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汉语历史语法和历史词汇研究均有一些新的进展，国内外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化词汇化与语义演变研究、语言接触研究、多视角的汉语词汇研究等方面（有关上古汉语语法词汇研究见历史语言学一室的研究综述）。本年度本学科学者出版著作2部（陈伟蓉《A Grammar of Southern Min: The Hui’an dialect》、张定《汉语多功能语言形式的语义图视角》），发表论文6篇（杨永龙《副词“才”主观量用法的历史考察》、赵长才《对汉语负面排他标记来源的再探讨——以中古译经文献为中心》，姜南《再探指示代词“那”的来源——来自汉译佛经的证据》、陈丹丹《清代汉语的差比句》、苏颖《汉语心理动词与言说动词的双向演变》、赵绿原《青海甘沟话的两套否定表达及接触引发的演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4辑，商务印书馆，202）。这些成果大多与上述热点有关，下面将放在国内相关研究中一并介绍。本年度因为疫情影响没有主办重大学术活动。

　　（一）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中古时期（东汉至隋）由于社会动荡、南北分裂、佛教传入，民族交融，导致语言变化愈发剧烈，备受学界关注，形成汉语研究的热点。就语法研究而言，本年度重要成果主要有如下一些。

　　朱庆之、董秀芳编《佛典与中古汉语代词研究》（中西书局2020年10月）是近年中古汉语代词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汉语代词在汉代以降发生了系统性变化，最显著如人称代词三身系统的完善，人称和指示代词系统的建立等。而这些发生或完成于中古的重要变化又与佛经汉译密切关联。该书收录20篇两岸三地学者的最新力作，在内容上可以分为六个板块——第三身代词、第二身代词和近指代词、梵汉对勘、外来影响、其他相关研究以及综述。如朱庆之《再论译经句首的“汝＋称谓词”和“此＋称谓词”组合》、魏培泉《从汉译佛经看中古汉语代词‘之’的发展》、汪维辉《中古汉语的第三身代词和旁指代词》、董秀芳《从上古汉语一批代词形式的消失看汉语量化表达的变化》、周俊勋《佛经翻译对“彼”话语角色功能的影响》、王继红《中古译经关系代词仿译标记“若”》、朱冠明《再谈近指代词“这”的来源》、姜南《再探指示代词“那”的来源——来自汉译佛经的证据》、龚波《上古—中古汉语“其Ｓ”结构的演变——兼论第三身代词“其”的产生过程》等。这些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即了解汉语代词在中古的变化内容和变化过程，发现导致变化的原因，总结变化的规律。其中的重中之重则是佛教和佛经翻译对中古汉语代词发展变化的影响。

　　董志翘著《文献语言新探》（广陵书社2020年11月）以出土文献、传世中土文献、汉译佛典文献以及日本留传的汉文典籍等语料作为研究对象，精选作者近7年来发表的33篇文章，涉及常用词汇的考释、口语语法规律的探索，注重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结合。对汉语史研究、古籍整理、辞书编纂以及高校语文教学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汪维辉著《〈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11月）一书也部分涉及《齐民要术》的语法及句法结构分析等问题，是研究《齐民要术》语言的重要参考书。

　　论文方面也有不少成果是在充分利用汉译佛典语料基础上取得的。如赵长才《对汉语负面排他标记来源的再探讨——以中古译经文献为中心》，（《古汉语研究》2020年第4期）主要利用中古汉语译经文献（兼及本土文献）对汉语“除舍”类负面排他标记的来源、在中古时期的使用情况以及一些相关的具体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另有周晓彦、龙国富的《汉译佛经由伴随到被动的“与”字被动句》（《古汉语研究》2020年第4期）、向德珍的《再论汉语史中合用两个系连词的判断句》（宁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等。

　　在利用中古各类语料的过程中，日益注重语料的文本分析与语体鉴别。如真大成的《论中古“衍生性文本”的语料意义———以《世说新语》为例》（《中国语文》2020年第1期）以《世说新语》为例简述中古时期具有类型意义的一种文本形态——“衍生性文本”的生成方式和性质等相关问题，并从语料断代、语料断域、语料真实性、语体分析、语言比较、语义阐释、文本校理等方面讨论衍生性文本作为语料的意义。他如汪维辉的《汉语史研究要重视语体差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 年第1期）、史文磊的《运动事件词化类型演变的语体差异——兼论语体与语言面貌及演变方向的关联性诸问题》（《古汉语研究》2020年第1期）等。

　　此外，汤敬安、石毓智的《量词的产生对指代词系统演化的影响》（《语言科学》2020年第1期）也探讨了中古指代词系统的变化与量化表达的关系。

　　（二）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本年度涉及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主要见于单篇论文中。宏观方面，从理论上探讨历史语法研究的文章有王建军《历史语法研究中的语料鉴别与定性问题刍议》（《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八辑）。该文结合具体研究案例，重点阐明语料鉴别的客观性问题和语料定性的理性化要求，前者包括，语法史料的真实性、同一性、时代性、代表性，后者指的是语料的现实性、语境的滋扰性、解释的周遍性和古今的差异性。微观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梳理结构式的历时来源与演变。黎路遐《条件构式“这/那-VP”的形成与演变探究》（《汉语史学报》第二十二辑）探讨了现代汉语日常口语中条件构式“这/那一VP”的发展脉络，该构式原本是有定数量指称构式，在明代发展出表示前提条件的条件构式用法，主要的形成机制是构式压制、反构式压制和模型构式的吸引。张文《汉语倒置双宾句成因探析》（《汉语史学报》第二十二辑）比较了汉语史上和方言中倒置双宾句的不同，并从类型学基本配置的角度分析倒置双宾句，对汉语倒置双宾句的成因除传统的介词省略说外，补充了新的观点，并得出了双宾句语序形式的蕴含共性关系。相关的研究还有叶建军《“除非X，不Y”与“除非X，才Y”的来源》（《古汉语研究》2020年第3期）、王灿龙《“很”修饰带不定数量成分动词短语用法的历史来源》（《语文研究》2020年第2期）。

　　2.考察明清时期结构式的语法特点。杨红《明清时期汉语连动式的特征》（《汉语学报》2020年第4期）以明清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金瓶梅词话》《型世言》《儿女英雄传》《跻春台》为材料，对其中的连动式进行了穷尽式调查，得出明清时期汉语连动式的属性、结构、地域、时代四类特征。张赪和刘燕林《明清时期后置“在+处所指代词”虚化用法研究》（《语言科学》2020年第1期）以明清小说为语料，首先分两大类描写虚化用法的用例，接着分析虚化用法产生的条件和影响因素，最后进一步考察了虚化用法的地域分布。“在+处所指代词”的虚化用法有处所义弱化和完全不表处所（表状态持续兼表肯定的语气）两种，影响其是否保有处所义的四个因素是，A句首有处所词语或领属成分，B事件各参项的位置不一致，C谓词宾语为抽象事物，D状态的出现与距离说话者的远近无关，其中，“在+处所指代词”前的谓词性成分具有可静态持续的特点是其虚化的必要的句法条件，A和B是影响其处所义弱化的主要因素，C和D是影响其完全虚化的主要因素。类似的研究还有李炜和于晓雷《从给予、使役、被动范畴看清代官话语法的类型差异》（《语文研究》2020年第1期）等。

　　3.近代汉语比较句也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叶建军《近代汉语“X不如Y较A”类差比句式的语义、形成与演变》（《语文研究》2020年第1期）对“X不如Y较A”类差比句式的语义、生成机制与动因、句式的演变问题进行了讨论。石锓和马碧《类型学视角下明代比较句的特点》（《语言研究》2020年第2期）从类型学视角看明代汉语比较句各结构要素的特点，分为比较主体、比较基准、比较参项、比较指数、比较标记五方面。陈丹丹《清代汉语的差比句》（《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四辑）把清代汉语差比句分为两类，分别就这两类差比句的比较主体、比较基准、比较参项、比较标记进行描写，最后还涉及差比句的否定式。

　　4.此外还有对专书文献的语法研究。崔山佳《<笠翁传奇十种>特殊语法现象考察》（《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八辑）描写了李渔《笠翁传奇十种》中的七种特殊语法现象，即“VP-VP”“VP-OVP”“VPOVP”动词重叠式、人称代词带修饰语、“副词+地/的”、连词“和”连接非名词性词语、介词并列删除、“做……不著”以及“（还）是X，Y”。吴越《也谈<元刊杂剧三十种>和<元曲选>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差异》（《古汉语研究》2020年第3期）通过穷尽性描写统计和比较分析，认为《元刊杂剧三十种》和《元曲选》中带宾语的能性述补结构的语序差异不是吴福祥（2003）得出的南北方言的共时变异，而是宾语音节形式之别，原因主要是音节形式轻重的韵律结构不同。

　　相关的研究还有卢烈红《唐宋禅宗语录“只如”类话题标记句》（《汉语学报》2020年第3期）、张秀松《近代汉语中语用标记“可又来”的多功能性与语用化研究》（《中国语文》2020年第1期）等。

　　（三）语法化、词汇化和语义演变研究

　　本年度与语法化、词汇化和语义演变研究相关的专著比较集中，主要有以下五部：

　　彭睿《语法化理论的汉语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一部在汉语语料基础上讨论语法化理论问题的专著，试图在语法化普遍规律和汉语事实之间找到一个交汇点，即不仅以语法化理论和方法来观照汉语历时形态句法变化，更重要的是以汉语历时形态句法变化的现象来证实或证伪既有的语法化理论，以达到修正、补缺和创新的目的。

　　张秀松《面向范式探索的汉语语法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通过对汉语视觉动词、完结义词语、追问标记词、拥有结构等词项和结构语法化的研究，展示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理论、意象图式理论、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语言类型学的跨语言或跨方言比较法、语义地图表征法，现代语用学的会话含义理论、语境扩展理论，形式语义学的逻辑演算法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汉语语法化研究中的应用。

　　张成进《现代汉语双音介词的词汇化与语法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从历时的语言事实出发，考察《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2010）中收录的汉语双音介词的词汇化和语法化，重新审视学界“汉语介词由动词虚化或主要由动词虚化而来”这一论断。

　　张定《汉语多功能语言形式的语义图视角》（商务印书馆）以语义图模型为框架探讨汉语的不定代词、“工具—伴随”介词和实词多义性三个专题。

　　陈伟蓉《A Grammar of Southern Min: The Hui’an dialect》（De Gruyter Mouton）主要基于语言类型学框架和自然会话语料，对福建惠安闽南方言（隶属于闽南方言泉漳片）的形态句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写。全书共二十五章，除引言（第一章）、音系（第二章）和结论（第二十五章）外，分为四个部分：名词性结构、谓词性结构、小句结构和复杂句。名词性结构部分主要涉及附加和复合、人称代词、名词性指示词、数词和量化词、分类词以及领属结构。谓词性结构部分主要描写了重叠、述补结构、体、情态、否定、介词和副词。小句结构部分主要关注与虚词“合”和“共”有关的结构、差比结构、给予结构、疑问句和话题结构。复杂句部分主要讨论了联合句、关系从句、状语从句和补足语从句。

　　本年度关于语法化、词汇化和语义演变研究的论文既有方法论的思考，也有具体个案的研究；既关注汉语史上的语言现象，也关注现代汉语普通话、方言以及海外华语的语言现象；有的还涉及语言接触和去语法化。主要成果有：

　　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几点思考》（《汉语学报》第3期）从普通语言学角度介绍语法化的若干基本概念和主要发现，结合汉语实际讨论汉语语法化研究的若干视角和方法问题，并且指出未来的汉语语法化研究应该在理论语言学取向、语言类型学眼光、区域语言学视角和比较方言学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坚守和深化。

　　杨永龙《副词“才”主观量用法的历史考察》（《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四辑）对“才”的主观量用法的来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发现其主观大量用法与主观小量用法产生于不同时代，二者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主观小量用法从汉代开始一直沿用至今；主观大量用法是六朝出现的，早期限于时量大，后来扩展到距离远、数量多、次数多等；主观大量用法主要来源于具有先后关系的“VP1数量+才+VP2”，而表反问的部分来源于用于单句的“刚刚”义时间副词。

　　李运富、孙倩《论汉语词汇语法化与用字变化的互动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讨论汉语词汇语法化对词语用字变化的影响以及记录字形对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反作用，认为研究汉语词汇语法化相关问题应该适当重视有关词语的用字变化。

　　王文豪《从致使动词到目的连词—海外华语中“俾”字句的来源及演变》（《语言科学》第3期）在海外华语中发现“俾”作为目的连词的用法，并通过梳理历时语料发现“致使动词>目的连词”的语法化过程。

　　文旭、杨坤《去语法化及有关问题—兼论Norde（2009）的去语法化观》（《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四辑）主要基于Norde（2009）的去语法化观，对去语法化研究的几个重点问题进行梳理，包括去语法化的定义、参数、机制和动因，同时简要分析了去语法化与语法化、词汇化、再语法化和逆语法化之间的关系，并为去语法化的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刘丹青《吴江同里话的唯谓宾动词“让拉”及其来源》（《方言》第2期）通过与吴江方言词库的比对发现吴语吴江同里话的允准动词“让拉”来源于“让”和三身复数代词“伊拉”（他们）的缩合词汇化。

　　于屏方、杜家利《〈现代汉语词典〉中复杂词汇单位立目分析—词汇化视角》（《辞书研究》第2期）从词汇化视角分析汉语复杂词汇单位的特点、词汇化程度及其对词典立目的影响。

　　董秀芳《汉语语篇中的插叙标记及其演变》（《汉语学报》第1期）描述不同历史时期汉语语篇中插叙标记的使用特点和语义演变，考察从篇章层面的插叙标记到句子层面的副词的演变，并对这种演变的机制加以解释。

　　（四）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本年度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就研究内容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使用异文材料开展的词汇研究。真大成《中古文献异文的语言学考察——以文字、词语为中心》一书下编第6-10章讨论了以中古文献异文为基本材料来进行词汇研究。书中使用不少实例说明了中古异文材料对词汇研究的意义：第一，异文比勘的方法可用来考释若干中古词语的含义；第二，以异文为切入点可作具体词汇的词汇史研究。张小艳《敦煌变文疑难字词校释》（《中国语文》第6期）通过对敦煌写本用字的校勘，考释了“盛愿”“满城”等疑难词，认为在校读整理敦煌写本文献时，词义是核心，要在准确把握文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恢复文本的原貌。类似的还有余坚《敦煌社邑文书疑难字词辨释》（《汉语史学报》第22辑），王洋河、谭伟《敦煌文献疑难词校释》（《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4辑）。

　　2.语义演变相关的研究。苏颖《汉语心理动词与言说动词的双向演变》（《中国语文》第3期）基于汉语史上的材料，论证了汉语心理动词和言说动词之间存在双向演变的模式。文章认为，心理动词与言说动词之间关系密切，语义组织具有本质上的相似。从心理动词到言说动词的演变已被跨语言事实证明，反向的演变还待进一步研究。

　　对具体词汇语义变化的考察更为多见。王文香《宋代文献中“喝”的特殊用法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第3期）关注到宋代文献中“喝”在特殊语境里可理解为“（宣布）赏赐”，认为这是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语言环境下发生的语言变异现象。王云路、刘芳《“悲摧”还是“悲催”？——兼谈词语由伤害义到悲哀义的引申》（《语言科学》第3期）考察了“摧”由“伤害”义向“悲伤”义的演变，同时指出，“剥”“切”“裂”“伤”等也都能表示“悲伤”，证明了由生理伤害到心理悲伤这一词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付建荣《试论“快”之“迅速”义的来源和产生时代——兼谈“駃”与“快”的字际关系》（《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8辑）指出，“駃”是“快”的俗字，“快”表“迅速”义是从“通畅”义引申而来的，最晚产生于东汉后期。类似的还有朱庆之《现代汉语“脱困”义“出头”的来源》（《辞书研究》第5期），

　　汪燕洁《时间后置词“脚下”的历史考察》（《汉语史学报》第22辑），胡丽珍《疑难动词“揕”的训诂及其释义》（《辞书研究》第1期）等。

　　3.同一语义场内词语的历时演变。陈怡君、汪维辉《汉语“窗户”语义场词语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语文研究》第2期）考察了不同时期“窗户”语义场内词语的历时演变：先秦时期“牖”占主导，东汉时期“窗”与之竞争，并在东晋时期取代“牖”成为主导词，南朝时“窗户”作为偏义复词出现，但其词汇化到唐代才完成，宋代时“窗子”出现。类似的文章还有帅志嵩《从动词的阶段性看“扒”“爬”“趴”的语义演变》（《语文研究》第4期），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探讨了现代汉语中“扒”“爬”“趴”三分格局的形成。王浩垒《“遮蔽”概念场主导词的语义分析及其历史演变》（《辞书研究》第3期）研究了“遮蔽”语义场内不同时期主导词的历史兴替。高婉瑜《<洗冤集录>的身体语言——以臀部词、排泄处词、生殖词为例》（《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4辑）分别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用来表示臀部、排泄部位、生殖部位的主导词。

　　4.词汇结构的历时演变。洪帅《复合词历时结构变异的分类描写与成因考探》（《古汉语研究》第4期）考察了汉语一些复合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结构变异，指出主要变异类型包括：并列到偏正；并列到动宾；动宾到偏正；偏正到并列；偏正到主谓等。造成变异的主要原因有：语素粘着化造成的词义不透明，多义词素的理解错位，离子化与韵律的压制等。

　　（五）语言接触及相关问题研究

　　2020年国内发表的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众多（通过《中国知网》搜索“语言接触”等相关关键词，约得50余篇），涉及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汉语同周边民族语言的接触，汉语地域方言之间及方言与共同语（普通话）的接触，以及近现代以来英语、日语等同汉语的接触等方方面面，此外还有关于二语习得、中介语（皮钦语）和语言接触理论探讨的文章。总体印象，近年来语言接触问题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的范围和触角越来越扩展，观察的视野越来越开阔，理论意识日益增强。各研究领域都有不少语言事实清晰，讨论深入的佳作。在讨论演变成因时，关注外部接触影响的同时，兼具语法化的内部视角，考虑更为全面。有待进步的地方，是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地域方言间的接触，方言同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现代汉语共同语同英语、日语等的接触，及其所形成的以汉语为目标语的皮钦语、克里奥尔语（混合语）等各方面的研究，亟待整合，相互补充与启迪，基于本土语言接触的事实提炼规律，形成中国特色的语言接触研究实践和理论。目前虽然对于接触实际的观察越来越细致、深入，但用于指导的语言接触理论主要还是托马森为代表的接触语言学，和Heine&Kutava基于语法化理论的语言接触学说，均不能涵盖发生在汉语身上的历时和共时接触的全部事实。

　　下面依照上述几方面扼要介绍本年度语言接触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及主要观点。

　　1.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朱嫣红《汉语名量结构语序变化及其动因》（《语言研究》2020年第2期）、陈永霖、叶晓锋《中古梵僧入唐与复数标记“们”的产生》（《民族语文》2020年第2期）、张俊阁《清代满汉合璧会话书汉语部分方所词特殊用法研究》（《古汉语研究》2020年第3期），此外还有余跃龙《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早期源头和形成历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2期），常海星《语言接触视角下受事主谓谓语句的发展》（《九江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等。

　　朱嫣红《汉语名量结构语序变化及其动因》，对此前学界有关名量结构语序变化的描写和动因解释进行检讨，认为促成汉语名量结构在公元四至六世纪完成以“名+数+量”为主到以“数+量+名”为主的转变，内部演变是主要诱因，源于量词范畴的出现；但转变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完成，则是公元3世纪后汉语同北方阿尔泰语及古代佛典语言较大规模的持续的语言接触所推动。

　　陈永霖、叶晓锋《中古梵僧入唐与复数标记“们”的产生》，发现印度梵文、印度雅利安语及达罗毗茶语的复数标记-me、-mi、-mu、-wu、-min与唐五代已降汉语人称代词等复数标记“弭”“伟”“每”“懑”“们”语音完全对应，结合唐代印度梵僧大量进入中国及佛教学堂兴盛的历史背景，认为汉语m-（>w-）声母系列复数标记应来自印度的语言，最初经由印度僧侣带入，进入唐代西北地区百姓日常口语再向全国其他地区扩散。

　　张俊阁《清代满汉合璧会话书汉语部分方所词特殊用法研究》，通过《清文启蒙》满汉文对照，描写了汉语会话部分“上/上头”“里/里头”“跟（根前）”“去处”等方位处所词与规范汉语的不同用法，指出是对译满语与位格助词-de、原因后置词jakade/ofi、动词后缀-fi/-qi、方位词dolo以及处所词ba的结果，从元以来的文献语料看，仅表原因的“因此上”这种蒙汉/满汉叠加羡余形式被汉语所吸纳。

　　2.汉语同周边民族语言的接触

　　近年以来，不仅汉语南部和西南方言同其周边汉藏语系民族语言的接触研究步入了新的阶段，新的语言接触事实和混合语等接触的语言学后果不断被发掘，西北汉语方言同阿尔泰语言的接触也已成为语言接触研究和方言研究的热点之一，成果丰富，本年度东北地区汉语方言同周边民族语言的接触研究也在悄然开启，尤为值得关注。

　　（1）有关汉语南部和西南方言同其周边民族语言接触的文章主要有：周洋、铃木博之《水磨房话体范畴的混合特征》（《民族语文》2020年第4期）、吴艳、李锦芳《广东吴川吉兆话kon³³的多功能性及其来源》（《语言科学》2020年第3期）、田祥胜《回辉话sa³³的指示用法及其来源》（《语言研究》2020年第4期），其他还有吕嵩崧《靖西壮语的汉语老借词thok³“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吕高藉《南部壮语受汉语影响形成的概数表示法》（《百色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韦景云《壮语持续体标记方言词分布》（《百色学院学报》2020第5期）、吴秀菊《湖北小茅坡营苗语孤岛调查研究》（《铜仁学院学报》2020年5期）等。

　　周洋、铃木博之《水磨房话体范畴的混合特征》，水磨房话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汉藏混合语，按照Bakker（2003）对混合语的分类，水磨房话大致属于混合语中的“变构语”（converted language），即“词汇语素和语法标记的材料皆基于一种语言，形态句法和语义结构源自另一种语言”的混合语。水磨房话的语音、词汇系统以汉语西南官话滇西片为基础，语法系统受藏语康方言迪庆土语安南话（安南藏语）影响。文章详细描写了水磨坊话体范畴的构成和表达形式，指出其体范畴内部格局，揉合了汉语和藏语的特征，是汉藏混合型的。其中，将行体、即行体和已行体是比较典型的藏语体类型；起始体、继续体和短暂体是典型的汉语体类型。进行体、持续体、前行体在汉语和藏语中都具备。水磨房话体标记的形式来源也是汉藏混合型的，主要采用汉语材料，语法功能和形态句法受当地安南藏语体范畴影响很大。

　　吴艳、李锦芳《广东吴川吉兆话kon³³的多功能性及其来源》，吉兆话是新发现的、与临高语和壮语关系密切、深受粤方言吴化片当地白话接触影响的一种高度濒危的侗台语言，使用于广东省吴川市覃巴镇吉兆村。由于受当地白话长期深刻的接触影响，吉兆话一些固有的语言形式丢失或被取代，不仅语序和句式与当地白话趋同，而且某些语法标记受其影响衍生出新的语法意义。文章探讨了吉兆话kon³³的多种语法功能及其来源，指出其互动功能则固有的侗台语语法特征，而表结果的体标记、完成体标记、持续体标记、程度状态补语标记的功能源于对当地粤方言的语法复制，复制过程是互动标记kon³³先与形容词“紧”相混，再依次复制当地白话kan³⁵“紧”和dou³⁵的语法功能，kon³³的大部分标记功能源于白话的dou³⁵。复制的结果导致了kon³³固有互动功能的式微，其他新增功能成为主要的使用模式。

　　田祥胜《回辉话sa³³的指示用法及其来源》，文章认为，数词“一”演变成指示词“这”或“那”是一些中国南方语言共有的区域语言特征。海南三亚回辉话具有“这”“那”指示功能的sa³³，来源于数量结构中的数词sa³³“一”。sa³³从数词“一”演变成指示词除了与语言内部演变有关，还与语言接触的词汇复制机制有关，是占语对汉语或其他语言进行词汇复制的结果。由于sa³³从数词向指示词演变，还导致了数词ta³³ “一”的产生与指示词系统的改变。

　　（2）有关汉语西北方言同其周边民族语言接触的文章主要有：赵绿原《青海甘沟话的两套否定表达及接触引发的演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4辑，商务印书馆，2020）、王双成《语言接触与西宁方言的并列和伴随——兼论伴随和工具格标记“俩”的来源》（《民族语文》第3期）、王双成《西宁方言的否定结构》（《东方语言学》第19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敏春芳、杜冰心《语言接触视野下甘青河湟方言“着”字句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其他还有王双成《接触与共性：西宁方言方位词的语法化》（《语言科学》2020年第2期）、宗喀?漾正冈布、马如彪、陈元龙《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乡语的新变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敏春芳、杜冰心、刘星《积石山保安语的汉语借词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赵正婕《青海省贵南县汉语方言宾格标记隐现的调查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宋晓丹《兰州方言复数标记“们”》（《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等。

　　赵绿原《青海甘沟话的两套否定表达及接触引发的演变》，研究指出，青海民和甘沟话有两套否定表达：一为前置型，在动词前使用否定副词“不”“没”。其“不”“没”的分布与普通话“不”“没（有）”存在差异；一为后置型，在动词后使用否定义存在动词“没”，动词须为名词化形式“V的[t??]”。文章认为，甘沟话的后置型否定式源于接触引发的结构复制，源头语的多个结构在目标语中整合为一。历时角度看，北方汉语与阿尔泰语长期深度接触造成的影响是双向的，早期汉语对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是甘沟话两套否定表达并存的基础。

　　王双成《语言接触与西宁方言的并列和伴随——兼论伴随和工具格标记“俩”的来源》，指出西宁方言的并列标记、伴随标记使用特点及伴随标记进一步语法化为工具格标记，同周边阿尔泰语言的接触密切相关。其中伴随、工具格标记“俩”来自汉语“两个”，但其使用、语法化特点同阿尔泰语的影响相关，是长期接触形成的区域特征。

　　王双成《西宁方言的否定结构》，讨论了西宁方言否定句的类型及构成，指出西宁方言否定句除了和普通话相同的结构类型外，否定成分可以放在句末对前面的成分进行否定，这一语序特点同SOV语言一致。西宁方言否定结构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否定词始终紧靠动词，表对象、时间、处所、工具等的状语都只能在否定词之前，否定词无法和动词分离。该特点除了一些内在因素(如“核心吸附’)外，同周边藏语和土族语等SOV语言的接触是导致其语序变异的重要外在因素。

　　敏春芳，杜冰心《语言接触视野下甘青河湟方言“着”字句研究》，讨论了甘青河湟方言“着”字句的复杂用法，除具有普通话的全部用法外，还可以表示时间顺序，表示假设、条件、顺承以及补充说明等各种关系。甘青河湟方言“着”的复杂用法，既与汉语自身演变发展有关，更与周边SOV型语言的密切接触相关，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将母语的语法特征“终结形的陈述式”和“连接形的副动词”的语法范畴带入到所习得的汉语中，对汉语固有的表示动作行为进行、持续的“着”进行重新分析的结果，是语言接触中的“不变之变”。

　　（3）有关汉语东北方言同其周边民族语言接触的文章，有黄玉花、王莹《汉语朝鲜语接触类型与演变机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贾秀春《论语言接触视角下东北地区各民族的语言发展》（《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第9期）、姜云艳，徐英《东北方言谓词后缀“挺”》（《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20年第8期）、崔光福《朝汉语言接触与延边汉语动宾语序变异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黄玉花、王莹《汉语朝鲜语接触类型与演变机制》，区分了汉语和朝鲜语接触两种基本类型：深度接触型和中度接触型。其中从朝鲜语对汉语的影响看，朝汉语言接触类型属于中度接触型，主要表现在汉语动宾语序变异、语气词使用功能的变异、平舌音声母与翘舌音声母之间的转用三方面。汉语和朝鲜语接触性演变的主要机制为“语言借用”和“语言转用”。文章扼要描述了在延边朝鲜语的接触影响，当地汉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等层面发生了许多变异，语音上，舌尖后塞擦音/擦音与舌尖前塞擦音/擦音辨析不清，汉语语调柔和、语速较缓慢等；语法上，前置词脱落，宾语前置、叹词、语气词功能变异等。

　　贾秀春《论语言接触视角下东北地区各民族的语言发展》，文中列举了满汉接触引起的许多语言变化，语音方面，如受汉语影响满语鼻音的减少，如nga，nge，ngi，ngu分别用“阿”、“额”、“伊”、“武”对音；词汇方面，如汉语借词也多按满语音节特点和发音习惯进行改造，如“章京”（将军）、“福晋”（夫人），主要有两种方法：在汉语词的基础上增加一些音节，如xiyan（县）、tanggin（堂）、fafun（法）；按满语的音韵改变汉语词原来读音，如boso（布），bangguhe（八哥）。语法方面，如：东北方言可以见到“……有吗”、“……的上头”（相当于“在……方面”“在……时候”，如“在处理这件事的上头，你有什么意见？”）这样的句式，显然是受了满语的影响。

　　崔光福《朝汉语言接触与延边汉语动宾语序变异研究》，也列举了延边汉语常见的SOV语序和无主语的OV语序，“有”字句宾语前置等接触引起的变化。

　　3.近现代以来英语、日语等同汉语的接触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朱冠明《“意味着”和“是时候VP了”的来源——兼谈百年来汉语与外语接触方式的变化》（《世界汉语教学》2020年第4期）、汪超强，廖美珍《闽南话英语词的借用过程与借用机制》（《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其他如周菁《“伟大”的词源及词义变迁——基于汉日语言接触的视角》（《日语学习与研究》2020年第3期）、陈彪《现代汉语日化句式的考察与整理——以“在……之下”为例》（《长江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郑东晓，杜敏《令人瞩目的“高光”——兼谈词汇借用和专业术语泛化》（《语言文字报》2020年7月8日第3版）等。

　　朱冠明《“意味着”和“是时候VP了”的来源——兼谈百年来汉语与外语接触方式的变化》，以“意味着”和“是时候VP了”为例，探讨了近代以来英语、日语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接触影响及路径的差异和变化。认为“意味着”经由翻译借入汉语书面语，再进入口语，借入过程中日化和欧化同时施加了影响，是一种间接接触；而“是时候VP了”是直接模仿英语“It's time to…”句式进入汉语口语的。二者的差异反映出百年来汉语与外语接触方式的变化，即由以间接接触为主变为以直接接触为主。

　　汪超强，廖美珍《闽南话英语词的借用过程与借用机制》，利用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归纳出闽南话英语借词的三条路径，即英语—闽南话（如pin-bin）、英语—日语—闽南话（如beer-bi lu）、英语—共同语—闽南话（如sofa-shafa-sa hua）。认为早期英语传入闽南话主要是第一种路径；第二种路径多见于台湾闽南话，是台湾日据时代英语经由当时作为“标准语”的日语传入台湾闽南话的；第三种则是现代闽南话英语借词的主要传入路径。借词主要集中在商贸、体育与交通等领域以填补词汇空缺。借用方式分为拟音（前两种路径）和对字（第三种路径），如motobike（摩托车），台湾闽南话o to bai，闽南地区mo to qi。在接续阶段，英语借词相互竞争，拟音借词多被对字借词所取代，如boxing（拳击），bo xin为gun gia（拳击）所取代；有些则由于产生新词义和词性而保存下来，如outside（出界），chu gai，原ao sai因衍生出“真倒霉”的感叹义而留存。

　　4.二语习得、中介语（皮钦语）和语言接触理论

　　本年度有关语言接触理论探讨的文章较少，如吴福祥《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在Heine和Kuteva的基础上，以中国境内南方民族语言的事实为例，探讨了语法借用和语法复制的类型、过程及结果。指出，语言接触是语法演变的重要诱因，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有两种类型，即语法借用和语法复制。语法复制并不等同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也包括语法结构复制，而后者又含语序重组和构式拷贝两个次类。语法复制并非必然以复制语存在相关结构或使用模式作为基础和前提，它也可以无中生有地复制模式语的特定结构。

　　本年度发表了两篇有价值的介绍和描写以贸易为目的所形成的皮钦语的论文，毛力群，郭晶晶《义乌三挺路夜市经营户英语使用研究》（《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和姜莹、李昕《浅析中俄边境城市现代俄汉皮钦语》（《黑河学院学报》2020年第9期）。考察正在形成和变化中的当代皮钦语，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皮钦语（如蒙式汉语、旗人汉语）的形成原因、过程、特征和机制。其他关于二语习得的，如吕军伟，胡鑫《汉泰名量词接触与对泰汉语名量词教学研究发展及问题》（《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等。

　　毛力群，郭晶晶《义乌三挺路夜市经营户英语使用研究》，实地调查了义乌三挺路夜市经营户出于贸易目的和需求产生和使用的皮钦英语（“新式的洋泾浜英语”），描写分析了该皮钦英语的基本语法特点和成因：经营户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多未经过正规的英语培训，英语词汇量缺乏、词类单一，且未能掌握正确的英语语法结构，为了满足双方交际的需要，按照母语使用习惯，通过语法复制的方式，用所了解的有限英语材料按照汉语语法结构，将汉语语法特征迁移到英语上，因此形成语法结构简化，词的形态变化及句法结构上深受汉语影响的洋泾浜英语。具体表现在：名词缺少复数形式；量词也基本只有“piece，且缺少复数变化；动词缺乏时、体、态变化，均为一般现在时；系动词缺乏或使用错误；情态动词仅有“Can”，且使用范围较广；代词主要有人称代词、物主代词和指示代词三类，人称代词无主宾格变化，且“she”和“he”经常误用，只有形容词性物主代词、无名词性物主代词，只能准确使用“this”和"that”这两个指示代词，且指示代词简化，与其他洋泾浜英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代词简化现象极为相似；介词“for”使用范围较广，频繁出现误用，而较少使用“to”“at”“in”等介词；形容词缺少变级，只用形容词原形，如big，small，good等；疑问句不采用倒装形式，多依靠语序或语气来表达，询问意图时直接通过陈述句加语调的方式；否定句中否定词与否定内容相邻，直接用“no”或“not”表示否定含义，“no”或“not”使用无规律，仅凭主观判断；单词基本按汉语语序排列，均是词和短语的简单叠加，句子缺乏表示从属关系的结构，忽略英语同汉语在语序及连接上的差异，频繁使用短句，较少使用长句，且长句以短句叠加为主；多用省略，句式使用整体简化。经营户使用的英语源自中外贸易双方交际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双方商品交易，交易成功与否是衡量经营户英语的标准之一。经营户使用的英语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有效交际。语言态度上，绝大多数（96.1%）经营户学习英语的动机是工作需要，实用性是经营户习得英语的最大动机首要因素。在与目标语人群进行交际时，交际双方遵循经济原则，目标语人群并未对经营户所使用的不规范英语进行纠正，反而简化自身语言以完成交际，正是由于这种非标准的语言形式能够达到沟通目的，使得经营户学习英语时降低自我要求，继续使用不规范英语进行交流。目标语人群的过度包容是造成三挺路夜市经营户英语形成并停留在洋泾浜英语的一大原因。

　　姜莹、李昕《浅析中俄边境城市现代俄汉皮钦语》，以中俄边境城市黑河市及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中国大市场使用之现代俄汉皮钦语为对象，通过分析调查所得大量语料，总结出俄汉皮钦语在语音、语法、构词、词汇方面的特征。语音方面，如用汉语声母代替俄语辅音发音，以汉语[l]代替俄语颤音[p]和前舌音[л]，混淆俄语辅音字母发音，趋向开音节，缩减俄语单词音节的数量等；语法方面，由于俄汉皮钦语使用者多未受过正规俄语学习，不懂俄语语法，交际中基本使用“汉语语法+俄语词汇”来完成对话，词法上采用无词形变化，使用一种词形代替该词的其他形式，词类混搭，用物主代词代替人称代词，惯用动词命令式形式等，句法上，谓语后置，有时在俄语单词后加入汉语词“吗”、“的”、“了”、“都是”。构词上，常仿照汉语结构进行构词，词汇方面，使用大量的俄语通用词汇，如表示商品名称、特征、质量、数量及评价意义的词，有时还使用俄语俗语或俚语词汇等。

　　5.其他

　　本年度还有其他一些有关语言接触的文章，如书评和综述性文章：李琳琳《汉俄语言接触研究的特点与趋势》（《黑河学院学报》2020年第9期）介绍了近年汉语俄源词和俄语汉源词及俄汉洋泾浜语等俄汉语言接触研究的成果；于鑫鑫《语言接触视角的网络流行超语探究》（《现代交际》2020年14期），分析了“厉害了word哥;打call;你有freestyle吗;skr;c位”这类网络流行语中的英语杂揉词的构成，主要包括借词，谐音词和缩略词三类，指出语言的补偿策略，经济原则及网络用户的身份建构，是网络“超语行为”的三大动因；陈雅清《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接触手势与手势汉语》（《语言研究集刊》第25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分析了中国接触手势的形成、特点与分类，手势汉语的本质属性与地位；何烨《亚洲区域的语言接触研究——〈接触中的语言〉述评》（《江苏外语教学研究》）介绍了《接触中的语言》(Languages in Contact，Lisa Lim和Umberto Ansaldo合著，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一书主要内容、特色和成绩。

（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