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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史研究高端论坛(2018)综述

作者:萧红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8-04-1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与武汉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武汉大学文学院承办的“汉语语法史研究高端论坛(2018)”于2018年3月24日至25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中、法两国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萧红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涂险峰教授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吴福祥研究员致开幕辞。涂险峰教授说,武汉大学文学院素有汉语史研究的传统趣旨,热忱欢迎各位与会专家的到来。吴福祥研究员指出,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专书语法描写、断代语法研究和贯通式的通史研究三个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工作重心被放在专书语法研究和断代研究上,通史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汉语语法史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语法演变的描写来揭示汉语语法演变的模式、机制和动因,只注重静态描写专书语法系统或断代语法研究远远不够。吴福祥研究员强调,举办论坛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与专家们一起推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特别是通史研究的发展,希望能够完成一部体系全面、结构合理、材料丰富、研究深入的语法史专著。论坛的主要特点为规模小、层次高、水平高,邀请一线一流的专家就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论坛闭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卢烈红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杨永龙研究员致闭幕辞。杨永龙研究员指出,本次论坛最大的特点是涌现出很多年轻学者,并对年轻学者寄予了厚望,希望年轻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够有更开阔的眼光,拥有扎实的学风,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论坛为期两天,举行了7场大会报告,有30位学者在大会上宣读论文。报告围绕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着重探讨了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如语境吸收、篇章语法、话题标记、语体语法、语法化、词汇化等,对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体貌以及被动句、平比句、使动句、兼语句、肯定义句式、NP之VP结构、动补结构等语法项目都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在理论背景、研究方法以及材料等方面都充分展现出新时期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多元化倾向和求真务实的学风。与会学者积极借鉴现代语言学如语言类型学、形式语言学等最新理论成果来研究汉语历史语法问题。研究中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并重,还引入了丰富的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材料,在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下探究汉语历史语法的个性和共性,宏观与微观并重,显现出当前汉语语法史研究在拓宽广度的同时,也在朝着精深的方向发展。

   下面依据专家学者的发言顺序简要介绍本次论坛报告的主要内容:


罗端(Redouane Djamouri)教授

   法国国家科学院罗端(Redouane Djamouri)教授的《从类型角度探讨汉语语法在历史上的稳定性》指出,汉语是一个表现句法稳定性比较强的语言,自商朝甲骨文,汉语一直显示出SVO语序,但它也显示了典型的SOV语言的特点,比如:中心词在后的名词短语语序、后置词(西汉以后)以及管辖整句的句末助词(西周晚期以后)。这与一般学者经常提出的看法相矛盾,即语言发展中高度“不协调”的阶段是不稳定的,而不得不在短期时间内往更“协调”的阶段进一步发展。作者以汉语为观察视角,指出“语言稳定”这个概念本身不能看作人类语言的内在部分,也不能看为通用语法的原理。

吴福祥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吴福祥研究员的《也谈语境吸收》从“什么是语境吸收”“哪些语言成分可以发生语境吸收”“语境吸收跟‘语用推理’和‘语义化’是什么关系”“语境吸收是不是语言演变的一种机制”四个方面解读了“语境吸收”这一术语。吴福祥研究员指出,1)语境吸收是指某个语言形式在其固有意义虚化或丧失后,从语境中获得一种新的意义(吸收语境中某种语用意义,并通过语义化使之成为该形式的编码意义)。2)发生语境吸收的语言成分,可以是语法词、结构式以及词缀,但词汇词据定义可能难以发生语境吸收。3)语境吸收跟“语用推理”“语义化”密切相关,其间的关系是语境吸收包含“语用推理”和“语义化”两个过程,即:“语用推理”+“语义化”=语境吸收。4)语境吸收只是语义演变的一种可能的途径或结果,而不是语义演变的机制,当然也不是语法演变和语法化的机制。


李宗江教授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李宗江教授的《说一个篇章关系句法化的案例》分析了“怎么说也S(小句)”这一句式的结构语义特征,并从复合句单句化角度谈论此句式的来源和演变。在结构上,“怎么说”语义已经虚化,“怎么”和“说”是不可拆分的整体,一般位于句首。S所代表的小句从谓语来看主要有三类成分:由“是”所标记的判断谓语、形容词性谓语、包含能愿动词的动词谓语;语义上,“怎么说也S”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表示“排异性断言”。作者进一步探讨该句式的来源问题,认为“怎么说也S”来自于由“无论、不管、任”等连接词作为条件标记的无条件复合句的单句化,是在现代汉语中演变完成的,其演变动因是“怎么说”的虚化和结构的省略。


张玉金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张玉金教授的《出土战国文献二价互向动词研究》依据应该具有[协同]的语义特征、能够构成二价互向动词NP1+P+NP2+V这种典型的句法格式、能够反映特定事件这三个判定标准,从出土战国文献中选出了29个二价互向动词。作者将这些二价互向动词分为两大类,即二价互向动作动词和二价互向状态动词,详细论证了这两类二价互向动词在语义选择、句法选择、指称化和修饰化等方面的特点与异同之处。


卢烈红教授

   武汉大学文学院卢烈红教授的《唐宋禅宗语录“只如”类话题、背景提示标记句的发展》探讨了唐宋禅宗语录中以“只如”“且如”等为话题或背景提示标记句子的发展历程,并就其历史来源、在唐宋时期的共时分布以及在唐宋时期以后的走向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赵长才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赵长才研究员的《中古时期“故当”的几种用法及其来源》指出,“故当”在魏晋南北朝以前为短语形式,义为“本来就应该”。在中古时期,“故当”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可以作为短语使用,表示“所以应当”或“仍然应当”“依旧会”等,意义可以从其组成成分“故”和“当”的意义来推知。也可以作为一个词使用,作者主要讨论了“故当”作为语气副词使用时在陈述句和疑问句中所具有的两种意义和用法,并分析推测了它的构成方式(同义连用复合而成)、用法来源以及表或然性与表测度二者之间的联系。


高育花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育花教授的《先秦至西汉时期汉语平比句与比拟句研究》认为可以从形式和句义两方面界定平比句和比拟句,就先秦至西汉时期以及明清汉语中的平比句和比拟句分别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描写,并得出了此期平比句和比拟句的使用特点。


梁银峰副教授

   复旦大学中文系梁银峰副教授的《句末语气助词“的”的来源与形成机制》围绕句末语气助词“的”的来源和形成机制展开深入研究。认为句末语气助词“底(的)”在宋代已经产生,五代时期已经萌芽。在形成机制上,句末助词“底”是在“M+是+DJ底”式判断句中产生的,最初“底”用作结构助词时附在“DJ”之后,经过重新分析之后被离析出来变成独立的虚词而附在整个句子之后。此外,句末助词“底”在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同为句末助词且功能相似的“者”的类化。


董正存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董正存副教授的《从言语内容到语言形式》讨论了表示誓愿的“V死|VP”和“死|VP”两类构式的用法。作者指出,“V死”都能表达强烈的施事意志,可视为情状副词,它们所修饰的谓词性成分VP所约束的行为主体一般承担着施事论元的语义角色,行为主体表现出强烈的有生性、述人性和意志性;而“死|VP”的言说动词V不出现,是表达施事强烈主观意志的图示性构式。最后,作者从语用、语义和句法三个角度分析了“V死”发生主观化和词汇化的原因,认为言语动词除了可以与言语内容一起固化为语言形式外,言语活动的涉及者与言语动词也能够固化为语言形式。


王玥雯讲师

   巴黎第七大学齐冲副教授和武汉大学文学院王玥雯讲师的《“之”在“NP之VP”中的功能——阅19世纪西方汉语语法研究著作有感》从西方汉语语法研究著作中得到关于“之”的功能新的启发。通过对“NP之VP”结构的分析,作者主张“NP之VP”现象属于对事件的描述,“NP之VP”作为后面小句的话题,表达的是“事件”。VP并没有名词化,只是在“之”的作用下参与了整个小句的事件化。“NP之VP”中的“之”不是名词化标记,而是表谓语的“事件标记”,在句法上可视为指示词。


李明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明研究员的《汉语史中反身代词“自己”的“长距离约束”用法》通过逐一分析早期文献中“自己”的长距离约束用法,作者认为“自己”的长距离约束用法其实在明代已经产生,并进一步探讨了以下问题:一、根据管辖域的界定,长距离约束用法的范围,或许还可以扩大。二、在长距离约束用法中,“自己”既可以是由深层结构(一个直接引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转化而来,也可以是由第二人称代词“你”转化而来。三、长距离约束用法中先行语可以通过一套程序进行认定。


陈前瑞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陈前瑞教授的《古汉语时体虚词研究方法的思考》首先梳理了虚词研究方法自清代以降的嬗变。又以“矣”的研究为例,总结了作者在汉语时体的历时研究中运用多功能模式的体会,概括出多功能模式与随文释义的关系。


崔应贤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崔应贤教授的《“‘广’类(形)/‘甚’类(副)+为/加”结构词汇化的历史考察》讨论了意义相近的“‘广’类(形)/‘甚’类(副)+为/加”两组结构式在古代汉语中演进成词的情况。崔应贤教授指出,“为”和“加”都有向词缀转移的趋向。推动两组结构式发生词汇化的既有内部结构单位自身的原因,意义匹配一致性要求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语用的因素、修辞的追求等外部功能条件的价值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高婉瑜副教授

   高雄师范大学高婉瑜副教授的《试析〈洗冤集录〉的颈喉词》以中国第一部成系统、完整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中的颈喉词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颈部词(颈、项)、喉部词(喉、喉骨、喉咙、咽喉、气喉、颡喉、结喉)内部的区别,呈现出该书的颈喉词系统。


何洪峰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何洪峰教授的《蒙事被字句的发展及演变动因》认为,蒙事被字句萌芽于魏晋六朝,发展于唐五代至宋元,泛化期在明清,而从清末开始几乎消失。被字句由一般被动句发展为蒙事被字句,其语法动因是“被”字语义虚化及句式结构类推。最后,作者从话语结构角度,探讨了蒙事被字句发展和消失的语用动因。


宋亚云副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宋亚云副教授的《上古到中古汉语使动用法衰落及使令类兼语式兴盛的原因探究》以形容词为例,比较了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与“使/令(+NP)+形”类兼语式在功能上的不同,认为后者具有五方面的特点,是一种与使动用法互补的表达致使义的重要手段。作者还通过统计数据描述了自先秦至汉代以后,汉语形容词用于使令类兼语式所发生的变化:用于使令类兼语式的形容词数量与形容词总数(380个)相比,比例由先秦时期的18.95%(72个)上升到汉代以后的63.4%(241个),从而证明形容词用于使令类兼语式的确日益兴盛。


叶建军教授

   温州大学文学院叶建军教授的《肯定义句式“好不A”的形成及其演变》指出,肯定义句式“好不A”在近代汉语中就已出现,是由肯定义感叹句式“好A”与肯定义反诘句式“不A”类糅合而成的。在历时演变过程中,肯定义句式“好不A”逐渐语法化,保留了感叹语气,而丧失了反诘语气。伴随着“好不A”的语法化,韵律词“好不”词汇化了,相当于程度副词“好”。肯定义句“好不A”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中,A以及“好不A”的语法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张延成教授

   武汉大学文学院张延成教授的《古汉语“N之V”的语段属性》在最简方案框架下讨论古汉语“N之V”(“NP之VP”)的句法属性及相关问题。张延成教授认为,从整体上看,视语境权重,“N之V”既具有论元位置的DP属性,又具有句法运算的语段属性。从理论一致性角度出发,选择DP或CP进行统一处理皆可,但需要分别扩大对D和C的功能的解释范围。若考虑到与其他谓词性论元处理方式的一致性以及目前汉语零句、主谓分离研究的进展,似以CP处理为佳。


黄晓雪教授

   广州大学黄晓雪教授的《汉语方言伴随介词的演变模式——兼论“给”“跟”相混说》对汉语方言伴随介词的演变模式进行研究并指出,在官话区、吴语等很多方言中,“给”义动词都发展出了引进受益者的用法,在中原官话、西南官话中,受益格标记“P”不但发展出了介引人物方向的用法,又由此用法发展出了伴随介词等用法。伴随介词和“给”义动词的这两种演变模式只在汉语少数方言中共存。但伴随介词“跟”和动词“给”的这两种演变模式可以在云贵川三省的西南官话存在,这就导致“跟”和“给”的上述多种功能在同一方言区并存,因而,这个地区的“跟”和“给”并不是语音上相混,而是二者经过不同的演变模式导致的语义趋同的结果。


张亮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亮博士后的《相邻语言单位的语义负载与语法化——基于话语标记“少来”的形成与演变》指出,话语标记“少来”的演变肇始于“S+少+来+ NPL.+Vp”句式,但孕育其走向副词化及标记化的直接句法环境却是“S+少来+Vp”。“少”由形容词虚化为否定副词再降格为词内成分最终演化为否定语素。相邻的两个语言单位同为语义负载候选单位时,不是语义负载的语言单位较之语义负载语言单位更易于发生语法化。“少”作为“少来”的否定义侧面等价物,是“少来”内部基本信息负载单位,“来”作为非基本信息负载单位,其语法化程度更高。“来”动词性逐渐弱化,从实义动词至泛化动词(代动词)到附缀,降格为词内成分,最终向音段成分演化而黏附于“少”;“少来”由跨层结构短语演化为否定副词,最终语法化为祈使性否定标记。


龙国富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龙国富教授的《出土战国文献中的语词“意微”“意亡”“殹亡”及其形成》研究了出土战国文献中的语词“意微”“意亡”“殹亡”的用法。认为,出土文献语词“意微”“意亡”“殹亡”实际上就是传世文献中的“抑无”,做选择和转折连词。“抑”“殹”均来源于本字“意”。它们的形成是“抑”“无”分别语法化为揣测副词,然后双音节同义连用凝固成词,而后揣测副词“抑无”进一步语法化为连词。


李小军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小军教授的《形容词演变为程度副词的路径和机制》以实例探讨了形容词演变为程度副词的三条路径:1)形容词直接演变为程度副词,形容词通过隐喻的方式直接演变为程度副词,句法演变与语义演变同步,不存在演变的中间状态。2)形容词经由情状方式副词到程度副词。3)形容词经由范围副词到程度副词。后两条路径中的形容词是通过转喻(重新分析)的方式演变为程度副词,存在演变的中间状态。同时,作者提出,同一演变路径中不同的词可能存在不同的语法化程度,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中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语法化程度,还有许多程度副词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逐渐消亡了。


田春来副教授

   广西大学文学院田春来副教授的《近代汉语的两种特殊被字句》考察了近代汉语文献里出现的两种特殊的被字句:“被SVtO式和“被SVi”式,“被”字后都跟一个意义完整的主动句,即使去掉“被”字也不影响句义的完整。跟典型的S被NVt式被字句相比,前者充当主语的受事居于宾语位置,而后者的谓语由不及物动词、固定短语或长句充当,语义上不存在施受关系,都缺少典型的受事主语,但在上下文中它们大都可以找到被动受体。这两种特殊被字句是由典型被动式扩展而来的,汉语的固有句法结构为其扩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合理性,而说话人主观视角的参与则诱发了这种扩展。“被”字的运用固然是考虑到了篇章连贯的需要,但大多数情况下更主要体现了说话人较强的主观色彩。


萧红教授

   武汉大学文学院萧红教授的《北魏汉语的连词》从功能、音节以及频率角度概述了北魏汉语连词的使用面貌,并梳理了“而”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北魏连词内部在文体、时代以及地域方面存在差异。


刘永华教授

   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永华教授的《直陈语气词“欸”“嘅”“呀”“唦”的来源》根据已有研究指出,“欸”“嘅”“呀”“唦”四词在现代方言中的分布特点为:区域上大体互补,边缘地区交叠,以洛阳为中心。作者从句法分布、语法意义和非直陈语气(虚拟句或条件句)三方面考察了“欸”(唐山)、“嘅”(怀远)、“唦”(武汉)与“也”的对应关系,并从语音上考察了“欸”“嘅”“唦”的来源,认为“欸”“嘅”“呀”“唦”的演化关系为:


匡鹏飞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匡鹏飞教授的《从连词到副词:“要不”的逆语法化演变》指出,现代汉语中的副连兼类词,一般是先有副词义,再有连词义,后者多由前者进一步虚化而成。但是,“要不”却比较特殊,它成词时是假转连词,从假转连词发展出强调副词和选择连词,而选择连词又演变出建议副词。作者认为“要不”从选择连词到建议副词、从假转连词到强调副词的演变,是一种逆语法化演变,并简要探讨了“要不”逆语法化演变的路径、动因和特点。


袁卫华副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袁卫华副教授的《上古汉语中的一种特殊动量表示法》主要探讨两个跟表量有关的非数字词语:“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中的“多”,和“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也”中的“皆”。它们仅包含有量的意义,在造句上使用的是古代汉语动量表达法“数+动”的格式。作者认为,除用数词以外,其他一些跟动量表达有关的词语也同样适用于这个格式。


杨永龙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杨永龙研究员的《“实”的两种主观性用法:确认与强调》指出“实”的两种主观性用法:表确认和表强调。提出了鉴别“实”前主语为焦点的五条线索:一,以疑问代词为线索;二,以焦点敏感算子“唯”为线索;三,以否定性焦点敏感算子“非”为线索;四,以谓语省略或谓语重复为线索;五,前后语境有对比项。


杨荣祥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杨荣祥教授的《疑问强度与主观化强度:上古汉语语气词“乎”的功能变化》总结了前人与时贤关于上古汉语语气词“乎”的用法,根据典型用例,认为上古“乎”可以表达五种不同的语气:表询问、表测度、表反诘、表祈使、表感叹,并从语篇角度加以区别。就上古而言,“乎”是一个多功能语气词,其基本功能是表疑问,其他四种语气都是由表疑问扩展而来的。


石锓教授

   湖北大学文学院石锓教授的《明代汉语的被动与逆被动》指出,主动、被动与逆被动就是汉语中一组重要的语态范畴。作者总结了明代汉语表被动与逆被动的类型,并探讨了两种句式的特殊类型。当被动与逆被动共现时,一般情况下,被动先于逆被动;极少数情况下,逆被动也可以先于被动。

   “汉语语法史研究高端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牵头,自2015年始已成功举办三届,本次论坛为第四届,致力于促进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发展,为热爱汉语语法研究的专家学者搭建一个学术氛围良好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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