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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青:语言学和它的文科理科伙伴们

作者:刘丹青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8-06-20
 

  编者按:

  2018年5月1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次主要面向本科生一、二年级同学的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教授主讲,介绍语言学同其他文理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本文是根据此次讲座录音整理而成的文字稿,原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公众号,本刊现予转发,以飨读者。

  前 言

  目前来说,中国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都是在中文、外文、民族语文这些语言文学学科里面展开的,所以专门的对于语言学专业的介绍不是非常充足。我们踏进中文系或者踏进外文系,就是抱着学习“语言文学”这样一个总目标进来的,对于语言学内部的结构和外部的关系,了解不是那么充分,希望今天这个讲座能够让大家更好地看到语言学在我们整个人类的知识系统里面的位置。今天涉及到的学科达几十门,我尽量给大家提供准确的概观,但也可能少数地方有细节的出入,欢迎大家去查检核实。

  我们想象,人类的科学系统或者知识系统,实际上都跟我们大脑的结构有类似之处,就是一个立体的、网状的结构系统,这个系统有很多连线,把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知识点连接起来,每一个节点有好多线条穿过,一个节点穿出去,它会经过不同的节点,到达遥远的地方。我们要认识一个学科,它的能量如何,第一就看它连线的节点有多少,第二看它能够辐射到多远。我们有时候给人一种感觉,是语言学太过集中于自我,就是说:语言学做语言学自己的事情——其他学科的人对它了解很少,而语言学的人也好像只要关心自己语言学的这点事情,不需要了解广阔的世界里面大量的其它的学科和领域——实际上这个认识是有局限的,语言学同样是我们这个立体网络系统里面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大节点。

  关于这个节点,我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节点内部的结构,而是这个节点向外面的辐射,因为我们在这个学院里面学的语言类课程,大部分是告诉你语言内部的一些东西。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语言学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文理交叉学科有哪些相关点,便于大家在这么一个浩渺的星空来确定我们语言学在其中的地位,并且看到它在这个星空里面所发出的闪耀的光芒——不是闪烁,而是闪耀——我们讲要炼字,推敲词语很重要,我们看清楚了以后就会发现,语言学不仅仅是在星空里面闪烁的星光,而且是闪耀的强烈的光芒,它能够辐射到很远的地方,能够跟很多的学科一起发出强大的能量。我们要看到语言学潜在的那种能量,我们就知道这门学科有多么重要,最后我还会来总结这一点。

  那么语言学是研究什么的呢?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在朱冠明老师研究的近代汉语中,我们了解到“说书”到了话本阶段有一个“得胜回头”——在进场的时候,人们陆陆续续进来,还没有完全坐定的时候,先讲一个小故事,跟这个主题可能有点关系,但是几句话就能讲完的一个小故事,作为一个引子或者叫楔子,然后再进入话本或者说书的主要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个。前些年在河南安阳,我们的考古专家发现了曹操的墓,发掘出了一些碑,因为我对古代汉语也有点兴趣,对此也有所关注,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但当时一看这些碑我就觉得,这个不符合我的古汉语的语感,就是“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由于这个讲座我做过几次了,我现在念得已经顺了,一开始见到它感觉是很不顺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是“魏武王所常用格虎大戟”,怎么会是“常所用”?“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怎么会出来个“常所用”呢?后来我看到考古所当时的所长、不久前刚刚卸任的王巍教授,他在电视台里面接受采访时就说:“最重要的是,出土的随葬品中,有多件标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其中的代表之作,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格虎短矛’” 。

 

  他说着说着就会把“所”字丢掉,为什么?因为不符合古汉语的实际。那么这个事情就有两面说法,一是如果古汉语没有这种说法,那这个东西是造假的。但是如果古汉语或者说当时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说法,那么造假的人没有这么高明,去造出一个跟古汉语的常规不一样的东西来,因为我们的古汉语学界还没有研究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后来试了一下,正常的情况是,“所”一般和动词连在一起,前面可以加一些时间地点词语,如“昨日所见”,但是单音节的副词应该是紧靠着动词,应该是“所常用”,“常所用”是不顺的。

  后来我就请我的同事,我们所的《中国语文》编辑部的编辑,你们的学长,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孙志阳——他是研究汉语语法史的——把这个“常所用”的问题研究一下。孙志阳老师就做了一番研究,后来在我们语言所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可惜他对写文章很挑剔,一直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就表明了一个事实:“常所用”这种特殊的语序只出现在上古汉语的晚期,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这个现象只延续了魏晋时期的几百年,以后又退出了汉语的历史。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魏武王的墓看来是真的。因为造假的人完全没有这样的水平,知道古汉语只在魏晋时期出现过的一种语言的格式,在这之前不这么说,在这之后也不这么说,就只在曹魏这一段时期的前后,有过这么一小段时间有这种语序。这还说明什么?说明考古学界还在争论的东西,我们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帮助解决。哪怕真是造假的,也是曹魏基本同时代的人造假的,到今天也已经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了。后来我也把这个情况和王巍所长说了。实际上如果我们语言学不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后来一段时间里,考古学界有一些关注语言的研究者,也开始在文章里面提到这个事情,说这种语序比较不太常见,只在那个时代存在。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学不是仅仅只关语言学的事情,它可以帮助其他的学科来解决一些疑难的问题,当然,它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个。

 

人文社会科学篇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正题,先说人文社会科学,当然语言学本身也被看成是人文社会科学,但是今天要讲到文理伙伴,后面部分还要讲到自然科学。语言学实际上不仅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它也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语言学里有一些分支学科已经进入到自然科学的范围,比如我们的实验语音学,还有神经语言学,研究发出、接收和理解语言的大脑神经机制,这些研究都已经进入到自然科学的领域。所以我们要更加全面地来认识语言学。我们先从人文社会科学说起。

  一、文学

  先说文学。大家看了这句话是有点情绪的,不是那么平和,“文学是让我们语言学家爱恨交加的学科,因为我们不得不借宿它的厅堂”。虽然我们在语言排序的时候是说“中国语言文学系”,好像语言是排在前面的,但是在中国高校的评价系统里面,我们只看到文学类别,没有语言类,这个实际上是不正常的现象,至少目前暂时还是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语言学就要借助文学的这个大厅堂跟它“合租同居”,表面上还有语言文学这样排列的顺序,但实际上大部分的院校都是文学占主导,评估这个学科体系的时候,也往往是把它简单地称为文学类,而不会把语言文学简称为语言类。我看到国内一些评估系统都是这样的。只有去年教育部引进双一流学科,是部分引进国际上的一些评价标准的时候,才出现了单独的语言学。在我们社科院,还有我们的社科基金,语言学向来是跟文学分开的,不过社科院语言学跟文学还是一起在一个更大的学部里面,但是在这个学部里面是一个单独的研究所。我们所有的——比如说评职称、评项目、评奖,都只有语言学家参加,不像高校里面,语言学家的命脉实际上是掌握在文学家手里的。但是文学家实际上是不太懂语言学的,因为这是两门性质非常不同的学科,他们的研究对象可能一样,但研究对象一样,不等于学科一样。

  我上次来人大就看到有些很特别的鸟类,很喜欢,我就想抢拍下来,人大有一些不常见的鸟在飞,动物学家在人大校园里面也要看那些鸟,韩美林这样的画家为了画画也要来观察这个鸟类,美术跟动物学是一回事吗?木偶剧团要演木偶戏,要编制木偶,有可能要来观察鸟类,那演木偶戏的跟画家或者跟动物学家是一回事吗?再比如观察猴子,动物学家要观察猴子,六小龄童演孙悟空,也要去观察猴子,看猴子是怎么样的,然后他来表演。所以研究对象和关注对象有共同点——比如说文学要看古文,语言学也要看古文——但是他们看古文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文学是看它的内容,看它的写作,语言学是看这里面所体现的当时语言背后的词汇、语音、语法以及所用的文字等等,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的理想情况是语言学和文学能够共同合作,培养中文系的学生,语言学和文学都给出一定的课程,让他们既懂一些基本的语言学知识,又懂很多文学的知识、理论和技能,这样才能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中文专业的学生。但是从学科性质来说,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语言学有更加独立的学科地位。目前来说,有人在建议、在争取,包括三天前北语刚刚又开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学科建设推进会,就是为了推进语言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我们相信它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二、历史学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历史学。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古代史,很多东西,像三皇五帝是传说中的东西,这个“传说”是本义的“传说”,不是网络语言,比如说“传说中的人大中文系”,这个是另外的含义,我们说的“传说”是真正的传说。那么作为正式的历史,应该有文字记载。实际上人类的文明史也主要关注的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因为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很难达到很高的文明水准。当然也有少数的,比如说三星堆那样没有发现文字,但是发现了很多体现王权的、体现很高艺术水平的东西。但是一般来说,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的制度建设,国家权力的建立都需要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上。

  甲骨文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记载中国历史的最早的文字材料。但是大家要知道,虽然我们的历史建构,特别是上古的历史,必须要借助于这些文字,但是古文字的释读率到现在仍然不是很高。总数大概4000左右的甲骨文字,现在还只认识了不到一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能够把甲骨文都释读出来,那么我们对于商代历史的了解和研究将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研究经费也多了,有的人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觉得“这个释读怎么这么慢啊”。现在好像有些省份提出来“认出一个甲骨文给多少万奖金”,有些省份还提出招标,鼓励学者们去把更多的文字释读出来。这就是说,释读文字,不但对于我们认识上古汉语本身有意义,而且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上古历史。因为甲骨文就是确凿的商代官方的文献记录,就刻写在甲骨、龟板这一类的物品上。后来的钟鼎文,是到了周代以后,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可能在商代末期就开始有了。也许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字存留的样式,但是如果用在不易保存的材料上,那就见不到了。甲骨文和钟鼎文就是因为在骨质的东西上,在金属的东西上,才能够历经几千年还保存下来。

  到了中古近代以后,我们语言学仍然能够为历史发挥作用,因为中国语言文字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先秦的时候,文字记录的书面语言和口语非常接近,基本上是口语的提炼形式,但是在汉代以后,口头语言逐渐发展变化,而书面语言就停留在先秦语言的基本格局上,因此就出现了言文脱节的情况。就是说,人们写文章、写书用的仍然是先秦格式的语言,被称为文言;而说话是更加接近口语化的,离书面语已经偏离得比较远了——当然,当时还没有“白话”这个名字,要到了很久以后才把这种接近口语的语言叫做“白话”——白话也可以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被称为“白话文”。那么白话文就区别于文言文,包括古代的也叫文言文,包括同时代的——比如说清代写桐城学派的古文的那种文章——也是文言文,一直到清代科举考试,都要写文言文。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些途径保留下来的非正式的书面材料,确实记录了当时不同地方的口语,这些我们现在统称为白话文献,包括文学的、宗教的文献,因为世界上的宗教往往是走在语言接近口语的前列,为什么?因为宗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加入,用微信的话说就是要“吸粉”嘛,一定要有大量的人来加入,如果他说的都是文绉绉的语言来宣传,那就不起作用。所以敦煌变文这些讲宗教故事的,就是走在时代的前列,更加接近口语的。包括到后期,西方宗教进入中国,它比中国人更加着力地用各地的方言口语写下了大量的圣经故事,也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的一些故事,传教的材料,这些就成为我们了解各个不同时代的汉语口语真实面貌的珍贵材料。

   口语材料有的还带有各地的方言特色,比如说有法律文书,像西北出土的这些文献里面有一些就是在县官那儿打官司,我们现在在文言里面看到那些官员,他们写的文章都是文言,但是你通过看那些记录——因为以前是司法行政不分的,审案子也是行政官员审的——县官审案子的过程,文书把它记下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县官说话跟老百姓是一样的,也是说口语的,不是像文言那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真实的情况。但是这些有的就带有一些地域的特色,如果仅仅是文献专家,不结合语言学的研究,就很难了解,特别是它如果记的是一些,说好听点是通假,说难听点就是错别字的字,如果我们不了解每个时代的不同地区的方言语音特点——也就是音韵学家们所研究的那些东西——那么我们就不会想到这个字词跟哪个字、词相通。因为不同的方言里同音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上海的大学食堂里面有时候就会写“毛头炒肉丝”。这毛头怎么炒肉丝?什么叫毛头炒肉丝?它是“毛豆炒肉丝”(整理者按:此处为上海话发音),那么“毛头”就是“毛豆”,毛豆跟毛头是同音的,食堂工人文化不高,所以他写“毛头炒肉丝”,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所以我们通过专业化的音韵学研究,才能更好的了解不同地域通假产生的情况,帮助我们去理解中古到近代的那些半文不白的文书。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法律情况、审案子的情况,还有像徽州文书里面很多经济类的契约,比如卖房子的、做生意的、进货的、店里面盘点的等。这两年我参加了一些出版项目的评审,里面就有很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地方档案文书的汇编,其中有很多特色的语言现象。这些材料的史料价值的挖掘,都需要语言学家的参与,才能够更加透彻地了解。

  再比如说语音演变,在中国历史上导致了一些很严重的政治后果。为什么呢?因为北方的语音变得快,南方的语音变得慢。当时的科举考试要考诗赋,诗赋就要押韵,押韵不是按照口语押韵,而是要按照《广韵》《切韵》的系统来押韵,但这个系统反映的是隋唐时期的音,并不是宋元明时期的音。北方的音消失变化得快,特别是入声弱化和消失,所以如果想要写诗押韵合辙,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就多一些;南方音变得慢,跟古音对应的多一点,当然有没有别的原因不知道,反正实际的客观效果就是江南出的进士、状元越来越多,所以北方人不高兴,认为这都是因为考试用的韵书对我们北方人不公平,因此在历史上发生过几次科举考试诗赋改革,包括放松声律要求,减少甚至一度取消辞赋考试。而与辞赋相对的不讲究声律的古文运动,则主要在北方兴起。日本学者平田昌司专门写了一本书《文化制度和汉语史》,主要是讲语音的演变和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些他以前单独发表过的论文,就专门讲这些历史文化的事情。他也指出,某些改革后,对北方人稍微放宽了一些声律要求,但南方考生考中得更多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上发生改变。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些历史,不像平田昌司那样深入研究古代的音韵和现在的方言,是不可能了解到的。

  三、考古学

  考古学当然也和语言文字关系密切,因为考古发现本身就有很多文字的材料,这些文字以简帛、碑文、器皿等为载体。这个是墓碑,这个是帛书,这个是竹简,我这里挑的都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这些真实的竹简木简上的文字,我们要去看相关文章才能够理解,这都是经过了专业工作者非常艰辛的劳动的。因为你如果去看古墓里面直接出来的那些竹简、木简,根本就看不清字型,要经过专家一个一个鉴定以后才能看得出,这是非常艰辛的工作。我们喜欢语言学的人也要做好这种思想准备,有一些行当是需要非的耐心、坐得住,经过专业的培训才可以的,要通过经验的积累去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但是这些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所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里面也说到,要重视一些对传承文化有重要作用的学科,特别是一些绝学,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学者的介入。

  四、民族学和人类学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民族学和人类学。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研究所,以前叫民族研究所,现在全称叫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因为这实际上对应两个术语,民族学一般叫作“ethnography”,人类学叫“anthropology”,这两个传统分别来自前苏联的系统和欧美的系统。民族学是研究民族问题、民族差异还有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它来自前苏联。人类学主要是研究世界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每个群体的特点和人的群体共性,所以人类学又分为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其中跟我们有关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它和民族学有关,是以人的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人的群体的差异在现代化的社会里面比较小,在古老的原始的社会里的表现比较多,所以这些人类学家往往更关注非洲丛林、南美的印第安人或者澳大利亚的土著人等。还有叫作现代城市人类学的,比如说北京城不同的群体,经常做家政服务的,或者是在三里屯附近流连的等,我们也可以研究这些都是哪些不同的群体,其中有社会学的眼光,也有人类学的眼光,但是更多的还是研究那些少数民族的群体。

  美国有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学会——美国人类学会,它办的一本杂志就叫作Linguistic Anthropology(《语言人类学》),他们要培养一个人类学家,必须要进行系统的语言学的训练。这是因为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一个群体,特别是小群体、陌生群体,就要到其中去。这个群体里面的语言可能以前没有现成记录,所以你可能还得从头开始调查这个语言,去把它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语法规则提炼出来,你要学会这个语言,然后才能够跟这个群体打成一片,或者至少是能够在那里做田野调查,能够了解这个群体。只有深入下去,你才能够知道“噢,这个里面有酋长,酋长有哪些权利,酋长他有多少财富,还是说他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亲属关系怎么样的,什么样的人算亲的,什么样的人算不亲的,什么样的人可以结婚,什么样的人不可以结婚;哪些语言是忌讳的,哪些语言是可以说的,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应该怎么讲,借钱怎么借”等等这些人类行为的模式,这些都要通过深入了解一种语言进而去探究。因此人类学家也成为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刚才朱冠明老师说的语言类型学,当代的语言类型学是由格林伯格(Joseph H. Greenberg)创立的,格林伯格本人就先后担任过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系主任和语言学系主任。而我们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里面也有研究室是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要想研究少数民族,了解他们的语言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所以对于这个学科来说,语言学是很重要的。

  人类学就要研究各种人的关系、人群的制度,包括婚姻制度、亲属制度等等,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孔雀东南飞》里面说到“姑舅”,古代有“七出”,就是一个家庭解除女子的婚约,把她赶回去,有七条理由,只要符合这里面的某一条理由,就可以解除婚约。其中的第三条叫“不事姑舅”,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家庭妇女不好好的侍奉姑妈和舅舅,所以要把她赶走”吗,为什么不说别的人只说姑妈舅舅呢,为什么说管好姑妈舅舅最重要?这里的姑舅就是公婆。公婆为什么叫姑舅呢?我们就要把语言的东西和文化制度的东西联系起来。罗常培先生写了《语言与文化》这本书,他是在美国访学期间写的,也是在那边他接受了一些人类学的训练。他说“名称如果相同,往往认为实质也相同。”意思就是用“姑舅”来称呼婆婆公公,实际上婆婆公公也就是“姑舅”,相同的对象才会用同样的名称来称呼。那么公公婆婆为什么会是“姑舅”呢?

  古代很多民族在建立比较大的社会之前,即还是部落、群体的时候,就盛行有一种邻近部落之间相互结婚,甚至结为固定婚姻关系的这种部落。因为人类很早就知道不能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结婚,这样会生产出很不健康的孩子,所以一定要是族外婚,但族外婚里面有一种叫作“对偶婚”,就是这两个部落互相结婚。“对偶婚”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很多痕迹,邻近的诸侯国,如果不是同姓的,往往会成为“对偶婚”的朝廷关系,比如我们说“秦晋之好”,秦国是嬴姓,晋国是姬姓,秦晋两国不是同姓就可以通婚,因此两个国家经常通婚,还有齐国和鲁国也是互相通婚的。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部落的女人都要嫁到对方部落,对方部落的女人都要嫁到这个部落,那么这个部落的女人嫁过去之后,她的婆婆是谁,是哪里来的?是她的部落过去的,是她的长一辈的女性亲属,因此这个婆婆是姑妈。那么这个公公是谁呢?公公他的姐妹到哪里去了呢?公公的姐妹到这里来了,这里的女人的母亲都是对方部落的人的姐妹过来的。因此这个部落的女人的母亲是对方部落的和公公同辈的女性过来。因此这个公公是谁呢?是她的舅舅辈。所以才有了“姑舅”这个称呼,我们分析之后认为这个词汇已经凝固了。“对偶婚”这种婚姻制度罗先生也提到了,并形成了交错从表,“姑舅”反映出了两个群体互相对偶婚的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想透彻地理解民族学人类学上的一些现象,就可以通过它们的语言成分来加深这方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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