析,作者认为,可视化的身体动作、韵律以及语言形式共同构成规律性的会话型式。以褒扬性话轮为例,说话人一般使用“you are (highly) positiveADJ/NP”这样的语法框架和程度副词,在韵律上强化情感语调。此外,说话人总是寻求目光接触,从而期待反馈;而被褒扬者的反馈形式则一般是避免或者打破这种目光接触,从而避免自我表扬。本文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是,语法是否应该包含社会行为结构,从而进一步包含多模态。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说话语功能语法、构式语法和认知语法至少还是承认语言是有语法的,那么基于话语功能语法产生的浮现语法则在这一点上更为激进。Hopper(1987,1998)主张,语法并不是一种稳固的、先设的、独立于说话人的资源,而是在语言使用中不断处于更新和塑造过程的。在线句法与浮现语法的观察的研究,都关注语法的时间性和基于用法的规律。但是,与浮现语法最为激进的分支不同,在线句法还是承认有一个固化的语法层级独立于进行中的言谈。从在线句法角度看,互动参与者需要独立的语法感进行在线的句法分析,从而才能使自己的认知能力在他人面前显现。专刊中有三篇文章都是在浮现语法和在线句法理论背景下进行研究的。

        Auer的《句法结构及其共生客体》(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their symbiotic guests)对类似“I found her so interesting, and also the milieu”的结构进行了反思。传统语法中对“and also the milieu”这种结构,一般都分析为承前省略(analepsis);但是Auer指出,以互动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所谓“省略”就必然对应着“完整”(fullness),但是所谓“完整”的概念在互动自然口语中是很难体现的。更不用说,“省略”是基于对完整结构删减的结构这种观念,对自然口语的产生和理解几无解释力。Auer认为,在较早和稍候的话段之间,有一种叫做结构潜藏(structural latency)的语法特征。基于结构潜藏的概念,Auer认为所谓“省略”的产生原因,源于主句的句法结构在其产生之后仍然处于激活状态,从而为共生的客体句套用这一句法结构成为可能。换言之,先出现的句法单位所激活的句法模式,在一定时间内,对于后句而言仍可使用。结构潜藏在自然口语中十分常见,可以发生在同一说话人的言谈中,也可以跨越话轮存在;虽然所处的互动语境不同,但是其实现方式都是相同的,这也是语法独立于用法存在的证明(尽管Auer所说的句法是超越句子层面的)。

        Laury和Ono的《语法的有限性》(The limits of grammar)以芬兰语和日语中的小句并合(clause combining)为研究对象,采用浮现语法进行研究。Laury 和Ono提出,小句并合是大于小句的单位,但并不是语言使用者预先设计好的语法形式,而是各种在线因素影响下在互动中浮现出来的。尽管语言使用者并不真正将小句并合作为一级语法单位,但是并合小句的方法却是共通的。作者的研究基于芬兰语和日语这两种在语言类型上完全不同的语言,其结论是,互动参与者并合小句的主要手段,既包括形态句法手段、固定搭配和习语、韵律因素等,也包含语义和语用因素,甚至非言语手段。就形态句法手段而言,芬兰语和日语中,论元结构都是互动参与者确定当前话轮是否继续的标志;而句末的连词(conjunctions)和小词(particles),则同样为参与者提供着诸如话轮是否要继续,或者接下来怎样继续这样的信息。一些固定搭配可以让互动参与者预测接下来的话轮;韵律信息也可以告知互动参与者两个小句单位,是不是互相并合在一起。受话人同样可以基于当前话轮和投射话轮的社会行为,来判断话轮是否终结。日语中的点头和两种语言中的注视等多模态信息也提供着类似的信息。

        Horlacher和Pekarek Doehler的《法语互动言谈中的“中枢现象”》("Pivotage" in French talk-in-interaction)所关注的是法语中一类特殊的现象,从句法上来说是左移置和右移置的融合,作者称之为“中枢现象”。按照Walker(2007)的定义,所谓“句法中枢”(syntactic pivot)就是言谈中的某些片段既可以理解为某一语法单位可能的结尾,也可以理解为下一单位可能的开始。本文作者认为这样的现象不是先设的,而是随着实时交际逐渐产生的,这种“中枢”模式使说话者可以完成一系列与互动有关的任务,首先,这种模式可以通过修正(repair),在最大程度上保持言谈的连续性,说话者可以在“中枢”后小句中重新打包(repackage)需要修正的成分;其次,说话者可以通过这种模式连接关于同一指称对象的两种相似或相反的预测,从而强化言者立场;第三,这种模式可以让说话者在同一句中完成两种不同的言语行为(如问和答);最后,作者还发现在中枢现象中,言者可以在“中枢”或后“中枢”成分上附加成分,以达成互动功能。Horlacher和Pekarek Doehler的研究充分验证了他们的语法观,并总结认为,“中枢”模式是“为实际目的而有的浮现语法”的一部分。 

        Ochs、Schegloff和Thompson 1996年主编的论文集《互动与语法》(Interaction and Grammar)中,有三种语法观:语法为互动(for interaction),语法在互动(in interaction),语法是互动(as interaction)。三位主编在导论中总结,本专刊的八篇论文及其所使用的语法理论,实际也可以归于这三种语法观:话语功能语法和构式语法的研究,仍然承认有语法的存在,语法为互动所塑造,是为互动的语法;浮现语法和在线句法的研究,将语法视作互动的一种产出物,是在互动的语法;而基于社会行为结构的研究,则将语法视作互动的一种形式,则是互动的语法。Etelämäki和Visapää基于认知语法的研究,则可看作三种观点的一种结合。

        导论指出,基于本专刊的研究,互动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探索任重而道远,目前看来最为适宜的做法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本专刊的启发下,进一步思考取向相近的语法理论结合的可能性,因为这无论对该理论的发展还是互动语言学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参考文献

    Du Bois, W. John (1985) Competing motivations.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343-36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Fox, A. Barbara (2007) Principles shaping grammatical practices: An exploration. Discourse Studies 9: 299-318. 
    Hopper, J. Paul (1987) Emergent grammar.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3: 139-157. 
    Hopper, J. Paul (1998) Emergent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155-175.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Ochs , Elinor., Emanuel A. Schegloff & Sandra A. Thompson (eds.) (1996)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原载方梅主编《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一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340-353页,此处有删节。 

        作者简介

        谢心阳,201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功能语法、互动语言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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