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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在《丁声树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语言所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21-01-15

  编者按:

  2020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在语言研究所举行了《丁声树文集》出版座谈会。语言研究所党委书记、辞书中心主任陈文学主持会议,语言研究所所长张伯江和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致辞。曾在丁先生身边工作过的老先生韩敬体、柳凤运、张振兴、张惠英、张聿忠、董琨、林连通、李志江,亲属代表丁声俊在会上发言。陈章太、侯精一、鲁国尧、熊正辉、贺巍、晁继周、曹剑芬、黄雪贞等学者发来书面发言。下文是部分学者的发言稿。

 

陈章太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兼秘书长、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原所长)

  我很敬佩丁先生,我受丁先生影响很深。1959年春,方言组的年轻学子在丁先生的带领下,到河北昌黎县调查方言。有一天夜里,跟丁先生聊天。先生说,县里领导对我们特别关心、照顾,这让我们不安,我们不能特殊,你们在这方面要多注意,不要留下不好的影响。说到写文章,先生感慨地说:“写文章要负责啊,对己负责对人负责。”丁先生要求我们调查自己的母语,研究活的语言,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引导了我做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道路。

  1960年9月我结婚。丁先生说,你结婚是一件大事,我没什么东西可以送的,我从美国带来了旧家具,一个是长条桌、一个是小圆桌,两件里面送你一件。这张小圆桌我一直放在家里,至今已经60年了,成为传家宝。

  1960年底,《中国语文》杂志社人员作了调整,丁先生兼任主编,我担任秘书和编辑,具体负责编辑部工作。丁先生经常告诫我们说:“编辑工作的特点就是严谨、细致”,“当编辑要有奉献精神”。

  1961年3月,丁先生担任词典编辑室主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词典室工作又忙又累又重,不能做自己的专业,但是编好词条又很不容易,大学生毕业都不愿意到词典室工作。丁先生在精神压力很大、工作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仍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为《现汉》的成就和出彩打下坚实的基础。

  丁先生就是一位品格高尚学问精深的大好人。谁家收入困难,丁先生都给予帮助。我曾跟先生一起坐公交车,看到他跟乘务员很熟悉,给没带零钱的乘客买车票。丁先生平时很少说话,更不会议论别人。丁先生说,年轻人做事有错的时候不奇怪,要做事肯定是想办法做好,但是会有能力不到或知识不到的地方,应该理解。因此,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怀念他,并在内心深处为丁先生矗立起永垂不朽的无形丰碑。

 

侯精一
(《中国语文》原主编、中国语言学会原会长)

  我调查研究山西方言研究也是得益于丁先生的指导。1959年《昌黎方言志》的调查编写结束,方言组全组集中搞项目的阶段也随之结束了。1959年上半年,组里让我去广东省中山县了解方言注音扫盲的问题,我因此产生了调查研究粤语的想法,并且跟丁先生说了。丁先生说,粤语很复杂,你现在还搞不了,但可以先调查研究你自己的家乡话——山西平遥话。他告诉我,调查研究山西话的入声问题对于厘清古入声字在北京话的演变很有帮助。于是我走上了组里给我安排的调查研究山西话的漫长之路。

  凡认识丁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生活俭朴,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谦和友善。从年轻时,丁先生就有极好的脑力。手不释卷,勤于学习,又巧于学习,再加上这副强大的“新鲜的脑子”,成就了一代学术大师。那时我们在中关村地院上班,我和丁先生家住西城三里河,每天挤公共汽车上班。不论车早到晚到,丁先生一点都不急,神态始终是那样的自然、平和。撇开学问不说,就是在诸如乘车、出行等日常生活小事中,我也能时时感受到丁先生那种超越凡人的境界。

 

鲁国尧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前会长)

  丁声树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语言学家、词典编纂家。《易经》曰:“君子进德修业。”凡是跟丁先生有过接触、交往、同事的人士,无论学者、职员、工人、学子都众口一词赞颂丁先生道德高尚。丁先生毕生从事语言学研究,对中国语言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即以《现代汉语词典》而论,它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

  丁先生学问广博精深,通古今,贯中外。无论音韵、训诂、方言、语法,都达到至精至纯的崇高境界,他的文章篇篇都掷地作金石声。大哉,丁子!《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丁声树先生“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具,彪炳百代,辉耀青史。

  中国二十世纪的大师丁声树先生永垂不朽!

 

熊正辉
(语言研究所原分党组书记)

  我是1958年分配到语言所,到所后再分到方言组。当时组长是丁声树先生,副组长是李荣先生。丁先生本来有一个宏大的规划,就是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为取得经验,先准备画河北省方言地图。我到所时,丁先生正领导方言组全体人员在张家口地区调查当地方言。但是不久就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丁先生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的计划就完全搁置起来了。《昌黎方言志》是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创红旗县而做的一次方言调查。歪打正着,既符合了当时政治运动的要求,又给汉语方言调查做出了一个范本。丁先生领导了整个调查和初稿编写,又独自一人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修改定稿。《昌黎方言志》出版后,丁先生和李荣先生都调去编审《现代汉语词典》。丁先生后来就调到词典室,完全离开了方言组。

  调查昌黎方言时,先分了五个点做重点调查。分组时,因为我初来,丁先生特地把我跟他分在一组。这次调查,使我受益终生。我不止一次听李荣先生谈到,说丁先生的学问好比一间屋子那么大,他写文章谈一个问题就只有一张办公桌那么大。而最后写出来的文章则只有一个卡片盒那么大。丁先生的文章确实如此。他谈一个问题,论证翔实,颠扑不破。

  丁先生编词典,审音,很注意活的语言事实。我记得1961年1962年,我在烟台劳动锻炼时,发现当地把臭椿树叫樗树,当地还有个村子叫“樗岚”。这个“樗”字,折合成普通话应该读如“初”,而不是有些词书上注的读如“书”。记得丁先生当时很重视我的意见。丁先生还问我,“夼”这个字作地名时,当地怎么读。李荣先生告诉我,丁先生《说“匼”字音》这篇文章,就是针对有人不注重活的方言口语、只知查书。

  在大学学“音韵学”这门课,很多人都感到难,听得胡里胡涂。学兄杨耐思,他生前就对我说过,他是读了丁先生的《汉语音韵讲义》后,才感到豁然开朗。

  《丁声树文集》的出版,做了一件大好事。感谢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文集,感谢为编辑此文集出了力的所有同志。

 

贺巍
(语言研究所原副所长、《方言》杂志原主编)

  因身体等原因,不能与会,甚感遗憾。举办此会非常及时,对弘扬丁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继承语言所的优良传统有重要意义。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工作,勤奋一生,为我国语言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我国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能从弱到强,在国内外受到高度关注并有重大的影响,是和丁先生对这项工作的远见卓识,以及在他领导下所作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分不开的。

  在开展汉语方言普查时,急需方言人才,语言所于1956年联合教育部开办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丁先生肩负重任,带领方言组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全部投入教学工作。从1956年至1957年连续开办了三期研究班,为全国高等院校培养了一批汉语方言调查人才;在教学中所编写的各种讲义,为调查方言所制定的《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字音简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等,在方言调查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至今仍在使用。

  丁先生告诫我们不要相信那些吓人的空“理论”,而我们更不要去作那样的人。为此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的方言入手,定出计划,进行调查研究,按时完成。由于有了这种实践,以后在调查其他方言时,的确减少了许多困难,我们真切地感到丁先生说的话、所采用的方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晁继周
(语言研究所原副所长、词典编辑室原主任)

  丁声树先生是一位深受人民敬爱的语言学家。他参照方言读音,把癌症的“癌”的读音由yán更定为ái,使广大说汉语的人摆脱了“癌”“炎”不分的困扰,树立了语言学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成功范例。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朱德熙先生讲授现代汉语语法,把丁声树等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规定为必读参考书。《语法讲话》的“主语、宾语”一章为丁声树先生执笔所写。“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这一锅饭吃不了三十个人”,这些精彩例句我们耳熟能详,帮助我们透彻地理解了相应的语法知识。朱先生后来这样评价这一章:“《讲话》本来是一部通俗著作,这一章却把当时语法学界争论得不可开交的主宾语问题分析得十分透辟。看起来很浅显,其实里头包含着丁先生对主宾语问题甚至整个汉语语法问题的深刻见解。就当时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说,他走在了时代的前头。”丁先生编著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和他主持研制的《方言调查字表》是我们音韵学和方言学研读和使用的重要参考书和工具书。从求学的青年时代起,丁声树先生就是我仰慕的学术前辈。

  1978年,我从北京大学调入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丁声树先生当时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10月丁先生因病离开工作岗位,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有幸亲聆丁先生的教诲。丁先生衣着朴素,待人谦和,没有一点学者的“架子”。他注重对语言实际的调查。有一次,他向我了解北京话“大伯子”(dàbǎizi)的读音。《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丁先生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词典的修订上来。他让大家读《现汉》,把发现的问题记下来。有一次,我带着几条不成熟的意见到丁先生的办公室(一个很小的房间)向他请教。记得有一条是“爷儿”,原注跟北京话的实际不相符。丁先生同意我的意见。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丁先生让我坐下,递给我一张卡片和一支笔,说:“就在这里写下来。”我坐在丁先生对面,按照《现汉》的释义格式,把这个词条写完,交给丁先生。他看后打了一个表示通过的对钩,我才离开。这是我编写条目的开始,是丁先生手把手教我做的。丁先生做学术研究,惜时如金,惜墨如金,他著述不是很多,但可以说是字字珠玑。他学术生涯最后20年,是在编修《现代汉语词典》中度过的,这部词典浸透了他的心血,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丁声树先生为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人正直坦荡,大公无私。每当回忆起丁声树先生,我就会联想到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说过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丁声树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张振兴
(方言研究室原主任)

  我们敬爱的丁先生是一代完人、一代宗师。丁声树先生是我们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是新中国汉语方言研究事业的奠基者。在汉语方言研究领域,他做了三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是培养了大量的干部。1956年1957年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这些人一直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

  二是为我们整个现代汉语方言学科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不要看《方言调查字表》是一个小小的一本书,但是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为我们奠定了基础。没有丁先生,我们可能要走很多的弯路。

  三是参加编写或者亲自编写汉语方言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著作。比如说《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有很多很精彩的文字出自丁先生之手的;1960年出版了《昌黎方言志》,主要的部分是丁先生执笔的,是我们现代汉语方言学的样本。

  我说从事汉语方言研究的人在心里永远都有丁先生的位置,他永远是我们最敬爱的导师。我说有时候一提起丁先生的名字,我都想哭,老天不公,这样的一个好人、好学者、一代宗师,在病床上整整躺了十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们重大的损失,学术界非常重大的损失。我们牢记丁先生所有的教导,努力奋斗,继承丁先生的事业。

 

张惠英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受教的学生,我在2009年出版的《崇明方言研究》的前言中说了:“本人数十年略知语言研究之粗浅门径者,无一非先生之陶冶。受益之深,纸墨难尽。感激之切,毕生不忘。”这次先生文集出版,虽然做了些校雠工作,却疏忽了先生在史语所方言调查团队中的散点调查。我作为方言学人,觉得丁先生这些散点的工作理应尽早收罗,提供编者韩敬体先生,安排编入文集,以便大家参考。

  为了弥补我的疏漏和憾恨,我这两个月四处求助,最后从丁邦新先生处得到台湾史语所刚整理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PDF版,并重新清点已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一共获得丁先生调查的散点142处。中间曾请湖南鲍厚星老师、四川周及徐老师帮助分别清点湖南和四川的散点,得到PDF版后我又再次核查。当我在海南手头一无资料时,又请广州甘于恩先生、云南涂良军先生提供各种材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大家都明白,丁先生说过“吾之学在精不在多也”。可我们也知道,丁先生一生后半辈子的时间用在《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修订上,对这本词典全力以赴、全身心投入。而前半辈子,从1932年丁先生进入史语所工作以后,除了研究和写作以外,大量的时间是参加史语所的集体项目方言调查工作。查《丁声树先生生平年表》(见《丁声树文集》附录),我们看到,在1935—1940年的6年间,丁先生花在方言调查上的时间很不少。这些都是集体项目,只有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著者名列有“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5位。后来台湾出版的云南、湖南、四川的方言调查报告,著者只列杨时逢。

  那么丁先生在民国时期究竟做了多少方言调查呢?我查看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和《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湖北共64个点,丁先生调查24个点(其中有3个点与人合作)。云南共101个点,丁先生调查57个点(一半还多)。湖南、四川两省的,曾请湖南鲍厚星老师、四川周及徐老师帮忙统计,最后我在得到湖南、四川两地报告的PDF版后重新加以核对。湖南共75个点,丁先生调查9个点。四川共134个点,丁先生调查52个点。这四大部方言调查报告中,丁先生共调查了142个方言点。我想,即使今天专业的方言工作者,一生也不一定能做这么多调查吧。

  我们还注意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目录注明有“特字”一节,有“综合特点表”一节,其他三本,就都没有这两节了。而且,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这四部方言调查报告的内容、框架、目录、次序,完全一致。可见丁先生在这四部书中所起的作用!

  怪不得,杨时逢著《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年在台湾出版)的“序”(写于1983年)中又说:“我在这里要深深的感念在病中的丁声树及已作古的董同龢两先生,当年承他们的合作把四川全省各县的方言大都详细调查了,除了渠县一县。”在杨时逢著的云南、湖南、四川三部方言调查报告的序言中,都有对丁声树的“深深的感念”!

  怪不得,丁先生多次教诲我重视活的语言。

  怪不得,丁先生说想编方言词典!1976年初,先生说到,他有个想法,编个方言词典。这对推广普通话也有利。方言词也要借书面形体。造字时要照顾方言习惯,都标上音。这事,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已经告成。教育部的“语保”项目也在不断深入研发中。

 

中国语言学界一代大师“丁圣人”

张聿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

  丁先生丁公是中国现当代杰出的全才语言学家、模范共产党员。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崇高的人品风范,集中华民族优秀品质于一身,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本人一生中能有一二十年在他领导下长期接触,沾其雨露,受其教诲,幸莫大焉!

  丁公是语言学大家,是语言学全才,精通语法学、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方言学、文献学等,在语言学领域,他可谓是全才的、顶尖的行家里手,其学问当得起博大精深的赞誉。

  他早年小题大做,以雄狮搏兔的治学方法成就了一批成名作,在“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情况下,为了人民的现实需要,他愿意跳出自己专深特长的学术圈子,融入到人民急需的工作中去,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中去,并为《现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丁先生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丁公在1949年11月日记中写道:“天下事,惟助人乃有真乐耳。”他言之确确,也做之实实。如早年他为师辈翻译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进行统稿,对译稿反复细校,核对引证,前后划一,总其大成,编成整体,这些工作都是丁先生默默无闻完成的,完全是成人之美,自己甘愿无名。只要国家有灾,他都会倾其全力解囊相助,他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儿子,为国分忧,为民解困,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往小处说,丁公一生不知帮助过多少有困难的同志、同事,而且从不和别人谈起,也不让受助者声张。而对爱女丁炎却说,你不要指望我日后给你留下什么,要女儿自强自立。丁公不仅是丁圣人,也是丁善人。

  丁先生领导词典室所形成的室风。词典室开会讨论工作问题,向来是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形成了浓厚的民主风气。这与丁先生一贯提倡民主,集思广益的主张有关。词典室每当工作一段时间产生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或对一段工作需要总结和下段工作如何布置时,丁先生总是召开全室工作人员会议,让大家充分讨论。这时大家总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各抒己见,遇有不同意见时则争论不休,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词典室开会,往往像是吵架会,而这时丁先生总是微笑着不说话,有时则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这种争吵往往能吵出真知灼见,或对下段工作的决策吵出好主意。

  三人小组的编写方法或许对当下编大词典有借鉴作用。词典室在编《现汉》增订本时,参加编写的同志,三个人一个小组,由较资深的同志当组长,边编写边不时将编好的词条互相交换,进行提意见或直接帮着修改,最后再由组长修改把关,认为比较成熟,才交给主编,这个办法便于同事之间相互帮助和提高,也有利于主编集中精力解决难题,还可适当解决主编瓶颈细的矛盾。

  词典室的室风是团结互助,一片和谐之风。由于丁先生向来慎独自律,宽厚待人,受其熏陶,词典室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对别人则以宽,室内一片祥和之气,我在词典室20余年,同仁之间,从未发生过什么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谁有困难,则伸手相助。举一例,何梅岑先生年老体弱,又高度近视,何师母身体也不好,家中只有老俩口,许多较重家务活需要人帮,吴崇康老师家中虽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父亲,又有三个小秃瓢儿子,但星期天却经常去何先生家帮助处理家务,有时怕忙不过来,还叫上我一起去。词典室同事相互关心帮助也是受了丁先生的影响。丁先生关心人总是用心用情。举例说,单耀海先生有一次生病住院一个月,丁先生每个星期天下午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都带着营养品必到,安慰老单安心养病,早日康复出院。有一年,吴崇康生病住院,出院后的一个星期天,丁先生冒雨到他家看望。

  词典室的后辈晚生业务上都受到过丁先生的指导教诲,其中最典型的是对李志江同志的提携,志江从对编词典一无所知的一个高中生成长为一个编纂词典的专家,除他自己刻苦钻研和努力外,关键是丁先生对他的赏识和培养,他原只是一个刻蜡板的临时工,是丁先生认为他是“孺子可教也”,在当时招工名额主要是留给语言所家属的情况下,丁先生力主将他招为正式工,对他悉心培养,由小苗变成成材的树木。这个典型事例,志江最有发言权。

  我再说室风有关问题。“文革”期间,丁公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扫进牛棚,可在“文革”中,词典室无一人给丁先生写过大字报。“文革”后,丁先生病倒,全所和词典室同仁都十分忧心和牵挂,所内年青同仁纷纷报名为丁先生值夜班,因丁先生这时已卧病不起,大小便都需人侍候,女同志值班不方便,没让女同志报名,词典室年青女同志不干了。李玉英、宋惠德向领导直嚷嚷说,丁先生既是我们的老师、领导,更是我们的父辈,我们有责任去看顾丁先生。她们把丁先生当成父辈,要为丁先生尽孝,领导也只好同意,开了年青女同志侍候丁先生的先例。

  最后再说说丁先生未能实现的遗愿。丁先生发现了《康熙字典》存在的讹误,问题多不好普及,有心想修订一部新型的《康熙字典》,如果老天假以时日,让丁先生健康地多活十几年,也许会有一部删繁就简、惜墨如金、要言不烦、便于普及、流芳百世的新型《康熙字典》面世。然天不假年,宏愿未遂。

 

我国优秀道统的模范践行者
——读《丁声树文集》有感

董琨
(语言研究所原副所长)

  《丁声树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给我们的学术教益和人品滋养是多方面的。我这里只谈谈对《文集》中所反映的丁先生给予年轻后学后进的奖掖、培养和扶持的感想。

  《文集》的“附录”收有《丁声树先生国学讲座笔记》。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丁先生在语言研究所为青年研究人员开设的关于传统语文学的讲座的记录稿,内容包括“小学说略”“训诂”“清代学者在训诂上的主要贡献”“简单介绍《尔雅》《说文解字》《广韵》三书”“周礼汉读考序”,都是有关传统语文学的必备知识而为年轻研究人员比较生疏的“盲区”,丁先生从基本概念及其界定入手,井井有条,既系统又简明地进行了讲解,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例如“小学说略 三”谈“小学与经的关系”,仅用八九百字,就把传统儒学中最核心的问题——今古文的区别与论争,包括今、古文的不同、经的次序不同、经说不同、解经方式不同,等等,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时麦梅翘老师作有讲座记录笔记,并且事后给丁先生看过,丁先生还进行了修改和润色。

  此外,《文集》上册收有一篇题为《谈学习音韵》,是丁先生于1973年12月写给词典室时年41岁的闵家骥同志的一封信,当时闵家骥正在研习《广韵》,制作古今音对音字表。丁先生对他很是鼓励,信的开头就说:“对音字表,你已经做到入声部分了,真可敬佩。经过这番努力,你对古今字音对比的主要规律已经掌握了,可见功夫没有白费。”接着提出四点意见供他参考:1.不应把反切和普通话语音对应关系的所谓“规律”看得太死;2.对《广韵》前后的韵书系统也要下点功夫;3.有些字古今音对不起来,很可能有别的因素,同时在方言中可能还保持正常的演变,建议做家乡的方言调查;4.入声字的演变,尤其在声调方面,普通话比较难以说清楚,希望能对此深入研究。

  对自己的意见,丁先生谦虚地认为:“以上所说,定多未当,还望批评指正,为感。”信的最后,还问候闵的爱人,称之为“刘老师”,其实这位“刘老师”不但比他年轻得多,而且还是行政人员。作为堂堂的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的丁先生对晚辈后学的诚恳谦恭,跃然纸上。所以无怪乎所里有的年轻于丁先生的人,对他先是尊称“先生”,继而是“丁先生”,后来竟迳称“老丁”,颇有些“没大没小”,但也可见丁先生无论对谁,包括所有的晚辈人等,都毫不倨傲,总是平易可亲。一木见林,丁先生的学问、人品,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进一步说,丁先生的这种大家风范,也可以说是渊源有自,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统”——师道的传统。这就需要说到《文集》之外了。我们知道,丁先生年轻时,在他的治学、求职的经历中,也曾得到诸多学界前辈的勉励、奖掖与提携的,例如,1932年他年方23岁,刚刚大学毕业,就由于北京大学钱玄同、沈兼士等教授推荐,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要知道当时主持所务的傅斯年,一般只招收有留学、而且是欧美留学背景的人员,所以连诸如余嘉锡这样的本土大学者也被其拒之门外,而丁先生当年只是刚刚出道的一介学子。其后丁先生不负前辈所望,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陆续发表重要学术论文如《释否定词“弗”“不”》《诗经“式”字说》等,当时鼎鼎大名的前辈学术大佬胡适在读了《诗经“式”字说》一文后,竟能亲自给他去信,称赞他“从此入手,真是巨眼,真是读书得间,佩服佩服”。后来的老师辈罗常培先生也很赏识他、提携他,新中国成立后语言研究所甫一设立,即聘他入所工作,并将其评为一级研究员(当然还有其他种种机缘因素)。

  学术前辈和诸多老师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一定是丁先生念兹在兹、铭记不忘的,所以当他自己年纪渐长、学有所成之后,也就能对年轻学子、青年科研人员格外关心、爱护,精心培养,尽力鼓励,促使他们早日成长成才。他认为这样才是对自己老师和学术前辈最好的报答。中国学术界的这种优秀“道统”——师道传统,就是这样薪火相续,代代流传的。丁先生身体力行,作为我国优秀学术道统的模范践行者,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传承、弘扬丁声树先生的学术思想

林连通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辑部原主任)

  丁先生文集的出版是学界的一件大事,对传承、弘扬丁先生的学术思想,推动中国语言文字科学体系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是1978年初调到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的。虽与丁先生共事了十来年,但零距离的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我刚来所不久,丁先生找我调查闽南话几个字的读音。还有一次,是丁先生生病住院时我去看护他。虽接触很少,但八十年代语言所党委在全国宣传丁先生的先进事迹时,由于我当时是党委的宣传委员,荣幸参与了这一工作,因此对丁先生的先进事迹还了解了不少。丁先生的事迹很多,而且很感人,他的品德和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尤其是在所里和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2009年丁先生百年诞辰时,我写了一篇题为《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汉字文化》2010年第4期)的纪念文章。丁先生值得我们传承、弘扬的有很多,我觉得下面两点尤为重要:

  厚积薄发 严谨认真

  丁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不仅在汉语的音韵、训诂、语法、方言,以及词典的编撰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精通英语,熟悉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此外,他还有博闻强记的天资,素有活字典之称。按他的才华天赋,可以著作等身,但由于“悬格太高”(吕叔湘语),“就使得我们不能得到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吕叔湘语)。丁先生虽然著述不多,但皆为精品。例如《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中国语文》1952年第1期)这篇文章虽不长,只有四五千字,既有静态研究,又有动态研究,对语言规律的研究颇有启迪,受到学界的好评,我在《谈谈语言学研究中的科学发展观问题》(《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一文中介绍了这篇文章。丁先生编写的《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汉语音韵学讲义》(李荣制表)、《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李荣参订),长期以来,都是广大语言工作者尤其是从事方言、音韵研究的语言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吕叔湘先生说,丁先生善于选题,善于占有材料,善于驾驭材料。此言不虚。在丁先生百年诞辰时,我写了一首小诗称颂丁先生:

  佳作藏学理,

  字字似珠玑。

  谁解其中妙,

  学术获真谛!

  见识高远 务实创新

  语言文字科学的研究,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种研究都很重要,理论是一个学科的基础,应用是一个学科的生命,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个学科如果理论缺失,就会立不住,行不远;反之,如果应用缺失,体现不出价值,学科就会日行日衰,最后枯萎消亡。丁先生见识高远,早就正确认识这两种研究的关系和重要性。从韩敬体先生编写的《丁声树先生生平年表》看,丁先生在1950年代前,主要是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之后,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兼而有之,最后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应用研究的工作,主持《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编纂和修订工作,并且参加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在工作中,他从实际出发,不怕辛劳 ,提倡创新。为提高推普的效率,他倡导把方言调查的成果和推普结合起来,编写了许多学习普通话的手册。为给《现代汉语词典》的“癌”字注音,他到医院进行了一番调查,为避免和“肺炎、胃炎”等读音相混,产生医误,把“癌”原来的读音“yán”定为“ái”。《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推广普通话为提高全国人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相信,丁先生这种孜孜不倦探寻、揭示语言文字规律,以民为本的学术思想会永放光辉,荫绿学界!

 

读丁声树先生文集感悟一二

曹剑芬
(语音研究室研究员)

  纪念丁声树先生诞辰110周年,读丁先生文集,不禁心潮澎湃,又深感惭愧。丁先生是语言学界闻名遐迩的大师,可是,像我这样的语言学后学,在对丁先生无比深厚的学术功底的认知方面,可以用“孤陋寡闻”一言以蔽之。我跟丁先生的接触始于借调词典室参与现汉修订,而且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再加上我的不敏和疏于学习,所以只知道先生在词典编撰方面的不凡贡献,在方言音韵方面,也只熟悉和关注他为方言调查制定的几个字表以及相关的调查报告。今读丁先生文集,适才感悟:原来我们今天实验研究探索的不少问题,先生早在几十年之前,凭着其深广渊博的学识,就已发表过许多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我虽然刚读了不多几篇,但已深受启发。这里略举一二。

  一、关于语音为什么会变和怎样变的问题

  如今,对人的语言智能进行计算机模拟,号称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但是,真正的产品品质依然差强人意。其中,最令工程师们头疼的就是语音的多变性。为此,我们通过大规模、多角度的语音实验,才厘清了语音的变化跟语言韵律结构的关系,为语音的计算机合成和自动识别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持。现在回头去看看丁先生的论述,早在1952年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一文中就已明确指出,任何一个语言的语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语音变化并不是乱变的,主要就是跟语音构造的规律有关。丁先生那个年代,国内并没有语音实验,更没有现在的计算机和大数据,凭什么会发现至今依然令人信服的规律?还不是全凭他那博古通今的资料积累和过硬的融会贯通功底。这里他谈的虽然是语音的历史演变,但共时的随机变化也是这个道理,这让我深受启发。

  二、关于语言的形、音、义的关系问题

  通常说到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常常是它的文字形态与语义内容的关系,而很少关心它的声音形态与语义内容究竟是怎样关联起来的。最近,我在探索语音跟语义关联的神经认知机理的时候,就涉及音-义关联和形-义关联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明明文字是比语言后起的东西,可为什么人们总习惯于以形-义关联为重呢?于是,就想查一查是不是有什么历史渊源,是不是前辈学人压根儿就不注意音跟义的关联关系。正好拜读丁先生的文集,不想早在1954年的国学讲座时,丁先生就根据他对古来文字、音韵和训诂关系的深入考察,一改通常以文字为主的视角。他推崇清代学者实事求是、有严谨的科学精神,以音韵与训诂的研究为重要。根据顾炎武答《李子德书》中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皆然”,明确指出“音与义互为表里,字形为次”的观点。由此可见,丁先生基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早已重视音-义互为表里的关联关系。

  三、关于定义和概念问题

  记得丁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赵元任先生,曾经解释为什么哲学家和科学家似乎专门喜欢用违反常情的方式、即词典编撰者的方式来给词下定义。因为在一个民族的某种语言中实际使用着的所有的词,都有各自用法的明确的历史,这些正是编词典的人试图记录的。编词典的人只记录事实,而哲学和科学的思想家却关注词的自然用法中存在的混乱和不一致。为明确地阐述思想,他们希望为自己特殊的用途设立明确限定的概念。所以,他们的定义常常不得不偏离词典里通行的用法,以求得内部的一致。一旦新的用法站住了,词典当然要记录在案。但差异总是存在。所以,赵先生断言:在这方面“只能依据事实的词典编撰者,绝无赶上思想家的可能”。然而,赵老先生决没有想到,他当年的这位同事丁声树却成了兼备词典编撰者和哲学家以及科学家素养的语言学大师。因为他不只是记录和尊重实际使用着的词的定义和相关概念,而且通过对古今语言事实的研究和分析比较,以历史的、科学的眼光检视自然用法中可能存在的混乱和不一致的缘由。譬如说,对于通常所谓的“例外”,通过他的分析总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种独到的眼光,显然是跟他长期的语言研究积累、因而深谙汉语演变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的。

  这本文集是丁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学术财富,纪念丁先生110周年诞辰,最好的方法就是更加深入地学习和吸取其精髓,努力发扬和传承他严谨的科学治学精神。

 

演好小角色,编好“良心书”

李志江
(词典编辑室原科技组组长)

  45年前(1975年)的12月,我来到了语言所词典室,以待业青年勤工俭学的身份从事资料工作,从此与《现汉》结缘。在丁先生身边,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家国情怀和对《现汉》的忠诚。丁先生自担任主编以后,把他全副精力都投入到词典的编纂之中,把他许多的研究心得都融入到字词的注释之中。丁先生学富五车,能够高屋建瓴,时有神来之笔,又不辞辛劳,经常早来晚走,加班加点。他以精湛的学术造诣,身先士卒的实际行动,带领词典室一班人克服了重重困难,保证了《现汉》编纂出版的高水平、高质量。说丁先生劳苦功高,虽然也符合实际情况,但远不足以反映他对《现汉》所做的无私付出和重大贡献。

  1979年10月,丁先生患脑溢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当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惦记起词典室的工作,我到医院值班时,他总询问词典室正在做什么,是怎么做的。当病情一度明显好转时,他都想恢复工作了,甚至考虑把哪些书带到病房里来。可惜不久丁先生脑血管再次出血,逐渐失去了工作能力。今天回想起来,仍然让我们痛心不已。把编纂《现汉》视为职业是一个层次,视为事业是一个层次,视为生命是另一个层次。丁先生是把编纂《现汉》视为生命的人,他也真为《现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丁先生是1989年的春天逝世的。自从他逝世以后,每当静下心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取得进步的时候想起丁先生,感谢他带着我走上了辞书编辑的道路,也深知距离他对我的要求差得还远,不敢有丝毫懈怠;遇到挫折的时候想起丁先生,他甘于奉献、一心为公的精神鼓舞着我不计个人得失,直面挫折,在磨难中昂起头来,奋力前行。

  有时候我还想,如果丁先生今天健在,他会希望我们做些什么?我体会,他一定希望我们加强学习,一个是理论研究,一个是编纂实操。理论研究要注意围绕《现汉》编纂进行系统研究,编纂实操要吃透《现汉》的编写体例和语言风格。他还会希望我们保持词典室的优良传统,坚持严谨有效的工作程序;希望我们继续勾乙,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主动发现新词新义;希望我们建立健全与读者沟通的渠道,能够及时听取意见和建议,改进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总之,丁先生一定希望我们把《现汉》越编越好,更好地担当起“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重任。

  丁先生的高大形象是矗立在我们面前的一座丰碑。我知道自己不过凡夫俗子,难以达到丁先生那样崇高的思想境界,但我一定努力向他学习,做一个有一点儿追求,有一点儿精神的人。我知道自己资质平平,无法达到丁先生那样顶尖的学术水平,但我一定努力向他学习,说真话,办实事,把自己的绵薄之力都奉献给《现汉》。

  丁先生生前曾送给我一部《五方元音》,还用汉语拼音给我注明了韵部。我一直好好地保存在身边。如今丁先生的文集出版了,我也会好好地保存在身边。看到了丁先生的书,就如同看到了丁先生。他微笑着,用深邃的目光望着我,鼓励我在《现汉》修订的进程中,在我国辞书事业发展的平台上,不忘初心,刻苦自励,演好小角色,编好“良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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