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的总任务是建设新国家。普及教育，提高全民尤其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与文化教育相关的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随之开展。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把加强汉语规范化列为研究所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而1960年面世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及后续版本是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成果。笔者查阅整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研究所档案和《现汉》编写相关资料，汇集为《〈现代汉语词典〉早期文献》一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以新中国汉语规范化与《现汉》工作为主线梳理相关史料，谨以此纪念语言研究所成立70周年和《现汉》试印本面世60周年。

　　一、新中国汉语规范化催生《现汉》

　　新中国成立以后，迫切需要编纂一部规范化的、以普通话为主体的汉语词典。读者刘永平（1953）曾给《中国语文》副总编辑林汉达写信反映：“在学文化高潮中常常感到字典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字典是着重单音节词的解释的，对于多音节词往往是任意割裂开来解释的。另有一种情形，在查字典之后对于多音节词的体会只能得到一个肤浅的概念。”刘永平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广大群众对以“词”为收录单位的新型汉语词典的需求与渴望。

　　学界通常认为，《现汉》是为落实1956年2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而编写的。其实，早在1953年，语言研究所就已经把辞书编纂及其组织领导工作列入该年度工作计划，其中“六、编译工作”第4项的原文如下：

　　联系有关机构组织字典辞书的编辑工作。人民大众迫切地需要一部实用而正确的字典。今天虽然有了出版总署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辞书编辑室和师范大学的大辞典编纂处在致力于这项工作，但是人力分散，工作重复，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一致的原则。我所就工作性质来讲，不能脱卸这个责任，不过现在没有条件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因此，一方面我所向上级汇报当前情况，并提出具体意见寻求解决的途径；另一方面，在目前状态下，也和上举两个单位密切联系，对于它们的工作尽力协助。

　　1955年，“现代汉语词典（中型）编纂法的研究”被列为语言研究所研究题目，其目的是“为编纂现代汉语中型词典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根据”。4月2日，为广泛征求各方面对于编纂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具体要求起见，语言研究所邀请了近20家单位召开了词典编纂法座谈会。该题目研究成果《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在《中国语文》月刊1956年7—9月号上发表，给《现汉》的编纂提供了理论准备。

　　1955年10月，在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举办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紧接着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语言研究所《1955年科学业务会议计划》记载，这次会议“拟达到的目的和要求：1.在语音规范上得出结论；2.在语法、词汇规范上确定方向”。胡乔木在会上指出：“现代汉语规范工作是一项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生活都要发生重大影响。”他强调了编写规范性词典的意义：“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一个重要语言，也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优秀的著作，可是基本工作还是做得很少。首先，我们到今天还没有一部词典。……有一部词典和没有一部词典之间的差别是原则性的差别。没有词典对汉语的基本单位就没有统一的标准；等于说汉语是摆不出来的，是不可知的，是不能查考的。”

　　语言研究所《1956年汉语研究题目简表初稿》列有“现代汉语词典”这一题目，其研究目的及简要内容为：“为了实现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迫切需要一部规范化的详解词典。国务院在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已经指定我所担任编纂的任务，我所开始准备编辑工作。”《1956—1957年工作计划（草案）》的研究题目、工作项目中列有：普通话语音研究；拼音文字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应用语法和修辞；方言调查；近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普通话形成史）等诸多方面。《1957年度研究题目说明书》除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题目外，其他研究题目有：现代汉语动词的特点和分类；现代汉语中的古汉语成分；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外来词的汉化问题；现代汉语的重音；普通话词汇和方言词汇的区分等。这些研究都为《现汉》的编纂做了进一步的准备。

　　二、《现汉》编纂研究的内容和进程

　　1956年4月，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编印了《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其中第一项“现代汉语规范化”中心问题下列“《现代汉语词典》和词汇研究”题目，给《现汉》编纂工作做出了规划。原文如下：

　　题目的内容、达到的目标：这一项研究的目的是实现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以编纂《现代汉语词典》为主要内容。目前以现代汉语为对象的词典只有二十年前出版的《国语辞典》，这是一部词典兼事典，词典部分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此外只有小型的字典，如《新华字典》。现在亟需成立编纂词典的机构，编成一部规范性的详解词典，收词有一定原则（估计3万—4万个），对词义有较细密的分析，对词的语法上和修辞上的特点有说明。这样才能促进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为了编好这样一部词典，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1）普通话词汇和方言词汇的区分，（2）现代汉语里的古汉语成分，（3）外来语的汉化问题，（4）各行各业用语，（5）词的定型化（包括“儿化”问题、简称问题），（6）同义词，（7）若干常用词的意义和用法。

　　完成的著作：（1）《现代汉语词表》，（2）《用法词典》（包括同义词、重要的虚词、某些常用的实词），（3）《现代汉语词典》（篇幅估计250—300万字），（4）《简明词典》，（5）其他专题报告。

　　同年7月，为了编纂《现汉》，新华辞书社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他们和语言研究所的部分人员共40人组建了词典编辑室，副所长吕叔湘兼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并任《现汉》主编。两年多以后，写于1958年7月的该年度研究题目说明书中列有“现代汉语词典”题目，进一步阐明了该题目研究的学术基础、研究目的、研究方案、力量组织等。原文如下：

　　国内外目前水平及已有成就：我国过去的辞书，如《辞源》、《辞海》，收词都在10万条以上，主要内容是字词的训诂，典章的叙述及科技术语的说明等，对现代汉语的词汇很少顾到。著录解释现代汉语词汇的有《国语辞典》一书，但在收词方面古今兼备，文语杂陈，对于汉语规范化不能起多大作用，所以需要进行《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国外中型的现代语词典，如苏联的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С.И.Ожегов），英国的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法国的Nouveau Petit Larousse，所有这些著作的内容和他们的编纂经验都可供我们参考。

　　本项研究工作的目的在编写一部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词典所收的词在定形、正名、注音、释义、用法说明和例句引证各方面体现汉语规范化的精神，满足当前社会上对于文化教育方面工具书的迫切需要，并供给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语之用；对于编纂汉语与其他语言对照的词典，也可以提供参考。

　　研究方案：《现代汉语词典》的具体内容，包括五四以来，尤其是解放以后在口头上书面上出现的词、词组、成语等和普通应用的科技哲社名词术语和一部分方言词。为了照顾使用汉字的习惯及一般应用要求，并收录一定数量的现代只作为词素用的单字和一些必要参考的专名和历史事件；人、地、民族、国家等专名择要收录。内有插图。末有附录。

　　力量组织：编成语文和科技哲社两个编辑组，语文组分成5个互助小组，科技哲社分成2个互助小组；每个互助小组有编辑、助理编辑和研究实习员，根据词汇的性质和编辑同志们的特长分别编写，从编写到定稿分成以下步骤：（1）编写（互助组），（2）审改（组长），（3）校阅（各组交换提意见），（4）校订（主编），（5）审订（送审订委员和专家审查），（6）定稿（由主编根据审订意见修订）。简单的词条不一定经过6个步骤。本词典的编写，以词典编辑室为主，但词典包罗方面很广，除需要本所方言、语法等组的协助外，一定要同有关的单位建立经常的紧密联系，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文字改革委员会等单位。

　　1957年1月，《现汉》编纂工作启动。写于1957年5月25日的《关于词典编辑室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现代汉语词典》规划收词3万—4万条，1956年6月开始，1958年年底编成。由于筹备不足，一再延期，实则今年1月份才开始。”此后，写于1958年7月3日的语言研究所《1958—1967年研究工作计划》，对《现汉》的规模和出书时间做了调整：“《现代汉语词典》（初版1957—1959.9；修订版1960），中型，收6万条。原定1960年定稿出书，今改在1959年国庆前出书。修订版在1960年出书，所收条目将略增加。”又过了一年多，写于1960年3月5日的《1960年工作计划》中谈到《现汉》的排校和学术总结工作：“上半年完成出版校对工作，第二、第三季度从理论方面作汉语词典的总结，第四季度开始补充修订工作所需资料。”吕叔湘（1961）曾撰文回顾：“这部词典，1957年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搜集了约70万张卡片的资料。1958年上半年进行试编，逐步确定词典体例。1958年6月开始正式编写，到1959年3月底完成初稿，修改到7月底完成二稿。”

　　1960年年中，《现汉》试印本分为8册，由商务印书馆印出。1961年3月，丁声树接任《现汉》主编并兼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带领全室人员对试印本进行修订。1965年试用本由商务印书馆印出，1973年曾内部发行。以后再次修订，1978年12月《现汉》正式出版。

　　三、汉语规范化研究与《现汉》内容呈现

　　罗常培、吕叔湘（1955）指出：“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规范明确的、普及各地区的民族共同语。……要更好地完成这些方面的任务，必须首先使汉语本身的规范明确起来。”汉语规范化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3个方面。语言研究所组织的相关研究题目，对编纂《现汉》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并通过《现汉》的内容和体例得以呈现。

　　语言研究所成立初期就成立了文字改革组，该组成员罗常培、陆志韦、吴晓铃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该组1953年的工作，包括文字改革、拼音汉文的词语连写的问题、构词法、整理简体字等方面。为了解决拼音文字的分词连写问题，陆志韦带领一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对北京口语材料进行研究，以搜集的3万多条语料为基础，分类整理，写成《汉语的构词法》一书，于1957年出版。1958年8月编印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概况（1950—1958.6）》中说：“这个报告的目的企图阐明普通话的构词问题，给汉语拼音方案的注音连写提供理论基础。现在正在用这个报告的条例来区别《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条目的词与非词，规定注音连写体例，到实践中去考验。”

　　（一）现代汉语语音规范

　　汉语规范化的首要任务是实现语音标准化。林焘（1955）指出：“在使用汉字时期，语音规范化的重点应该放在统一字的读音问题上，这对于未来拼音文字的推行有极大的帮助。在这个时期我们更应该努力去建立汉语观念，打倒汉字观念。在制定拼音文字时，语音的规范化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以后，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得以组建，负责异读词审音工作。语言研究所《1956—1957年工作计划（草案）》所列“普通话语音研究”题目包括：（1）普通话审音；（2）北京音系（包括音位、声调、轻重音等）；（3）语词研究。“拼音文字研究”题目包括：（1）标调、连写、同音词、轻声字和变读字、转写外来语；（2）字母名称和次序、各种字体应用、大写、缩写、标点、行款格式；成语和文言成分的处理。

　　汉语方言调查是新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丁声树、李荣（1955）指出，其重要意义在于“汉语方言调查是为普通话的推广服务的”。根据国务院推广普通话指示，语言研究所积极组织大批推普干部的培训工作，同时进行全国方言普查。

　　曹先擢、晁继周（2002）曾对《现汉》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辞典》做对比，指出：“《国语词典》只解决了北京语音为标准的问题，而普通话内部的问题，口语及大量书面语中字词的异读分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均第一次比较好地作了解决。”《现汉》在注音上有几个便利条件：一是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的异读词审音有了初步成果；二是在词的概念、词与语的界限、词语结构等方面有了研究基础；三是有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李荣等一流学者主持编纂或参与审订。《现汉》试印本的附录有《〈现代汉语词典〉注音连写、大写、隔音暂用条例》（以下简称《暂用条例》），它给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以上词语的拼写做出具体规定，并说明：“单纯为了注音，本来可以不连写，每个音节独立，更容易辨认。但是为了供拼写汉语的读者参考，使这本词典多一种用处，我们决定采取连写的形式。”《暂用条例》的内容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奠定了基础。《现汉》语音规范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分连写区分词和词组

　　《现汉》的注音以“词”为基础。《暂用条例》的“第一章连写”说：“本书一般条目的注音写法有四种：a.连写。这样写的是多音节词。b.音节中间加短横。这样写的也是多音节词，但结合较松。c.音节中间加双斜线。这样写的是‘离合词’。d.分写。这样写的是词组。”

　　以分连写区分词与词组，即是词的连写，是词组的分写；反过来说，连写的是词，分写的是词组。如：

　　大学生dàxuéshēng在高等学校读书的学生。（为便于说明《现汉》早期的编纂思想，本文《现汉》内容均取自第1版）

　　大学生dà xué·sheng① 年岁较大的学生。② 〈方〉年岁较大的男孩子。

　　离合词的标记是“∥”，这是《现汉》的独创。离合词中间可插入其他成分。如：“报幕”注为bào∥mù，可拆开为“报了一次幕”；“看透”注为“kàn∥tòu”，可拆开为“看得透、看不透”。

　　2.以大小写区别专名和一般语词

　　《暂用条例》中说：“专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分段的专名，每一段的第一个字母大写。”《现汉》中姓氏、人名、地名等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如：

　　郢Yǐng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北。

　　邯hán邯郸（Hándān），市名，县名，都在河北。

　　刘海儿Liú Hǎir传说中的仙童，前额垂着短发，骑在蟾上，手里舞着一串钱。

　　刘海儿liúhǎir妇女或儿童垂在前额的整齐的短发。

　　“郢”是单字地名，“邯”用于地名“邯郸”中，“邯郸”是多字地名，“郢”和“邯郸”的第一个字母大写。两条“刘海儿”中，前者为人名，第一个字母大写，后者为一般语词，则不大写。

　　3.以不同标注区别统读、文白异读等

　　《现汉》对一些较常见的历史读音（包括被统读的读音）标注“旧读”，如“从”的“跟随的人”等义项标“旧读zòng”，“听”的“听凭；任凭”义项标“旧读tìng”。给一些需要交代文白异读的音项用“义同”来标注，如“疟”（yào）注为“义同‘虐’（nüè），只用于‘疟子’”；“塞”（sè）注为“义同‘塞’（sāi），用于某些合成词中”。“疟”（yào）为白读，“塞”（sè）为文读。

　　4.记录并规范口语词读音

　　在现实语文生活中，有些口语词、口语音虽然很通行但未进入普通话，或者进入了普通话口语但音义不见于字书、韵书，往往有音无字，或者字无定形，像“嗲、潽、噷”等字。严学军等（2012）指出：“如果只从学理出发，这些口语词恐怕难登词典之大堂，但如不收，词典就远离活生生的现代语文生活。”《现汉》收录这类字词及读音，以便于读者查检，它们也因为被《现汉》收录而具有了合法性。

　　（二）现代汉语词汇规范

　　20世纪初，在现代语言理论的影响下，汉语学者引入了词的概念。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推广普通话和词汇规范的进程中，出版有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等著作。

　　1.《现汉》编纂的词汇学研究基础

　　语言研究所《1953年工作计划》列有“近百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和演变的研究”，主要工作内容为：搜集近百年来与汉语词汇研究有关的书报，掌握主要的研究资料；依年代先后，记录新生的词汇、旧词的新义、死亡的旧词。《1956—1957年工作计划（草案）》所列“词典工作和词汇研究工作”中提到编纂《现汉》所需要的词汇方面的研究题目，原文如下：

　　为了编写这样一部有规范作用的词典，有许多关于词汇方面的题目需要研究。这些题目是：（1）普通话词汇和方言词汇；（2）北京口语词汇；（3）现代书面语里的古代成分；（4）各行各业的词汇；（5）社会科学术语和一般译语的统一；（6）词的定型化；（7）同义词；（8）若干常用词的意义和用法。

　　《现汉》采用“〈口〉、〈方〉、〈书〉、〈古〉”等标注体例或释文中“旧时、古代、多用于早期白话”，表示不同时代、语体或地域的词汇。试印本、试用本曾用“〈物〉（物理）、〈药〉（药物）”等标注学科名词。

　　2.《现汉》的字形、词形

　　规范性词典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让读者掌握规范的字形和词形。1962年3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和语言研究所联合组成了汉字字形整理组，就印刷通用字范围内的铅字字形加以整理。关于异体字和互用字，《〈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指出：“本书条目所用汉字形体，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规定的为标准。每字只有一个正体，其余都是异体。已简化的以简体为正体，繁体为异体。异体字收录从严，确实通行的要收，不太通行的不收（不要变成白字字典）。”

　　《现汉》前几版的字头是按照“异体字收录从严”的原则处理的，即便是另出字头的规范汉字，也可作为大字头后面附列字处理。如“作”单立字头，但又附列在“做”字头后面，处理为“做（作）”，意思是说“做”的各义项也有写为“作”的。“座”附列“坐”，处理为“座（①坐）”，意思是说“座”的义项①也有写为“坐”的。

　　除了汉字和字形外，《现汉》也进行了词形整理。2001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收录了“鬼哭狼嚎—鬼哭狼嗥”这一组异形词，后者是非推荐词形，但是“嗥”的语义是“（豺狼等）大声叫”，专用于“豺狼叫”。“鬼哭狼嗥”列入整理表内不被推荐使用，那么“狼嗥”是否能用？词典处理不能回避字（语素）、词、语之间的矛盾。从词的构成来看，字（语素）是词的构词基础。能在字（语素）层面整理的，就不应该在多字词层面进行，而应该按照“字（语素）→词→语”的层级来处理异形词。在某个语义上，语素之间构成了异形关系，按照系统性原则，由它们构成的异形词也应该一致处理。如上述整理表中列举了“推诿—推委”“诿过—委过”，但是对“诿责、委责”“诿罪、委罪”等词语并未交代。其实，如果在语素层面交代“在‘推卸（责任、过错等）’义上推荐用‘诿’”，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现汉》对“不同写法的多字条目”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第1、2版曾有“几个写法同时并列为一个条目”的体例。《〈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的改订部分》指出：“【把势】注末加‘也作把式’的注，是表示推荐‘把势’的写法，不推荐‘把式’的写法。有时几个写法都有根据，就把几个写法同时并列为一个条目（用得比较多的列在前面），注末不加‘也作××’的注。例如【耿直】、【梗直】、【鲠直】gěngzhí，【想象】、【想像】xiǎngxiàng。”这里所指出的“几个写法都有根据”揭示的是命名理据的不同，根据不同的命名角度，这些词语都有存在的合适理由。当前的异形词研究有扩大化趋势，很多归为异形词的词语其实是同音同义词，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是取一舍一、非此即彼的问题，应该容许长期并存；在具体使用中，同一个文本中应保持词形的一致。

　　3.《现汉》释义的一般原则

　　《现汉》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必须用典范的白话文来释义。《〈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指出：“释义要力求明确、周密，力避含混、疏漏。……释义的行文要合乎规范化语言的要求，不要让读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作注解时必须参考已有的字典、词典，有好注解可参照，须修改或补充的修改补充。……《新华字典》和《同音字典》注解中所有各项词义，除确属不妥者不必采取外，其余的本词典都要包括，尽管项目分合可以不同。”《新华字典》和《同音字典》分别是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纂成果，由于这两个编纂机构合并到语言研究所，《现汉》也继承了它们的内容。

　　（三）现代汉语语法规范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明确提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社论发表当天，《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并在连载结束后出版了单行本，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1952年7月，《中国语文》开始连载语言研究所以丁声树为组长的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该书注重贴近语言生活实际，借鉴结构主义方法描写现代汉语语法现象，在我国语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语言研究所《1953年工作计划》收录了语法小组做的“现代汉语研究”内容，原文如下：

　　1.现代汉语语法简编。继续以前两年研究的成果，并收集在《中国语文》月刊发表《语法讲话》以来所汲取的反映。2.确定统一的语法名词纲要。依据现代汉语语法简编，并与黎锦熙、王力、吕叔湘三家的著作比照，拟定出一个统一的语法名词系统，以廓清当前学习语法的混淆现象。3.个别的语法专题研究。一是虚字研究。二是构词研究。配合文字改革组的编制常用词汇的工作，研究构词规律，范围也限以现代汉语为对象。三是常用词汇的编辑。

　　语言研究所《1956—1957年工作计划（草案）》所列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题目包括：（1）构词法；（2）动词研究；（3）基本句型；（4）单句的复杂谓语。该研究题目拟以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编写的汉语课本所用体系和术语为主题召开讨论会。该年度工作计划所列的“应用语法和修辞”题目包括：（1）一部分重要虚词的个别研究；（2）某些句法上的规范问题；（3）标点研究。该研究题目由语言研究所和复旦大学“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合作，吸收其他方面参加，并尽量利用刊物提出问题来讨论。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语言研究所引领着全国语法研究工作，并在语言应用与教学等方面与有关单位密切合作。《现汉》编纂过程中，曾对单字能否自由运用的区别和标志问题、汉语词典的语法问题、词类问题等进行研究并撰写成文，在编写细则中对体例、用语、标点等做出了严格规定。这些研究成果和工作规程保证了《现汉》在语言使用上的规范性。

　　四、语言规范与辞书规范

　　李宇明（2004）指出：“辞书规范和文件规范相辅相成，共同在语言生活中对语言规范从不同层面上发挥着积极作用。”语文辞书的基本职能是提供与辞书内容相关的语言文字规范，包括规范文件所定的规范和将语言自身的规范转化为辞书规范，同时记录相关的语言文字现象。因此，辞书编纂者和规范文件制定者应该密切沟通，最好在学术上融为一体。以普通话审音工作为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是1956年1月由中国科学院聘请的，审音资料的准备工作主要由词典编辑室部分成员承担。1958年度研究题目说明书的“普通话正音问题”题目中有《普通话常用词正音词汇》的研究方案，原文如下：

　　由审音委员会与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合作，从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新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词表（约6万条）里搜集选择有待审音的异读词、轻音词等初步拟订其读音，交审音委员会审核；就《现代汉语词典》的词表加以删减（缩减为2万—2.5万条），并根据审音委员会已审订的词的读音，逐条照汉语拼音方案注出读音，编成《普通话常用词正音词汇》清稿交付出版。

　　审音委员会1963年辑录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是由《现汉》主编丁声树最后审定后发布的。在这种工作架构下，《现汉》的内容与审音规范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正如李志江（1995）所指出：“编写及修订规范化字词典，必须以各项规定作为指导，同时，各项规定要以规范化的字词典作为推行的必要手段，各项规定在规范化字词典的编写及修订实践中，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检验，并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深化。”

　　陈原（1999）指出：“辞书编纂必须依循国家规范，那是某种意义上的法令，但是同时必须睁大眼睛，注视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语言为适应社会变化而发生的变异。在适当的场合下，要敢于超越规范。”《现汉》作为规范性词典，随着语言生活实际的变化而不断修订，在新旧语言规范交替之际，起到了沟通新旧规范的津梁作用。如1985年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把“荫”统读为yìn，规定“树荫、林荫道”应作“树阴、林阴道”。“荫”有yīn、yìn两个音项，现代汉语中前者更为常见，尤其是保留在大量的地名、人名中。《现汉》考虑到语言使用的实际，仍然保留了“荫”yīn的音项，既方便了社会使用，照顾到人们普遍的心理感受，也给审音表的日后修订提供了依据。

　　辞书编纂要处理好落实语言规范与反映语言生活实际的关系。《现汉》作为规范性词典，是各种语言规范的载体，需要随着语言生活实际的变化而不断修订，不能因语言规范而故步自封。必须强调，辞书的首要功能是给读者查疑解惑。有人提出“〇”不是规范汉字，《现汉》不应该收录。从形状上看，“〇”是封闭的圆形，无笔画的起讫，不便纳入现代汉字结构体系，也未被收录到2013年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但试想一下，《现汉》当年要是收词范围局限于现代汉语规范汉字及其词语，那么含有西文字母的“阿Q、三K党”、旧计量单位用字“瓩、吋、嘝”、日本汉字“畑、畠、辻”的收录都该被质疑了。比较而言，语音规范相对硬性，但也必须反映语言生活实际及其变化，允许超出普通话语音系统，如上文所举的口语音“嗲、噷”。前几年流行一个“duɑng”的拟声词，源于成龙拍摄的一则洗发水广告，由于在普通话语音体系中没有这个音节，当然也没有合适的汉字记音，书面上直接用了拼音“duɑng”。词汇规范是开放的，要丰富现代汉语词汇，就必须以北方方言词汇为基础，重视口语词，兼收古语词、书面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

　　当今社会的变化和科技的进步给语言生活带来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现汉》以其原创性成为汉语辞书的标杆。曹先擢、晁继周（2002）指出：“《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在它之前还没有这样的词典；它以后的同类性质的词典则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在某一些方面加以改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语词典》是汉语辞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现汉》的成功与当年坚实的研究基础是分不开的，《现汉》编纂经验又为词典学建立和语言学研究夯实了基础。吕叔湘（1961）专门提到《现汉》学术总结问题：“我们要利用这些资料，把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个个加以分析和讨论，分列专题写成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把我们从实践中得来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论的水平，为以后修订这部词典以及别人编写同类词典提供参考，也可以说是为我国的词典学建立基础。”60年过去了，我们应更好地从《现汉》源头文献中总结其编纂经验并上升为理论，推动我国的辞书事业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