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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正辉:李荣先生与《方言》季刊

作者:熊正辉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8-11-05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熊正辉研究员于2018年10月28日在“继承与创新:庆祝《方言》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熊先生因故未能赴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徐睿渊副研究员代读。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语言研究所恢复科研工作。“文革”前的方言组改为方言研究室。原来的组长丁声树先生调任词典编辑室主任,专注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与修订工作。原来的副组长李荣先生担    任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基本上是方言组的原班人马。

  方言论著由于编辑排版上有其特殊的要求,很不容易发表和出版,严重影响到方言学科的发展。李荣先生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在主持方言研究室工作之初,就开始筹划创办一个专门服务于方言研究的刊物,也就是《方言》季刊。 

  在铅版印刷的年代,大家都能感觉到,最大的一个困难是国际音标。为此,李荣先生与当时的北京新华印刷二厂合作,亲自设计了一整套标准的国际音标铜模的图纸,由上海铸字厂制成铜模。除了国际语音协会规定的全部元音辅音外,还设计了专门用于表示汉语方言的一套声调符号,包括调类和调值、本调和变调。为了做到精益求精,这套图纸反复修改无数次。新华二厂的一位师傅说,为此他们把李先生家的门槛都踏破了。 

  《方言》季刊的刊名和封面很简洁,就是“方言”两个字。这个刊名没有请什么名人题写,是请语言所陈治文先生从颜真卿的字帖中集来的。整个封面朴实无华。这体现了李荣先生的治学态度。李荣先生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辞中说过一句十分精彩的话。他说,红木家具有上漆的吗?《方言》季刊就是要只靠本身的品质来取得他的学术地位。 

  我大学毕业后有幸分配到语言研究所,一直在方言组和方言研究室工作。由于工作关系,跟李荣先生接触较多。下面我想把我所了解的李荣先生办《方言》季刊的情况做一点介绍。 

  《方言》编辑部跟方言研究室是一套人马两个番号。所有研究人员除了本身的方言调查研究任务,都要担负《方言》的编辑校对工作。李荣先生是精通编辑业务的。我们一开始都不会。为此,李荣先生为每个人买了一本编辑手册,要我们学习钻研。并且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定版式,怎么排表格,怎么计算字数和行数等等编辑知识。经过李荣先生的指导,加上自己的钻研,最后我终于可以做到排出来的校样跟我的预想几乎分毫不差。 

  新华二厂的师傅说,《方言》和《文物》是他们厂最难排的两个刊物,排版费最高。为了减轻排版工人的困难,李荣先生要求我们发排的稿件一定要干净整洁,字迹清楚。我们每个编辑人员都配备了医疗用的手术刀和剪子,写错的字要挖改,不许随意涂改。稿件要求用每行二十个字或四十个字的稿纸,每个字占一格,标点符号也占一格,便于计算版面。外来稿件有不符合这个要求的,我们都替作者重新謄抄一遍再发排。排字工人辨认国际音标和声调符号很难。李荣先生特地为工厂设计了一个排字架,专门放置音标和调号的铅字,每个格子贴上编号。我们编辑时,稿件里的音标和调号都要用红笔注上编号。用了这个方法,不仅提高了排版的速度,音标调号排错率也几乎为零。 

  《方言》录用稿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内容和质量。但是对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要求。对方言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稿件要求最严,对语言所内人员来稿的要求要比所外人员严。对所外人员来稿,宽严也看情况。据我所知,有一位名校名教授的来稿,内容比较空泛,李荣先生坚决不用。李先生说,教授的来稿就要按教授的水平要求。对学生的来稿,对一些方言爱好者的来稿,对边远地区的来稿,只要言之有物,那怕文章写得不够专业,我们也不惜时间,跟作者反复通信,帮助他修改,尽量争取刊用。有的外地作者,编辑部还特地给他所在单位去信,请单位允许他来北京住一段时间,当面共同商量修改。李荣先生还有一点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不护短”。这话他曾跟我说过不止一次。第一次说这话是编辑部第一次收到一篇来稿,记不准是批评一本方言著作还是《方言》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其中有的描述与方言事实不符。李荣先生决定发表。李荣先生说,不管被批评者是谁,我们不护短。李荣先生主张批评、讨论,但是要求平心静气。发表这类文章时,李荣先生把“带火气”的话都一律删掉。李荣先生定的这些原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促进汉语方言研究的发展。 

  李荣先生担任《方言》主编期间,不仅要规划每一期的内容,审阅并确定刊登哪些稿件,而且每一校的校样他都要全部审读一遍。为此,我们要求工厂在规定的校样份数之外再为李荣先生多打一份。 

  李荣先生不避嫌,不怕别人议论,希望方言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都能在《方言》上发表文章。我们每个人为《方言》写的文章,李荣先生都细心地审阅,指出毛病,提出修改意见。我们一遍遍地修改,他一遍遍地审阅,直到他满意才给发表。磨炼了很多年之后,有一天李荣先生对我说,以后你写的稿子我就不再看了。 

  虽然我们方言室每个人发表的文章都花费了李荣先生的不少心血,但是作者都只署我们个人的名字。文末也没有感谢谁谁指导之类的话。李荣先生不允许这样做。方言研究室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不了解这个规矩,在发表的毕业论文原稿末尾写了一句感谢某某导师指导的话。李荣先生拿起绿色的毛笔,一下就给抹掉了。李荣先生说,他不是绝对排斥这个,他相信很多人也是出自真心。但是为了杜绝流弊,必须这么做。 

  能在李荣先生领导下的《方言》编辑部一直工作到退休,确实感到很幸福。当年在大学学俄罗斯文学史,忘了是谁的什么作品,好像是冯维津的《纨绔子弟》。其中有一句话至今还记得。这句话就是“幸福的人是不看钟表的”。不是参加这次会议,确实没有注意到,《方言》季刊已经创刊四十周年了。 

  我们国家在飞速发展,我们方言研究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年李荣先生一些具体的做法,当然也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李荣先生在办《方言》季刊中体现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是我们应该始终学习和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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