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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华:中国语言学的立场 ——从《当代语言学》的角度看

作者:胡建华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8-01-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当代语言学》是我国重要的理论语言学期刊,其前身是《国外语言学》,而《国外语言学》又从《语言学资料》《语言学动态》发展而来。《国外语言学》曾是我国语言学者了解世界语言学动态及发展大势的一个重要窗口,而《当代语言学》则提供了“洋为中用”的学术平台。《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几代学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探索过程”,也反映了我国学术从相对封闭到逐渐开放并最终走向世界的发展过程。 

  近几年,《当代语言学》的办刊宗旨已经从提倡“洋为中用”转向提倡“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其办刊宗旨的微调反映出我国语言学研究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努力方向和追求,代表了《当代语言学》作者和读者的时代心声,所希冀的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从跟踪为主全面转向跟踪和并跑兼具的阶段,并继而步入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新阶段。 

  就现代语言学而言,西方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唯恐跟不上“先生”的“学生”。因此,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也是我们忙着学习“先生”所创立的各种理论的四十年。从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到类型学、语法化、语义图,可以说,西方有什么学派、流派,国内就有什么相应的学派、流派的介绍,也有各种各样用相应的西方学术方法来做汉语研究的尝试。所以,语言学者一直很忙,忙于跟上国外语言学的发展,忙于学习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方法。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那是因为我们有许多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从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于是自然就会去寻他山之石,以求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案。这种情形就像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讲的一样。他说那个时候人们对现状不满,想改变中国,但从旧学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怎么办?于是就向西方寻求道理,什么书都看。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所谓的新学就是西方的学问,旧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学问。大家以为、认为并相信新学可以救中国。后来语言学的情况也类似,大家学习西方各种各样的新理论,试图用这些理论解决中国语言学的实际问题。旧学的吸引力之所以不复往日,就是因为它无法面对新问题,无法为人们探索人类语言的奥秘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当语言与人工智能、语言与大脑、语言与生物学等问题成为人们密切关注并迫切需要探索的学术前沿问题时,语言学所要处理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传统学术所能触及的范围。 

  自《马氏文通》之后,我们才开始较多地接触现代语言学。一接触到现代语言学,我们便意识到我们不如人家、落后了,需要做学生,需要学习。实际上,在语言学之外的其他诸方面,当时的情况也基本一样。晚清时,我们发现曾经很看不起的蛮夷原来不仅是船坚炮利,竟还有十分精致的文明,以至于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竟做如此感慨:“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最令当时那些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以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教诲中成长起来以致很有文化自信的封建士大夫感到不堪的是,原来他们一直喜欢加上虫、豸、犬部偏旁来指称的“蛮貊”和“夷狄”,竟认为他们那自认为其政教非西洋所能及的“天朝上国”不过是“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离“巴尔比里安”(barbarian)也不过是半步之遥,而这正是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所描述的情景:“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 

  历史学家雷海宗七十多年前讲过的一段话也让人印象深刻,他说:“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这些都好对付。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国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转引自许纪霖,“另一半中国梦——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载许洋、李楠主编《另一半中国梦——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中信出版社,2013年) 

  现在,我们的综合国力可以和西方媲美,但是我们的文明还没有真正崛起,学术实力也不够强大。学术实力是以思想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就很难谈得上学术实力,也很难产生引领世界潮流的文明。在学术上,我们的投入在世界上算是很靠前的,论文发表数量也很巨大,但我们“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   

  要改变这种局面并提升我们的学术实力和学术地位,我们面前大概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走教条主义的路线,做国外理论的跟风派,“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用自己的研究为国外已有的理论做注解。  

  二是做守旧派,无视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对国外的理论一概排斥,只是闷着头搞自己的一套。所研究的问题,即便国外发表的成果已经解决了,也不去看或者根本不予理会。 

  三是做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派,对包括国外理论在内的任何理论和方法都批判地借鉴,然后从实际出发,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对国外的理论一概排斥比较容易,一概接受也比较容易,而批判地借鉴就比较难了。难在只有真正搞懂了才能批判、才能借鉴。在现代语言学领域,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先生”的“学生”。我们虽然可以说是很努力的“学生”,但未必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先生”的底层思想。我们没有西方的那种学术传统,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他们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那种哲学传统。今天的西方语言学不是平地起高楼,它来自古希腊,其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古希腊哲学家以及后来两千多年间有关学者、学派和学术思想一脉相承,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陈平,“语言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称’问题研究”,载《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3期)。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学术传统,我们的哲学传统与他们的也很不相同。因此,我们学这些东西时,往往摸不透背后的思想,总是感觉隔着一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并不真懂人家的那一套,怎么批判?当然,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恰恰是因为不懂,所以才有勇气去批判;也可能正因为自己无法搞懂,所以才想去批判,用空洞的价值批判来掩盖自己对具体内容以及理论细节的无知。而如果真把人家的理论搞懂了、弄明白了,就会发现要真正地进行实质性的批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如果对学术精神没有真正的把握,不仅无法实施真正的批判,就是运用也容易走偏。  

  国内西方哲学界认为,一个学者,如果能真正读懂西方哲学原著,像陈康那样可以与西方学者就相关哲学问题进行平等对话,就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学术境界。首都师范大学的陈嘉映教授是当代很有影响的学者,对他的各种评价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之所以这么说,大概还是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那种学术传统,所以做西方哲学研究并不具有先天的优势。语言学是和哲学相关的。我们的哲学传统和西方哲学传统不同,在我们的哲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做现代语言学研究很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所关心的仅是汉语的具体问题,而且是仅就汉语来讨论汉语;另一种情况是空谈理论,不解决实际问题。这两种情况下都难以产生具有“世界精神”的语言学家。 

  在语言学研究中,很多人强调要讲科学,但如果没有基本的科学思维训练,很可能很多情况下我们讲的只是想象中的科学。想象中的科学与科学中的想象不是一回事。爱因斯坦一直强调想象力非常重要,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的想象;而想象中的科学仅是一种对科学的想象、一种臆想,很容易把一些研究者引入歧途。 

  句法研究中经常见到一些打着科学旗号的分析,但这多属于想象中的科学,而不是科学的想象。比如对空成分的假设就有类似的情况。有的分析假设存在一种空成分,然后又用无法验证的空成分来证明无法验证的空移位的存在。从无到无,无无相生,竟以致生出“有”来。科学研究讲究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以及一致性(consistency)。假设各种空成分、空移位的存在,一定要给人留出可以证明其不存在的机会和可能性,即可以对其进行证伪的机会和可能性。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与巫术的基本分界线。科学研究如果不讲究可证伪性,各种不受限制的假设就会泛滥,各种无法被证伪的分析就会不断花样翻新,竞相无中生有,但却不能真正地解决什么问题。如此,科学分析就很容易一步步地滑向变戏法的边缘。

  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科学与巫术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科学离巫术只是一步之遥。科学和巫术的区分在于科学讲究可证伪性和一致性,而巫术不讲这些。巫术是一种伪科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把伪科学划分为几种类型,其中一种是江湖型的,大家一看就知道是骗子、哄人的;还有一种是学院型的。学院型和江湖型不一样,因为它有一套系统的符合科学规范的术语。学院型的伪科学也可以在国内外发表许多所谓的学术论文,但实际上是打着科学的旗号,以伪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一些假问题。刘华杰教授说伪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常有理”,“无论你给出多少反例,它总能找到理由固执己见”(刘华杰,“三思文库•科学争鸣系列总序”,载林恩•马古利斯、多里昂•萨根著,李建会等译《倾斜的真理——论盖娅、共生和进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中国语言学的学术地位当然不能靠那些实际上只是解决了一些假问题的论著来支撑,也不在于产出大量为国外理论做注解的“检索”论文,而在于其研究能否体现世界语言学发展的方向。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言:“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 

  中国语言学要想健康发展,必须“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而“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 

  我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语言学书院•语言学研究与探索文库》写的“总序”中曾经讲到:一个国家的学术创新,总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对世界学术发展大势的把握,二是根据这个国家的情况而独立摸索出的一套研究方法。语言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也需要融入到国际学术潮流中去,闭门造车则无出路。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把握世界学术发展之大势,直面学术前沿问题,以自主发展的新方法、独立发现的新材料,探索并解答知识领域中的未解之谜,将一直是我们这代人努力的目标。 

  我们《当代语言学》希望有更多独立思考下产出的论文能够以中文发表,最好是在《当代语言学》上发表。我们提倡正常的学术批评,鼓励提出尖锐的问题。对中国语言学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提出自己的科学问题。生成语法的驱动力,就是源于它所提出的一些难以回答的科学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理论思维、进行科学实验。 

  怎么理解中国语言学的立场?按我的理解,必须是中国的立场,也必须是科学的立场。中国的立场涉及我们的出发点、哲学思想、学术传承、国家实际、本土材料、独具特色的思路和方法,具有主观性和独特性。科学的立场代表科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 

  中国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于如何对以上因素进行“勾兑”。甘阳曾提出“通三统”,所欲统合的是儒家传统、启蒙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参看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中国语言学大概也要“通三统”。各种传统内部包含不同的因素,如何在批判、鉴别的基础上做出选择是一个问题。选择出合适的因素后,如何“勾兑”更是一个问题。中国语言学的希望在于选择并实施一种最优的“勾兑”方案。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文明的摇篮是中原。然而我国著名的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却发现,其实从新石器时代直到夏商时期,在地域辽阔、环境复杂的中国大地上一直同时存在着众多文明。这些文明地位相当,发展水平相近,宛若满天星斗,散布于中国各地,而中原文明只是其中的一种,而非文明的核心。在此基础上,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文明的“满天星斗”理论。我认为,“满天星斗”是我们的文明基因,也应该是我们的学术基因。我们虽然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传统,但我们有“满天星斗”的传统。欧洲的特点是国家分立、宗教统一,而中国则没有欧洲的那种一神教,而是儒、道、法、墨、佛五大传统并存。如何以我们的“满天星斗”精神为基础,把客观而普遍的科学精神与我们的学术视野、学术文化进行最优“勾兑”,值得我们这代学人认真思考。 

  转载自《当代语言学》公众号,文章根据胡建华在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22日召开的“2017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八届学术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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