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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蓝生:追回流失的岁月

——江蓝生研究员学术自传

作者:江蓝生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7-03-30
 

  江蓝生,1943年11月生,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十届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62年-196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1978年-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攻读近代汉语专业研究生,师从吕叔湘和刘坚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汉语史,专攻近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著有《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合著,语文出版社,1992年)《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刘知远诸宫调〉语法研究》(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近代汉语新论(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汉语词汇语法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和论文集。与白维国研究员合作翻译《汉语史通考》(太田辰夫原著,重庆出版社,1991年)《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志村良治原著,中华书局,1995年)《白话语汇研究》(香坂顺一原著,中华书局,1997年)等著作。与曹广顺研究员合作编写《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主持修订《新华字典》第11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担任《近代汉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副主编。

一、早年的文化启蒙

  1962年暑假里的一天,我中学的教导主任对我说:“江蓝生,你吉星高照,考上北大中文系了!”其实,我原本是想考新闻系,将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但那时候北大不设新闻系,人民大学新闻系那一年又不招生,我这才把北大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的。

  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读书,没有人指导,就抓到什么读什么。小学时爱看小人书,一些名著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我最初都是通过小人书读到的。小学五年级暑期我从上海来到北京,记得那时一放学我就钻进小人书铺里看书(看一本一分钱),临走时租几本带回家去看(租一本二分钱),看完了再来选换几本,如此循环,完成了我的文学启蒙。上中学后,我开始读这些书的原著。同时又喜欢上唐诗、宋词,有时也尝试着写几首自以为是诗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爱读《古文观止》里的经典散文,印象最深的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李密《陈情表》、骆宾王《代徐敬业讨武曌檄》、刘禹锡《陋室铭》、欧阳修《醉翁亭记》等,读到精彩处,不觉吟诵出声,陶醉其中了。高中阶段,我开始读《鲁迅全集》和《史记》,还读了一些世界名著,高尔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巴尔扎克、莫泊桑等大作家的著作都读过一些(似懂非懂),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是在考上大学那年暑假为补课而读的。

  除了读书以外,我初中时还接触到了民间的戏曲曲艺。我家附近的白塔寺每月都有几次庙会,有卖花鸟鱼虫的,有卖北京风味小吃的,还有表演杂技、耍把式的,但我每次都钻进一个大帐篷搭成的小戏园子里听戏。所演的戏目现在有印象的是《三娘教子》《苏三起解》《武家坡》《甘露寺》《三不愿意》等,有京戏也有评戏。台上生旦净末丑的穿着打扮,唱念做打,插科打诨让我觉得十分新奇、有趣。每演完一段,戏班子的伙计就端着笸箩到观众跟前收钱,一出戏中间要收好几次钱。我读书的中学离西单很近,那时西单商场二楼有一个表演曲艺的场所,放学后,我经常溜到哪里听相声、大鼓、梆子、坠子等地方曲艺,也是听上一段收一次钱。我对此类曲艺节目谈不上喜欢,但不知为什么也不愿离开,家里给的零花钱大都花在这上面了。高中时我开始迷上了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是表演艺术家舒绣文的粉丝,有一次还和两个女同学冒昧地闯入她家拜访。现在想起来,我的兴趣和知识底子在中学阶段已经基本养成了。沿着这个路子,按说我应该成为一个文学青年,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或搞新闻报道之类的工作的,事实不然,命运让我走上了另外一条我原本毫无思想准备的学术之路。

二、两次人生选择

  1962年9月,我带着对人生的无限憧憬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系从一年级就分文学、语言、古典文献三个专业,因此我们刚入校门不久就面临选择专业的“终身大事”。我和绝大多数考入中文系的同学一样,满脑子做的是文学梦,很少有人主动选报语言专业。系里为此派朱德熙先生给我们新生做动员。朱先生知识渊博,口才又极好,他把语言学介绍的十分生动有趣。其他的话,今天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朱先生说,学了语言学,你们就能知道孔夫子是怎样讲话的(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学了音韵学、汉语语音史能了解上古的音韵系统)。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打动了。在考虑了自己的客观条件之后——我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似乎要强于形象思维,另外对语言比较敏感,俄语成绩好,于是就报了语言专业。回想起来,朱先生的一席话固然促使我选择了语言学——好像出于偶然;但再深想一下,朱先生的话之所以能打动我,我之所以经过思考选择了语言学专业,其实还是内因起了作用,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

  北大中文系名师荟萃,光是语言专业就有王力、朱德熙、高明凯、周祖谟、袁家骅等一批顶级教授。到我们62级时,王力先生等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已经基本不授课了,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一班风华正茂的中青年老师,如唐作藩(音韵学)、郭锡良(汉语史)、石安石(语言学概论)、裘锡圭(文字学)、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王福堂(方言学)、王理嘉(现代汉语语音)、陈绍鹏(古代汉语)、符淮青(写作)等,现在除了陈绍鹏老师早年病逝外,其他几位老师早已是各有专攻的国内外知名语言学家了。大学时代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充满理想的青年人。不过,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社会实践很多,上到大四,又开始了十年动乱,因此我们在学业上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满打满算只读了不到两年半的书,说是“入宝山而空归”并不为过,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仍很感痛惜。

  因为文革,我们62级学生直到1968年暑期才分配工作,推迟了一年。除了个别同学外,我们都被分配到远离北京的边疆和基层。我被分到山西省孝义县兑镇中学当老师,兑镇地处吕梁山区的山沟沟里,因附近有煤矿,所以竟有铁路可达。我抱着“是一块煤,在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信念,决心在这里好好工作。学生都是方圆十几里内的农村孩子,朴实、真诚、刻苦,我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我不仅教高中语文,还要教化学,于是就边复习边教学。我努力学习当地的方言,几个月后,我就硬着头皮用孝义话讲课。有一次县教育局来听课的干部问别人:“她是哪个村的?”我知道后很为自己居然能以假乱真而高兴。周末和假期我有时到学生们的家里做家访,亲眼看到有的农民家里几乎一贫如洗的状况,这无疑拉近了我和他们的情感距离。1969年冬天,我生下女儿50多天就从北京赶回兑镇。为了不耽误带学生出外劳动,我给女儿找了一个当地的奶妈。两周后,当我看到孩子躺在她家炕上,内衣缝里有虱子、虮子时,心疼得忍不住落泪。我的表现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被选为孝义县党代表大会代表,到县里开会。会议结束后,县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是县里要提拔我当县妇女主任,我想也没想就说:“不行,我不合适。”他劝说了一番,我还是没有点头。他让我当晚住在县招待所考虑考虑,第二天再说。我在屋里踱步,心想步入仕途,也许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遇,但这却不是我想要的,我宁愿在小镇上当一个教师——在那里有时间读书,可以过比较平静的读书人的生活。想到这里,我决定不辞而别,趁着月色踏上返回兑镇的路途。从县城到兑镇约有四十多里山路,我一个人在黑地里沿着铁轨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两边是陡峭的山壁,我怕得心砰砰砰地跳个不住:要是遇见坏人怎么办?要是遇见野兽怎么办?要不等明天再走吧?但是我的双脚还是在心的指引下不停地向前走着,终于历经四五个小时后回到了镇上。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选择。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我有机会调回北京,在北大附中教书。虽然那时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但我并不甘心终此一生,心里总在期待着什么,1976年十月打倒“四人帮”后,这种期待就更加热切了。1977年秋,我带着学生在颐和园义务劳动,忽然听见高音喇叭里广播说国家将恢复研究生教育,将于1978年春举行全国统一考试。我的心一下子跳起来,兴奋,激动,多少年来,我在冥冥之中等的、盼的就是这一天啊!我要把从大学时代到十年动乱前后流失的岁月寻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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