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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耘教授访谈:汇通古今知四方

作者:麦耘 徐睿渊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7-07-17

  访谈人
  麦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方言》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毕业于中山大学,早年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李新魁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历史音韵学及汉语语音史、汉语方言学、演化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音韵与方言研究》(1995)、《音韵学概论》(2009)、《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麦耘卷》(2012)等及百余篇学术论文。

壹  治学之路

  徐睿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您是如何走上语言学道路的?

  麦耘:我也曾有过作家梦,不过后来发现自己逻辑思维胜过形象思维,不适合搞文学,就转向了。起初是想攻古文字,中山大学的古文字很有名,从学古文字想到要学古音韵,最终投到李新魁老师门下。李老师是把我带入语言研究的广阔天地里的引路人。


2013年11月,麦耘教授在湖南临武调查

  徐睿渊:您学的是汉语史专业,后投身方言研究。您觉得汉语史,特别是音韵学的功底,对方言研究有何帮助?

  麦耘:音韵学的功底对研究方言非常重要。李荣先生原本做音韵学,后来治方言学的成就得益于他的汉语史功底、尤其是音韵学功底之处非常多。另一位方言学家兼音韵学家黄典诚先生也是如此。

  方言调查和研究首先以共时语言系统为对象,而这些共时系统又是历时演化的结果,方言与共同语之间、方言之间的差异更是历时演化造成的,所以对汉语史的认识,是观照方言的基础。对于方言研究工作者来说,这个基础越厚实越好。凭着以对音韵学的一般性了解,也可以调查和研究方言;但要想深入研究,尤其是在方言比较方面深入研究,就需要有对汉语史较深的功底。

  比如,拿方言音系与《切韵》音系比较,是通行的做法。但现代方言能直接连得上《切韵》的并不多;许多方言,跟语音史上的宋元明的音系比较更切合实际。例如北方方言的[tʂ]组声母,是跟《切韵》知、庄、章三组比较,还是跟韵图的知、照两组比较,还是跟《韵略易通》“早梅诗”的一组声母比较?又如《切韵》鱼韵,还有江韵舌齿音,该算古开口,还是像南宋韵图那样归合口?都需要运用语音史的研究成果来判断。研究方言现象中涉及《切韵》比较深层的方面,例如“重纽”,就需要更为专门的音韵知识。

贰  学科创新 

  徐睿渊: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将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运用到方言语音研究中,您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论著,并开办了相关研修班。您觉得这么做对方言研究有何作用?用这种研究方法研究方言语音,和传统方法最大的区别在哪里?需要注意些什么?

  麦耘:语音实验可以“帮助耳朵”。听不清的声音,可以用仪器或软件测一测。不过不能仅仅这样看。

  我的感觉,语音实验对我的语言观带来了几乎是颠覆性的改变。我以前对索绪尔的“语言同质论”无比信服。但语音实验方法让我看到同一个方言内部的差异性可以是多么普遍、巨大。语音实验可以观察非常细微,还可以量化,赫兹、毫秒、分贝、开相闭相,等等;处处用到定量统计,而不是直觉的定性判断。这对拉波夫的变异理论是一种支持,而对索绪尔是挑战。就我现在的认识,“语言同质论”在宏观上仍是有效的,但同质性是建立在异质成分的基础之上。语言内部差异之大有时不易想象,差异不仅会体现在细节上,甚至还可能体现在系统上。有些方言内部存在不同语音结构,即带系统异质性,却并不影响交际,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同质的。总之,语言的异质性是绝对的,同质性是相对的。这种观点跟整个科学和学术观念的改变是同步的。自量子理论出来以后,连物理学界都否定了“决定论”,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语言学实在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语言同质。

  所以方言调查要非常注意方言内部的差异。在调查方言时,要多找一些发音人,不要过于相信一两个合格的发音人就能完全代表一个方言。像拉波夫那种做法,就有限的单词找数百上千人来调查,不一定合适我们,但可以给我们启示。至少在做专题调查(例如古全浊音的表现、某些特定的发声态等)的时候,十个八个、十几个、几十个发音人,并不为多。在写文章时,不要企图用少数语图来说明语音的性质,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数据。我本人在初接触语音实验时,也经常做不到位,现在重读自己某些旧文,脸上都发烧。

  现在方言学界做语音实验,主要是声学分析,听辨实验少了一些。这也正常,声学分析是听辨实验的基础,而做听辨实验比较麻烦,要求条件高一些。由于语音传递信息的作用体现为受话人的听感辨别,所以应该提倡慢慢多做一些听辨实验。

  语音实验很有用,但也不能太依赖它。对人类语音,我们了解还有限。许多发音生理机制都还在探讨中,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声学分析方面也未完善,譬如说是否有哪些声学参数对语音很重要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或者现有的仪器测不到?我想会有。发音生理与声学现象也不是一对一。而且语音不仅是生理和声学现象,语音输出(发音)之前先要经过大脑神经处理;语音的声学表现和语音输入(感知)也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耳朵听到以后也要经大脑处理。而在神经对语音的处理方面,不清楚的东西更多,脑科学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初级。所以,如果以为语音实验结果不可动摇,这想法就有点过了。

  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不能丢,而用到语音实验则可以更上一层楼。我有一个比喻:语言实验就像一套很好的攀山工具,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攀登语音分析的高峰,但不论怎样,登山都比走平路要加倍辛劳。所以,做语音实验一定比不做更麻烦,而不是更方便快捷。这是语音实验的初学者必须有的思想准备。


2011年5月,麦耘教授在广西阳朔调查

  徐睿渊:您的论著中,既有方言的理论研究,也有学术科普读物,既有传统的音韵学研究,也有新派的实验语音学方法。您在治学的过程中,是如何将这些学科打通的?

  麦耘:我这人一向兴趣广泛,只要能学的都想学,所以古的、今的,本体的、应用的都做。也不需要专门去“打通”,多学、多做一门,自然而然就会跟原来学、原来做的打通了。

  举应用促进本体研究的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我受一个手机公司委托,做广州话“文语转换”,就是让电脑照文字读出广州话来。这需要做一个广州话音节库,先找人录了音,再用软件一个个音节切出来。切音节时,由于入声塞音韵尾后面是空白,所以元音后面看着差不多留点空就是了。后来让机器连读句篇时,碰到入声字听上去就总是怪怪的,不是觉得跟不上就是太急促。后来反复弄,终于明白里头的规律:元音长者,后面留的空白要短,元音短者,空白要长。原来广州话的韵腹与韵尾的长度有相关关系:韵腹长则韵尾短,韵腹短则韵尾长。以前只知道以元音和鼻音作韵尾的韵是如此,现在才知道以塞音作韵尾的入声韵也是如此。这使我对广州话音节乃至汉语音节有了深一步的理解。

叁  乐在其中

  徐睿渊:您觉得田野调查对方言研究有何作用?能不能说说您最难忘的一次田野调查经历?

  麦耘:田野调查是方言研究最基本的工作,没有田野调查就谈不上方言研究。看别人提供的二手资料也很重要,毕竟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亲自调查。但跑田野绝对是不能少的。哪怕是简单地去核查一下,都比只看书面材料强太多。

  从学术收获角度说,我最难忘是在广西发现嘎裂声(creaky voice)。我以前只在北京话第三声和粤北土话的变调里不系统地听过一些嘎裂声。2004年读了朱晓农教授关于嘎裂声的文章后不久,我在贺州听到当地一种土话的入声里强烈的嘎裂声,非常兴奋,详细地调查了这种方言。2006年又发现藤县有一种方言的去声是嘎裂声。转过年,在钟山发现一种壮语方言也有嘎裂声,而且表现比前头两个汉语方言更精彩。这种以往认为不常见的发声类型,竟让我在广西东北部这么小的地域里连续碰上。还真像朱教授所说:理论一经建立,材料不请自来。依近年学界的调查,嘎裂声在汉语方言里并不少见。

  另一个角度说的难忘经历,是2008年在海南三亚一个渔村调查“疍家话”,住在渔民家里,天天吃海鲜。偏偏我有痛风,本来是忌海鲜的,但渔村里除了海鲜没别的菜。海鲜好吃,痛风难受。那一次调查结束,我是一瘸一拐、像个伤兵似的撤出的。


2011年11月,麦耘教授在青海乐都调查

  徐睿渊:您觉得方言研究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麦耘:在调查方面,最有趣的是,只要你出去调查,就总能有所收获。上面提到藤县那次,本来我根据别人的记载,去那儿找一种特殊的塞擦音的,谁知没找到很典型的,却撞上了嘎裂声。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2011年我去西宁碰上比较特殊的元音“舌叶元音”,也是事先没料到的。每次调查有了收获,就不仅仅是觉得有趣,而且是非常愉快。相信每一个方言工作者都会有这种感觉。

  在研究方面,也会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尤其是当你看到各种材料像太阳系的各个行星那样规规矩矩地排着队转圈时,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叹:语言系统的构造、语言的演化轨迹怎么会那么有趣呢!不过,由于看不清其中规律,或者用“地心说”来看待“天象”,眼花缭乱,说不出什么道道,以至于乱蒙一气的时候会更多一些,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只能期望将来学术的进步能让我们更多地窥见人类语言的有趣现象吧。

肆  演化语言学

   徐睿渊:您觉得方言研究将来的走势如何?

  麦耘: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只能简略说一下我个人目前看重的一个研究方向:对语言演化类型的研究。

  研究方言的历史和现状,传统的主要是考察其纵向的谱系关系。近年学界对汉语方言之间横向的接触导致的演变也作了大量研究。纵向研究有如观察长江从源头奔流到海,横向研究有如观察各条支流汇入长江。不管纵向还是横向研究,都需要有流体动力学、水文学、流域生态学等等作为基本的理论。语言学上这种基本的理论就是演化语言学。

  演化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演化”在英语是evolution,生物学上习惯译为“进化”)。生物演化有两个方面:自然变异和环境选择。语言和生物有点相似,也有“语言变异”和“系统选择”。目前对语言如何变异、语言系统如何选择有关变异而使之成为系统演变,了解得并不多,特别是在系统选择这一方面。在国际上,演化语言学的兴起时间不长;在国内,因王士元先生的倡导,近几年开始有一批学者在研究。

  我本人更多是从演化的类型这个角度去探讨,就是看语言演化有些什么类型,什么类型最倾向于朝什么方向演化,等等。我称之为“语言演化类型学”,既是演化语言学的子学科,又是语言类型学的子学科,是演化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结合。语言类型学是一门显学,以往研究较多的是语法类型,也有从演化角度研究的,例如“语法化”研究。我主要从语音角度去探讨汉语方言的演化类型。我写过文章谈相关理论问题,也专门研究过一种演化类型:软腭辅音与元音之间的过渡音变为[i]介音的倾向。朱晓农教授近年有几篇文章讨论汉语方言声调的不同类型,以及声调类型之间转换的方向,是东亚语言演化类型研究很重要的成果。

  对方言的各种研究要深化,离不开语言演化类型的研究。谱系语言学讲方言的分化,例如古全浊声母在不同方言有不同读法,但为什么会有类型上的分歧?需要给出一个所以然。接触语言学讲语言接触造成影响,但为什么有不同的影响类型?其中也常常会有不同演化类型的背景。此外,给某些方言现象提出解释,以及古音构拟等工作,都需要有演化类型学上的依据。如果我们能概括出汉语方言乃至世界语言演化的各种类型,总结出各种类型演化的特点、方向、规律,就能真正了解语言的历史和现状,甚至能预测语言/方言未来的发展。也许这是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目标,但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

  语言演化类型学要大发展,需要两个基础:一个是语言实验,包括但不限于语音实验,还有其他,如心理语言学上各种涉及语义、句法、篇章等的实验。语言的演化是从细微的变异开始的,而实验能观察细节,并提供翔实的数据。另一个是大规模的语言数据集成和检索。类型是从许多个案中概括出来的,这就要有大量的材料。都说要进入“大数据时代”,用计算机方法来集合海量的方言资料是亟需做的工作。潘悟云教授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希望他的成果尽快问世。


2012年9月,麦耘教授在河南安阳调查

伍  学生培养

  徐睿渊:在培养学生方面,您有什么感受呢?

  麦耘:我带学生不多,博士、硕士生合共也就十多个,所以说不出什么来。我不大给学生上课,除了音韵学弯弯绕的东西稍多一点、不能不上以外,我总让学生去听别的老师的课,还有自己看书。学生进步要靠他自己,特别是自己动手。李新魁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最重要的功课是做《广韵》韵图,这是了解中古音系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我在这方面获益甚深,所以我也要学生做同样的功夫。我只指点一下,一般不细讲,主要他们自己做。学生只要认真做,做起来就懂了。田野调查也是,带上轨道,就他们自己来,碰到不懂再问。

  年轻人绝对不比我们这一辈人笨,当老师的给他们指一条路,他们能走得比老师好,关键是起步时别给他们指错了路。所以我更注意跟他们讲学术观念上的问题,比如要重视逻辑,要有学术科学化的方向,敢于提出假设,善于提为什么,不要怵权威(包括自己的老师),不要有学术山头主义,等等。有了正确的学术观念,具体的学问自然就能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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