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科技发展方面也在从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迈向智能化时代。面向新时代，词汇语义与辞书编纂研究也有更高要求，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以研究我国辞书发展与文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辞书产品。11月16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下简称“辞书中心”）在成立大会以后，就组织了新时代辞书发展论坛，研讨新时代辞书发展，规划辞书中心今后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主任、原副院长江蓝生，河北师范大学原校长苏宝荣，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世界汉语教学》主编张博，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新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主任章宜华，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荐，鲁东大学副校长、教育部汉语辞书研究中心主任亢世勇，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辞书研究》主编王慧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安志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辞书中心主任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韩敬体、晁继周、董琨、程荣、顾曰国、孟蓬生等在论坛上发言，论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词汇语义、辞书理论研究。晁继周研究员以“标识”的音义研究为例说明了辞书编纂应该以科研引航、与词汇学研究相结合的道理。王慧敏主编介绍了《辞书研究》的办刊情况，呼吁大家多关注辞书数字化研究，重视新的技术手段和辞书内容的研究，期盼辞书界在辞书理论上有更多成果，同时加强新词语监测研究并运用于辞书编纂实践中。苏新春教授希望在出产品的同时也产出指导性的理论成果。我们有《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宝贝，每个版本都值得做系统的研究，建立“《现汉》学”。刘丹青研究员提出，辞书中心应凭借辞书团队丰富的编纂经验和精湛的修订技艺，将这些研究成果融入到《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的新版中，驱动“《现汉》学”的不断繁盛。

　　细化辞书产品，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周洪波编审说，市场呼唤“国家队”进驻，尽快拓展衍生产品和创新产品，如学生辞书、真正权威的对外汉语词典、民族地区学汉语的词典。张博教授认为，新型辞书应突出研发的主攻点，要做就要做成典范，做成拳头产品。苏宝荣教授也指出新型辞书应该明确工作方向，如学习词典的编写要增加趣味性。

　　加强传统辞书编纂与新技术的融合。与会代表认为，辞书中心整合了语言研究所原有词典编辑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的资源，适应了当今数字出版迅猛发展的形势。章宜华教授说：应该做好动态语料库和编纂平台建设，数字化辞书是辞书发展的大趋势，国外很多大型词典改出电子词典，不再出纸质词典。希望辞书中心做成面向世界的全国一流的研究中心。顾曰国研究员介绍了正在做的面向多模态多媒体多环境的语料库数据集成研究，提出了资源超市的设计理念。苏新春教授指出辞书编辑应该是多面手，既掌握编纂业务，又有理论研究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

　　担负传承和振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使命。江蓝生研究员指出现代语文辞书的诞生跟救国救民、传承和振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使命密切相关，希望辞书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助于当前正在进行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工程的顺利推进和高质量完成。周荐教授期待辞书中心能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编写词典，让更多的华人接受和使用。安志伟所长介绍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语典的情况，希望国内各个辞书编纂与研究单位之间能够加强联系，更好地推进辞书编纂与研究。

　　加强组织领导与人才培养。建立健全项目责任制和绩效考核办法，加大制度执行力度。程荣研究员指出辞书中心要有总体规划，各部门需要协调，制定并落实各项工作目标，责任到人，做到责权利统一。孟蓬生研究员指出，辞书中心应该从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两方面加以注意，辞书中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如在现有的侧重现代汉语词典以外，还可以把古代汉语词典编纂纳入规划之中。亢世勇教授提出应加强高校的辞书学专业学位点建设，培养辞书学后备人才。

　　坚守精品意识和工匠精神。辞书工作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韩敬体、董琨研究员回顾了几次筹备辞书编纂研究机构的历史，并结合自己从事辞书编纂的经历，提出辞书编辑必须坚守工匠精神，坚持提高质量出精品。刘丹青研究员曾用“起点高尚、传统优良、作风坚韧、学风精当”概况词典编辑室成立60周年的发展历程，指出辞书中心4个部门相对独立而又融为一体，分室分工不分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辞书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们的辞书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在新征程上我们要有新气象新作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辞书产品和研究成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