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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神话

作者:王志平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7-03-23

  说起这个题目,就会让人联想到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的(Ernst Cassirer)的同名著作《语言与神话》(Sprache und Mythos),该书已由于晓等人据英译本翻译,由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可惜由于译者不太熟悉语言学和神话学史,时有误译。如著名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J. Vendryès),中译本178页译为文德瑞耶斯,著名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中译本也多译为马克斯·米勒,不熟悉的可能会误以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众所周知,关于神话起源,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和说法,贯穿了整个神话学史。其中有一派的看法认为,神话是由于语言的误会而产生的。中国历史上,如孔子破解“夔一足”神话为“夔一足矣”,西方历史上柏拉图《克拉底鲁篇》(Cratylus,也译为《正名篇》)记述了苏格拉底的对话,他试图把希腊神话传说予以合理解释,以为神话中不合理者都出于语言的变异,如此等等。

  最著名的是西方历史上的神话语言学派,他们认为神话的产生是出于语源迷误(etymological fallacy),也就是俗称的“字讹”。之前,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德国地理学家李特(Karl Ritter,1779—1859)等都对语言与神话的关系有所论述,但是终成体系的神话民俗学派始于以《格林童话》闻名的格林(语言学界一般称格里姆)兄弟,尤其是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除了《德语语法》《德语史》等巨著之外,最著名的著作即《德意志神话学》。受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他们热衷于寻找德意志民族共同的历史起源,在语言上他们追溯印欧语系的原始共同语(Ursprache),在神话上他们追寻雅利安民族的原始共同神话(Urmith),以此寻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共同归宿。

  继他们之后,大批追随者接踵而至,史称“青年神话学派”,其中包括很多著名学者,前面提到的马克斯·缪勒即是其一。此外,阿达尔伯特·库恩(Adalbert Kuhn)、威廉·施瓦茨(W.Schwarz)、威廉·曼哈尔德(W.Mannhardt)等等。他们中很多人既是比较语言学家,也是比较神话学家。他们把神话的产生完全归于太阳或者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因此也被称为自然学派。

  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也译为马克斯·穆勒、马克斯·米勒等等,20世纪初还曾译为马格斯·牟拉、麦克斯·穆勒等等。他是著名语言学家、神话学家和宗教学家,著作等身,与语言学有关者如《语言科学讲义》(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等。

  马克斯·缪勒还是著名的梵文学家,著有《古代梵语文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Sanskrit Literature)等。他曾经应邀翻译吠陀经典,并组织编译牛津版“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等,周作人《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谈到的麦克斯·穆勒翻译的“东方圣书”丛书本的《邬波尼沙陀》(Upanishad,通译《奥义书》),即是其中之一。(关于“东方圣书”简介,可参见[英] 麦克斯·缪勒著、陈观胜、李培茱译:《宗教学导论》附录《东方的圣书》一节,215——2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马克斯·缪勒对印欧比较语言学有深入研究,在希腊、罗马、北欧神话与印度神话的比较中,他提出了神话的产生是由于语言的疾病(the diseases of language)所致这一看法——由于语言存在多义词(polyonymy)、同义词(synonymy)、“诗性隐喻”(poetical metaphor)等特点,随着时代变迁与人性健忘,这些词义逐渐发生混乱和误解,于是神话就产生了。换言之,是语言有了故障,才产生的神话。缪勒有一句名言,“神话是语言有病的结果,犹之珍珠是蚌有病的结果。”

  马克斯·缪勒曾提出语言发展的四个阶段:词根和原始语法阶段、方言阶段、民族语言阶段和神话阶段。原始根词和语法形成阶段并无神话,随着闪含语、印欧语、阿尔泰语等几大语系分化,形成了方言阶段。神话阶段时雅利安民族还没有分化,因此他们有各民族共同的神话故事。最后才是各民族语言形成阶段。

  马克斯·缪勒的学说在19世纪末的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被认为是统治了19世纪神话学第三个十五年的人。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也深受缪勒影响,认为日、月等自然崇拜,归根结底是源于人们对其命名的一种误解,“语言的缺点”导致了自然物的拟人化。尽管如此,缪勒把一切神话都归为太阳、朝霞、晚霞等自然现象,在解释具体问题时难免捉襟见肘。马克斯·缪勒被人戏称为“太阳神论者”(Solarist),也算事出有因。

  马克斯·缪勒对我国20世纪的语言和神话学界都有很大影响。周法高、俞敏先生都曾先后指出,章太炎先生的“语根说”即源出马克斯·缪勒的《语言科学讲义》(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章太炎《检论·订文篇》附录《正名杂议》曾提到“马格斯·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瘿疣,是则然矣”,肯定了马克斯·缪勒的说法。孙作云《飞廉考——中国鸟氏族之研究》也曾据马克斯·缪勒的“语言疾病说”,认为“飞廉”为“风”之复辅音等,使印欧语系的“语言疾病说”在中国获得了异域的回响。缪勒的名著《比较神话学》也已由金泽翻译为中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署名麦·缪勒著。

  神话语言学派的另一中坚阿达尔伯特·库恩(Adalbert Kuhn,1812—1881)长期主持《比较语言学》杂志,其中刊发了不少神话语言学的文章。与神话语言学派中的“太阳说”不同,库恩是用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解释神话的起源,形成了神话语言学派中旗鼓相当的另一分支“雷雨说”。其名著《火及神酒之降凡》(Die Herabkunft des Feuers und des Gottertranks)提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名字是来源于梵语的pramatyas,意为“钻木者”,这一新解得到了广泛赞誉。继库恩之后,威廉·施瓦茨(Wilhelm Schwarz,1821—1899)《云和风、雷、电》、威廉·曼哈尔德(Wilhelm Mannhardt)《德意志民族和北方民族的神的世界》等,又将“雷雨说”发扬光大了。

  但是,神话语言学派最大的问题是把神话起源雅利安化了,这在印欧语系的神话里还情有可原。但是同为比较语言学家的特奥尔多·本菲(Theodor Benfey,1809—1881)在研究印度古典文献《五卷书》时发现,同样的故事不仅见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也见于闪含语系的叙利亚和阿拉伯人,这对神话语言学派现成了极大挑战。本菲经过研究,认为这些故事都起源于印度,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向其他民族、其他地区传播。这就是神话民俗学中的传播学派。这本是对马克斯·缪勒等学说的剧烈冲击,然而缪勒却撰写了《故事的流动》(Die wanderung der Sagen)一文回应,公开承认了神话语言学派以及他个人在以往研究中的失误。

  自传播学派兴起之后,神话语言学派已趋式微。之后又经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安德鲁·朗(Andrew Lang,1844—1912)、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1854—1941)等人类学派打击批判,指出神话产生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是社会现象,盛极一时的神话语言学派终于偃旗息鼓、烟消云散了。

  回顾19—20世纪的学术史,神话语言学派的兴衰成败值得深入反思。现在回头来看,他们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或有可商,但是他们提出的学术思想还是具有理论范式价值的。我们今天应该更多地看到其学说中的合理因素,如马克斯·缪勒等对于流俗词源(folk etymology)的重视等。事实上,从流俗词源(folk etymology)角度来说,某些神话传说确实是语源迷误(etymological fallacy)造成的,对此俞敏、张永言先生都曾作过一些研究。具体到19—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而言,好以成败论英雄,在引进西方学术时过于功利,一旦过时,即弃如敝屣。茅盾等引进西方神话学理论时,正值人类学派全盛时期,茅盾并未对神话语言学派作深入研究,只是根据流行学说人云亦云,对于神话语言学派的批评并不公正。其实理论正确与否,与是否过时并无关联,神话语言学派的合理之处,还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本文曾参考刘魁立《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学派》(《民间文艺集刊》第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一文,获益良多,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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