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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gěng子”的gěng应该选哪个字?

作者:王洪君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7-03-24

  1985年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有条目:“颈gěng脖~子”。这一条目是说,字面上写作“脖颈子”的词在社会上有异读,审音规定为统读“脖ɡěnɡ子”。这个词统读了,单字“颈”却有了异读——在“脖颈子”中音ɡěnɡ,在其他词语中音jǐnɡ。

  本次审音拟修订为:“脖ɡěnɡ子”写作“脖梗子”,单字“颈”及其所组成的所有语词中“颈”均统读jǐnɡ。理由如下。

  从语音上看,“脖ɡěnɡ子”中ɡěnɡ的本字不大可能是“颈”,却有可是“梗”:“颈”是中古梗摄开口三等字见母字,根据语音演变规律,发展到现今北京话以至汉语其他方言,如折合为普通话,应该是细音齐齿呼;而“梗”是中古梗摄开口二等字,按规律在汉语绝大多数方音中应该相当于普通话的开口呼,北京系方音则是在明代以后因《洪武》系语音的叠置也改为音ɡěnɡ。[1] 以上说的是规则性演变或接触引发变化的结果,全国各地“颈”的方音有多少是符合这些规律的呢?

  经查,在《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脖子”条目之下,93个方言点中有53点仅用“脖子”,[2] 但53点中至少张家口、大同、集宁、呼市的当地口语也用“颈jǐnɡ”类词语,[3] 因此53点还要减去这4点,余49点。这49点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及相邻的内蒙东沿、河北中部南部(含北京、天津)、山西中部南部、山东、河南、云南。另有2点(临汾、绥德)只用“脖”“项”组成的词语,1点(徐州)只用“脖梗ɡěnɡ”类词语;剩下的37点都用带“颈”词语(如“颈子/脖颈/颈项/颈根/颈脖/项颈/颈/板颈/头颈/脑颈子/颈杆子”等),再加上述张家口等4点,共计41点,如大同、呼市、临河、阳原、敦煌、乌鲁木齐、商丘、成都、南充、自贡、遵义、桂林、武汉、南通等。这些点分布在只说“脖子”方言点分布区的北边和南边。这众多南北方言口语中的“颈”,折合到普通话,无一例外都是齐齿呼的jǐnɡ。[4] 用细音,表明其来源(或者说)本字只能是三四等韵。由此可知,来源于三等、今为细音的“颈”类词语在全国官话中是除“脖”之外最为通用的。

  《汉语方言词汇》(2004)收有全国20个方言点,包括官话与非官话方言。其中北京、济南两点“脖子”“脖颈ɡěnɡ子”双收,但注中说明洪音的颈ɡěnɡ“指脖子后部,或写作‘梗’”。该注说明,这两点的“颈”只是社会俗用字,字源并不确定。西安和属于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湘赣客粤方言的13个方言点均用带“颈”词语,其中的“颈”折合到普通话,无一例外都是齐齿呼jǐnɡ,[5] 字形也无一例外都是“颈”。这样,加上《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所收用“颈”类词语的众多官话点,细音“颈jǐnɡ”在全国的通用度就几乎不逊于“脖”,更大大超过洪音的“(脖)ɡěnɡ”了。

  综上可知,符合“颈”的中古音地位(梗摄三等)和语音演变规律的细音“颈”,仍在地域宽广的当今地方口语中使用,组词形式多种多样,且字形上写作“颈”也是社会一致的;而不符合“颈”的中古音地位、今为洪音的“(脖)ɡěnɡ”,不仅地域分布有限、组词能力有限,且社会上有写作“梗”和“颈”的分歧。分布在北方而为洪音,说明它不大可能来源于中古三等的“颈”,写作“梗”无疑更为合适。

  更为重要的是,与“脖”义相关的细音jǐnɡ与洪音ɡěnɡ在意义上也有重要区别。

  从字义上看,“颈”的古义(《说文》:颈,头茎也)是指整个脖子,广泛分布于南北方言口语中的细音“颈jǐnɡ”符合“颈”的古义。而地域分布有局限的“(脖)ɡěnɡ”类词语却几乎都是指脖子的后面,不合“颈”之古义。词义所增的“后面”的限制是如何产生的呢?

  如果“脖ɡěnɡ子”的ɡěnɡ是“颈”,则必须假设“颈”的字义经历了由整个脖子缩小为仅脖子后部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虽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颈”何以仅在“脖_子”的组合中发生这样的变化,却缺乏令人信服的理据和足够的证据。

  如果“脖ɡěnɡ子”的ɡěnɡ是“梗”,则仅从“梗”字今日的义项就可以看出其引申的路径:

  “梗”与所论问题相关的今义项主要是以下两个:

  ①某些植物的枝或茎:花梗/高粱梗。②挺直:梗着脖子。

  以上两义项结合起来可引申出③“脖子后部”义:1)脖子像花梗:长且较坚韧的花梗承负着面积、体积或圆周更大的叶、花、果,就像有坚韧颈椎的脖子承负着圆周、体积更大的头;所以,脖子→ 脖梗;2)脖子会变硬像花梗会变硬:花梗干枯后会变得硬而挺直,就像柔软的脖子由于情绪的变化会变得僵硬挺直;所以,脖子变硬→梗着脖子;3)脖子梗着则脖子后部僵硬挺直,这使得脖子后部加长从而更加凸显;所以,脖子梗着所凸显的地方(脖子后部)→脖梗子。

  (徐州的“脖ɡěnɡ”类词语没有加注“脖子后部”,当就是指脖子,属于第一步引申。)

  “梗”并不一定就是“梗着脖子”或“脖梗子”中ɡěnɡ的本字。陆志韦(1956)收有“骾,×着脖子”,说明作者认为动词义ɡěnɡ的本字应该是“骾”。与“骾”字义相通的还有“鲠”:“骾”古义“食骨留咽中”;“鲠”古义“鱼骨”,后又与“骾”通,表“骨不下咽”。“(鱼)骨留咽中”会引发脖子后部僵硬挺直,因而两字的古义的确可能引申出“脖子后部”义,加上两字的古音均与“梗”一样属于梗摄开口二等见母字,折合到普通话均音ɡěnɡ,从而音义都适合作为动词ɡěnɡ的本字。但是,两字近代以来很少使用,现代民众大多已经不熟悉其音义,于是脖子后部变得僵硬挺直和脖子后部这两个引申义就由与它们音同义通的常用字“梗”来承担了。[6] 徐世荣在《北京土语辞典》中将“脖ɡěnɡ子”写作“脖梗子”,仅在注释中有“或写‘脖颈子’”,表明了对写作“梗”字的认可。

  最后,由于细音“脖”义的“颈jǐnɡ”在全国方言中的分布如此广泛,仅从避免误读和误解考虑,书面上将洪音“脖后”义的ɡěnɡ写作“梗”也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比如,用百度分别搜索了“脖梗子”和“脖颈子”,下面是百度百科给出的词条及其注音、出处:[7]

  脖梗子 bóɡěnɡzǐ 出处:《老残游记》第六回:“俺们这里人人都躭着三分惊险,大意一点儿,站笼就会飞到脖儿梗上来的。”毕方、锺涛《千重浪》第十二章三:“徐国河干活挺卖力,下面掏得挺深,不料哗啦一声塌下好大一块来,把他埋了个齐脖梗。”叶文玲《篱下》:“有次小鹃咬着嘴皮挑明了问,这可把他问慌了,当下就扭过了红涨涨的脖梗子结结巴巴答:‘我......我这两挑是给三叔婆挑哩!’”

  脖颈 bóɡěnɡ 出处:《儿女英雄传》第三一回:“这样冷天,依我说,你莫如搁下这把剑,倒带上条领子儿,也省得风吹了脖颈儿。”杨沫《永不凋谢的玫瑰花环》:“刚一见面,突然间,一串串美丽的花环……戴到我们每个代表团成员的脖颈上了!”柯蓝《火车上的少校》:“他一边喊,一边用手抱着少校的脖颈,比什么都亲热。”

  可以看出,第一条“脖梗子”词条的注音和出处中该词的注音都没有问题,而第二条“脖颈”的注音bóɡěnɡ就有问题,[8] 出处中的该词也几乎可以肯定应该是bójǐnɡ。当然我们可以谴责百度百科不可靠不专业,但是广大的读者会不会也犯同样的错误呢?看着“脖颈子”却要读“脖ɡěnɡ子”,而看着“脖颈”又不能读“脖ɡěnɡ”,是不是有些太费脑力呢?

  总之,将字音和字面统一起来,凡“脖”义细音的jǐnɡ就写作“颈”,凡“脖后”义洪音的ɡěnɡ就写作“梗”;既符合两字的中古音和后世的变化规律,又从字面上就标明了jǐnɡ、ɡěnɡ两类语词不同的语音形式。此外还使得“(脖)梗”类语词更容易联想出“脖后”义,和避免了读者拿不定书面上“脖颈”类词语的读音和意义。

    注释

  [1] 因《洪武》系语音的影响而致,参看王洪君 (2016)。

  [2] 该词汇集的北京等点未收“脖ɡěnɡ子”,当是由于“脖ɡěnɡ子”的所指与“脖子”并不相同。

  [3] 语料来源:张家口、集宁“脖颈”(《汉语方言地图·词汇卷》),大同“脖梁颈”(《大同方言志》1986),呼市“脖颈(音同‘八颈’)”(刘一玲提供)。另,忻州的“脖筋”也可能是“脖颈”。

  [4] 或者说,该词汇集将与“脖”义相关的jǐnɡ均写作“颈”,ɡěnɡ均写作“梗”,与本文的主张相同。

  [5] 此外,太原只用“脖子”,闽东福州、闽北建瓯用“脰”类词语,闽南厦门、潮州用“颔”类词语。

  [6] 由于尚不能确定这两个引申义出现的时间,也就还不能排除此二义是由“梗”引申而来的。

  [7] 出处的例句,笔者根据纸本书改动了极小的两处,均不影响句义。

  [8] 检索的是“脖颈子”,出来的是“百度百科尚未创建此词条”,建议看的相关词条中第一条是“脖颈”。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2004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252页。

  陈章太 李行健(主编) 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词汇卷上》,语文出版社,2503页。

  曹志耘(主编) 《汉语方言地图·词汇卷》,商务印书馆,63页。

  陆志韦 1956 《北京话单音词词汇》,科学出版社,120页。

  马文忠 梁述中 1986 《大同方言志》,语文出版社,74页。

  王洪君 2016 “粳”字的读音,《中国语文》第4期。

  徐世荣 1990 《北京话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31页。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王洪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语言学、音系学和现代汉语词法。代表著作有《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一版/2008年增订版)《基于单字的现代汉语词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和《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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