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词汇面貌与规范性字词典

　　一、基本词汇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提出基本词汇问题，围绕斯大林的论述，我国语言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基本词汇问题的讨论。李荣《汉语的基本字汇》（《科学通报》第3卷第7期）是最早运用斯大林基本词汇学说研究汉语问题的，他考虑到“汉字是构成新词的基础”，把汉语的基本词汇称为“基本字汇”。李向真《关于汉语的基本词汇》（《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针对“基本字汇”的命名提出“我们必须以词作本位而不能以字作本位来研究汉语”。针对上述观点，曹伯韩《李荣、李向真两位先生关于基本词汇的论文读后感》（《中国语文》1953年第7期）一文认为，“造成李荣先生改译基本词汇为基本字汇的根本原因当然是他没有分清汉语中字和词的界限”。

　　学界通常把全民常用性、稳固性、构词能力强作为确定基本词汇的3条标准。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一书中逐一运用3条标准，考察分析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构成情况。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采用全民常用性、稳固性两条标准，放弃构词能力强这一条，认为“有无能产性，不应看成区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依据”。关于基本语素、基本固定短语是否归入基本词汇，学界也有争议。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主张包括基本固定短语，与他对“词汇”的定义“一种语言全部词语的总和”相一致。石安石《重新审视基本词汇问题》（《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一文认为，作为术语，汉语中的“词汇”大致与英语lexicon相当，lexicon把“词和语素”都包括在内。既然词汇是词和语素的总汇，那么，基本词汇则是基本词和基本语素的总汇。回顾李荣在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的基本字汇观点，考虑到汉字与语素的基本对应关系，李荣不拘成说，根据汉语的特点提出基本字汇的概念是很有眼光的。

　　二、一般词汇问题

　　（一）方言词

　　方言词汇指方言系统中的词汇，当把方言词汇放在与基本词汇相对待的一般词汇中考察时，指来源于方言、成为共同语词汇单位的词。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称之为“方源词”。吕叔湘、罗常培为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所做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论述了共同语的历史形成以及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等普通话规范的重要问题。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中说：“普通话的一般词汇虽然以基础方言北方话所有的具有全民性的词汇为主，但还吸收了一些个别的方言词。”林焘《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语言学论丛》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一文论述了方言词规范中的吸收和排斥两方面的原则。詹伯慧《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语文建设》1997年第4期）从语言渊源、语言的性质和内涵、语言社会功能、语言社会地位、语言发展前景等5个不同的角度考察和剖析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认清方言和普通话的种种关系，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和处理当前语言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2018年6月下旬，有人发现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打碗碗花》一文中的“外婆”全部改成了“姥姥”，改动理由是《现代汉语词典》中“外婆”标注为方言词，而“姥姥”是普通话词汇，引发了社会对方言词汇的认定及其词典标注的热议，如：杜翔《“姥姥”和“外婆”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所微信公众号“今日语言学”2018年6月25日）；杨早、徐鹏飞《留住语言多样之美》（《人民日报》2018年6月30日）；王大可《外婆、姥姥，哪个词规范》（《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等）。专家认为，随着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语言规范应以实际语言生活为依据，辞书也应随着语言生活的变化及时修正。

　　（二）行业词语

　　孙常叙《汉语词汇》一书称行业词语为“同行语”，分为阶级的和行帮的两种，前者指“同行话”，后者指“黑话”。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区分了术语和行业语，认为：“术语虽然属于专门知识的范围，但随着科学的普及，术语就变成全民语言内的东西了。”而“行业语是社会中某一行业应用的词汇”。并在术语和行业语之上设“专门用语”的大类。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论述了行业词语和普通话词语的关系，认为“行业语词能够逐渐扩大其使用范围，进而被普通话词汇吸收”，“社会上各个行业的行业语词都有被吸收为普通话语词的可能”。这一观点为大家普遍接受。

　　民间隐语行话、反切秘密语是语言的一种社会变体，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到它们的濒危保护问题，如：曲彦斌《应予关注的“另类濒危语言”：民间隐语行话》(《文化学刊》2007年第1期），于琴《当代语言生活中的反切秘密语现状及其研究综述》（《文化学刊》2014年第2期等）。

　　（三）文言词

　　张世禄在《现代语里的古语词》（《语文知识》1956年第10期）一文以及此后的论著中提出古语词也叫文言词，并把它们排除在现代普通话之外。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中把文言词语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现代死掉的（后来学界称历史词语），一类是仍在现代有交际作用的（后来学界称古词语），后一类“是现代词汇中的组成部分”，指出了这类词语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一般词汇。不久，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一书中明确提出文言词语“大致包括古语词、历史语词两部分”。林焘《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针对吸收古代词语方面存在的不规范现象，指出应该根据不同的文体和不同的修辞作用来处理，对于古代词语中那些还有生气的东西，在规范性词典里必须注明它们的用法和使用范围。

　　（四）新词语

　　20世纪50—60年代、80—90年代，语言学界两次出现研究新词新语的热潮。20世纪50年代初，张志公《关于新词新义》（《语文学习》1952年第1期）一文提出构成新词的4种方式：（1）以旧词作基础，滋生出来新词；（2）赋予旧词以新的意义和用法；（3）以自己的语言规律为基础，借用别种语言的词；（4）以旧词为基础，另造新词。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一书胪列了近400个新词，说明了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发展。

　　1984年，吕叔湘《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辞书研究》1984年第1期）一文提出加强对新词新义的研究，以及语文词典应该更积极地收录新词新义。此后，学界发表了多篇研究新词新义的论文，如沈孟璎《新词语构成特点纵览》（《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周洪波《新词语的预测》（《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2期）等。

　　研究新词新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规范问题。晁继周《略论规范性词典的特点》（《中国语文》1992年第3期）一文就如何规范新词语提出了4项原则：普遍性原则、生命力原则、必要性和明确性原则、构词法原则，还阐述了汉语规范性词典如何吸纳港台词语的问题。另外还有于根元《整理汉语新词语的若干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3期）、周一民《新词新义的收录与规范》（《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4期）等。

　　新词新义的监测与整理工作同时开展。1987年，沈孟璎的《新词·新语·新义》（福建教育出版社）和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等的《汉语新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1年，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室成立了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课题组，从1991年开始，每年编写并出版《汉语新词语》，出版数年后中断。2005年下半年，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重新启动“新词语编年本”课题，由周荐、侯敏等人主持编写。2006年开始，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举办了年度“汉语盘点”活动，由网友推荐、专家组评议推选年度字词。2009年，亢世勇、刘海润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16年第二版出版，收录1990年以来的新词语约10000条。

　　（五）网络词语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词语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网络语言指在网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或者说是出现在网络交际中的人的自然语言。”（吕明臣：《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网络交际是信息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复合式交际方式。李宇明（《关注网络原住民》，《人民日报》2016年9月15日）一文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原住民的占比越来越大，网络语言使用人群将遍及全体社会，网络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崭新的交际平台，无时无刻不在酝酿新的流行语，进而影响人们的现实语言。汪磊《网络语言研究十年》(《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一文的研究表明，国内网络语言研究密切关注并追踪网络语言发生、发展轨迹，探究网络语言现象的传播机制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为正确认识网络语言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网络语言研究正走向理性与成熟。

　　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用语是社会关注的热点，2015年8月，中宣部等单位举办了专题座谈会（《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用语》，《人民日报》2015年8月15日），号召新闻媒体和网站负起主体责任，净化语言传播环境。从网络语言特点和使用者实际看，雅语和低俗语必定是极少数，必须区分俗语和低俗语，引导使用好网络俗语，抵制网络低俗语言。

　　（六）外来词

　　外来词在汉语中早就存在。清末西风东渐，书刊中各种译名骤增，外来词问题引起了学界关注。20世纪50年代，外来词研究更为深入。孙常叙、张世禄、周祖谟等人的词汇学专著中都列出章节讨论。如孙常叙《汉语词汇》一书把外来词分为借词和译词两类，把译词分为全译、半译和附注3类。1958年，高名凯等《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书从语音、词汇、语法3个方面对外来词的构造方式进行了细致研究，提出了“一词一音一字”的外来词规范的“三一原则”。1984年，二人与麦永乾、史有为编纂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0年，岑麒祥编纂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语言现象。2019年，史有为编纂的《新华外来词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凝聚了作者外来词研究几十年的心血。

　　（七）字母词

　　刘涌泉《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一文指出，字母词是“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字母词在汉语中的使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出现和使用，影响了现代汉语书面使用系统，引发了争议。有人提出了“汉语危机论”（傅振国：《300年后汉语会消亡吗？》，《文汇报》2010年2月28日），2012年6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正文部分收录了239个字母词，百余位学者联名举报，声言收录字母词违法，字母词危及汉语的纯洁和安全，号召人们起来打一场“汉字保卫战”。《中国社会语言学》2012年第2期集中刊发了专家观点（王宁：《选择一部分字母词进词典是合理的》；苏培成：《以开放心态看待〈现汉〉收录字母词》；厉兵、周洪波：《记录字母词是词典自身功能的要求》；孙茂松：《对字母词问题的几点认识》；郭熙：《字母词的使用是语言接触中的自然现象》；汪惠迪：《字母词是汉语词汇的一部分》等等），其中江蓝生《汉语词语书写形式的革新——谈谈字母词的身份与规范》一文介绍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字母词的规范处理，主张树立科学的语言文字规范观，科学地引导字母词有序、规范地使用。刘丹青《描写、记录、规范——谈〈现汉〉收字母词》一文指出，《现代汉语词典》要满足描写、记录和规范的功能，收录字母词并非引导大家滥用字母词。回应这一事件的论文还有邹玉华《〈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之违法与否的法律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这些文章澄清了社会对字母词的误解，对正确认识语言文字规范很有益处。邹玉华《现代汉语字母词研究》（语文出版社2012年）一书基于国家语委历时平衡语料库，对学界字母词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阐释。侯敏、滕永林《字母词使用六十年》（《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调查了1955—2015年的《人民日报》中字母词的使用状况，在归纳字母词使用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思考与建议。

　　三、新中国文化建设与《新华字典》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80％是文盲，农村地区文盲率更是高得惊人。为编纂一本普及性字典，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的组织策划下，新华辞书社于1950年8月1日成立，魏建功担任社长。1953年12月，《新华字典》面世，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6年7月，新华辞书社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字典》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出新1版。此后多次修订，最新版是2011年出版的第11版。2017年8月，语言研究所设立《新华字典》编辑室，对外恢复“新华辞书社”名称。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的规范字典。魏建功指出：“它是以‘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为总体例的，这个总体例是解放初期语文工作者根据对汉语特征的理解，将旧有字汇字典从根本上予以改革的体现。旧字汇字典辗转传抄，不合时代要求，缺乏语文科学分析的做法，从此断绝。”（《对1976年修订〈新华字典〉方案（草案）的意见》，《魏建功文集》第一卷第6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新华字典》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该书的编纂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汇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并且知道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新华字典》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5年7月，它在全球发行量高达5.67亿本，创下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吉尼斯纪录。2012年10月，财政部、教育部联合下文，将《新华字典》纳入“国家免费提供教科书范畴”，要求为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配齐《新华字典》（次年发布的文件修订为“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新生免费提供正版学生字典”，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新编学生字典》等也列入各地采购目录），成为文化民生工程的重要举措。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于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辞书专业机构，由黎锦熙创建，编写《国语辞典》。新中国成立之初编纂处继续工作，在规模宏大的扫盲运动中，编写了高质量的《学文化字典》，稍后又编写了《同音字典》，还曾精选《国语辞典》条目，出版了《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1956年7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与新华辞书社一同并入语言研究所。

　　四、词汇规范化与《现代汉语词典》

　　研究词汇的目的，归根到底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理解词语、运用词语，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最好的办法是使词汇研究的成果体现到词典编纂中去。吕叔湘、罗常培为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所做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指出：“词典是进行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把词典列为7个具体的研究项目（普通话语音研究、语法研究、修辞学和逻辑、词典、方言调查、汉语史研究、教材和教学法的研究）之一，指出“我们还没有一部能够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真实情况的词典”。这次会议召开以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词典计划委员会，拟订了在1956年完成正音字汇、词汇，1958年或1959年完成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等计划。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其中第9条是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为完成这一任务，同年7月，经上级批准，由语言研究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任主任并任主编。郑奠、孙德宣等撰写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中国语文》1956年第7—9期）一文奠定了词典编纂的理论基础。吕叔湘曾制定了《〈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1958），是《现代汉语词典》编纂体例的纲领性文件。1958年初《现代汉语词典》开始编写，1959年底完成初稿。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1961年丁声树接任主任和主编。对吕叔湘主编的试印本进行修订，曾制定《〈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的改订部分》，《辞书研究》2019年第3期），改订了不少体例，词典面貌有了很大改观。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试用本”内部发行。1978年12月，《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在收词、注音、释义、用例等方面，都取得突出的、开创性的成就。此后多次修订，最新版是2016年出版的第7版。

　　编写一部大型的现代汉语词典是国家的需要、社会的要求。1960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吕叔湘《关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报告就曾提出这项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2005年，语言研究所重新启动这个项目，由江蓝生主持编写，收词量和篇幅分别为《现代汉语词典》的2倍和3倍，目前已向商务印书馆陆续交稿发排。

　　五、异形词

　　异形词指不同书写形式的词，也叫异体词。1987年，朱炳昌编著的《异形词汇编》（语文出版社）一书汇编603组“异形词”，但该书把异形词界定为“异形词可以说是同义词中的等义词”，不同于后来学界的通常认识。侯敏《异体词的规范问题》（《语文建设》1992年第3期）规定了异形词规范“从俗”“从简”“义明”“音准”4个原则。周荐《异形词的性质、特点和类别》（《南开学报》1993年第5期）不认同把“意义相同”作为异形词的标准，指出“所谓异形词，是一个词位在书面上有若干不同写法的一种用词现象”。胡大柳《〈现代汉语词典〉异形词分析及处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阐述现代汉语异形词的概貌、特点以及在词典中的表现方式，从而探求处理现代汉语异形词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探讨在词典这一特殊载体内处理异形词的体例及系统性的问题。2001年12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根据通用性原则、理据性原则、系统性原则，选取了普通话书面语中经常使用、公众的取舍倾向比较明显的338组异形词，给出了每组异形词的推荐使用词形。2004年1月，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等单位制定了《264组异形词整理表》（草案），作为行业规范，在各自系统内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