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古音研究 

　　本年度上古音研究得到长足发展，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都有尝试，学术争鸣也比较活跃。尤其是以出土文献为语料的上古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有很多具体研究和考察。 

　　赵彤《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的“系联比较法”》（《中国文字学报》第8辑2017年12月），王志平《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刍议》（《上古汉语研究》第2辑），来国龙《通假字、新语文学和出土战国秦汉简帛的研究》（贾晋华、陈伟、王小林、来国龙《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上古音结合时应当注意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张富海《上古韵部归字辨析三则》（《上古汉语研究》第2辑），《据古文字确定几个鱼部一等字的开合》（《文献语言学》第6辑）则据古文字资料讨论了若干古文字归部以及开合的具体问题。刘钊《“集”字的形音义》（《中国语文》第1期），孟蓬生《吴国金文中“诸樊”之“诸”的构形与古音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马超《金文考释二题》（《中国文字研究》第27辑），俞绍宏、白雯雯《楚简中的“丨”字补说》（《文獻》第3期）等文则结合古文字与上古音研究重新分析了个别古文字的形音义问题。刘琴勇《〈包山楚简〉通假字反映的上古声母特点》（《历史语言学》第12辑）则对《包山楚简》中的通假字进行了新的探究。 

　　传世文献与古籍整理方面也有新的突破。赵晓庆《北大藏〈王念孙手稿〉价值述略》（《文献》第2期）论述了北大所藏王念孙手稿新的学术价值。冯蒸《刘赜〈说文最初声母分列古本韵二十八部表〉校理、今音标注与说明（下）》（《上古汉语研究》第2辑）对刘赜遗著进行了系统整理。 

　　学术史的回顾与述评也是学科发展成熟的体现。李苗苗《从顾炎武的〈诗本音〉看〈诗经〉的韵例》（《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李璐笛、汪银锋《从〈榕村语录〉看李光地的音学思想》（《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施向东《段玉裁古音观的历史超越——试析段玉裁“双线二论”的古音观》（《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李守奎、王永昌《段玉裁古谐声偏旁分部互用说的文字学观察——兼论汉字中的“假形声字”》（《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蒋冀骋《〈说文解字〉注音释义识略》（《汉字汉语研究》第2期），刘忠华《〈六书音均表〉“古谐声偏旁分部互用说”之诸例古音归部考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孙强《朱骏声声训认知模式解析》（《学习与探索》第2期），孙强《清代古音学家对上古音研究的贡献——以朱骏声的古音通转研究为例》（《山东社会科学》第8期），任翔宇《刘逢禄古韵学述略》（《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孟琢《论黄侃先生“系统条理之学”的内涵与渊源》（《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周玉秀《郭晋稀先生遗著〈说文古韵三十部疏证〉述略》（《历史文献研究》第41辑）分别对顾炎武、李光地、段玉裁、朱骏声、刘逢禄、黄侃、郭晋稀等学者的古音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掘。李柳情《湖南古音学研究述评》（《云梦学刊》第4期），张玉来《20世纪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四个阶段》（《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分别从空间和时间角度对于湖南和20世纪的古音学研究作了评述。 

　　新的理论与方法也是本年度的学术热点之一，上古音与亲属语言以及汉语方言甚至域外对音的比较一向是上古音研究的利器。其中李玉《上古汉语“迫”词族略考——汉语方言及亲属语言同源词比较研究与原始汉语**mb-型复声母的构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梅祖麟《上古汉语别*brjat/别*prjat在藏缅语族语言里的同源词：缅文prat/phrat和嘉绒mbrɐt/prɐt等》（《历史语言学》第12辑），边田钢、黄笑山《上古后期支、脂、之三部关系方言地理类型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孙改霞《上古词语在晋南方言中的遗存——以〈尔雅〉与〈方言〉为例》（《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叶晓锋、陈永霖《从丝绸之路语言接触的角度看先秦部分医学词语的来源——以“扁鹊”“痹”“达”等词语为例》（《民族语文》第1期）等分别从汉藏语同源词、汉语方言地理、域外对音等角度对上古音分部或词例进行了新的探索。虽然某些具体结论不无争议，但是个别学者注意到了方言地理类型学等方法论的突破仍然值得关注。 

　　有关古音构拟体系的争鸣和讨论比较热烈。秋谷裕幸《闽北区方言的阴调浊声母字考察——兼评白—沙上古新系统》（《语言学论丛》第56辑，2017年12月），程悦《基于内证材料对〈上古汉语：构拟新论〉宵藥分部的考察与讨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齐晓燕《从先秦韵文看白一平—沙加尔对歌月元三部的再分部及构拟》（《语言研究》第4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于白一平—沙加尔古音系统提出了新的学术商榷。 

　　在上古音研究的微观层面，有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新考察。边田钢《牙喉音来源之以母及其上古音值》（《语言科学》第3期），潘悟云《上古汉语鼻音考》（《民族语文》第4期）分别对上古汉语的牙喉音、鼻音声母作了探究。徐从权《上古音系不必立祭废至队曷桓戈部》（《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则对上古音系中的古音分部提出新论证。洪波《上古汉语“施”字音义考》（《汉字汉语研究》第1期），大西克也《说“见”——清浊音变构词另解》（《历史语言学》第12辑）则针对具体字例从古音学角度作了新的解释。 

　　今年不少经典著作出版或重印，如黄易青、王宁、曹述敬《传统古音学论著选注》（商务印书馆），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增订本）》（中华书局），郭锡良《汉字古音表稿》（《文献语言学》第8辑），为古音学研究的热火助燃了新能源。 

三、词汇训诂研究 

　　本年度的上古汉语词汇训诂研究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或趋势：1.重视材料和实证。2.重视个案研究。3.重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在词语考释、词语更替与演变研究、词源及构词理据研究等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 

　　词语考释方面，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沈小仙《古汉语职官词训释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陈增岳《汉语中医词汇史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刘祖国《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等。[日]冨谷至编、张西艳译《汉简语汇考证》（中西书局）收录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简语汇辞典的出版”研究班对部分汉简词语的考证。单篇论文有华学诚《〈方言〉郭注“党朗”解》（《语文研究》第2期），汤志彪《〈楚辞〉“弗味”“后忧”解》（《语言科学》第2期），郭万青《〈国语〉“众以美物归女”正诂》（《语言研究》第3期），张怡三《〈论语〉疑难训释二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等。 

　　出土文献在词义考释方面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已成为词汇训诂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黄德宽《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介绍了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诗经》所见异文对解决以往疑难问题的重大价值。例如《墙有茨》“中冓”一词之确切含义，历来有歧解，安大简“中冓”异文作“中”，证明《韩诗》的解释是对的，“中冓之言”即“半夜之言”。将古文字研究和训诂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解决古书释义中的疑难问题，在这方面，胡敕瑞《一个被误解的成语“市无贰价”》（《中国语文》第6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该文指出“市无贰价”之“贰”本来是“欺诳”之义，后来被误解为“两个”。“贰”“二”错误替换导致了误解的发生。新材料往往能为出土文献词语的解释提供新的视角。例如赵平安《也谈睡虎地秦简“夜草为灰”》（《中原文化研究》第6期）根据清华简《皇曰》新出现的“热”字异体从火月，认为“夜草为灰”之“夜”就是这种写法的遗留与误抄，应读为“爇”。 

　　常用词的演变和更替研究也是汉语词汇史的重要研究课题。真大成《谈当前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四个问题》（《中国语文》第5期）从语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词义的准确性和成因、词的书写形式、词的溯源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常用词演变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目前常用词演变研究，多着力于‘沿流’而忽视‘溯源’。溯源研究关系到常用词演变的完整脉络，意义重大；又牵涉到形、音、义诸方面，难度也大，对此应有足够重视。”杨熠《春秋经传语言差异在常用词研究中的重要性》（《励耘语言学刊》第1辑）以《春秋》经文和传文为例，也强调了语料（时代）真实性的重要性，指出经文与传文应加以剥离，不应混为一谈。 

　　汪维辉《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商务印书馆）是一部有关汉语核心词和词语演变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对斯瓦迪士“100词表”稍作调整，以其中核心词为研究对象，探索各组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总结汉语核心词的类型、演变规律。在“分论”部分，作者对每组核心词都按照“音”“形”“义”“词性”“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历时演变”“方言差异”等几部分进行分析、讨论。书后附有《100核心词历时演变简表》《100核心词方言分布简表》，便于研究者以此为基础对相关词语作进一步的研究。 

　　词源及构词理据研究方面，殷寄明《汉语同源词大典》（复旦大学出版社）主要以声符为纲系联了2225组同源词。具体做法是，将声符相同的字进行语义比较，语义有内在联系的归并为同源词组。只在推源时突破字形局限，找出某个字形与声符无关的“本字”。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严密，不至于系联过于宽泛。但不足之处是系联范围偏窄，每组同源词规模太小。黄易青《上古诗歌语气助词“只、些、斯、思、止”的词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认为，上古诗歌语气助词“只”“些”“斯”“思”“止”是上古同一语气词“兮”的时地变体，而“兮”又是“呵”的变体。 

四、语法研究 

　　在语法研究领域，多部专著或论文集相继出版，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呈现出理论和实证相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并重的特点。 

　　梅广《上古汉语语法纲要》（上海教育出版社）是2015年台湾三民书局同名著作的简体字版。这部专著是基于生成语法理论对上古汉语语法体系的深入研究，既有理论的眼光和洞见，又有对语言事实的深度挖掘。作者力求在理论思考和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把握上古汉语语法体系的全貌以及上古汉语的历时发展。该简体字版针对原繁体字版的错误疏漏做了仔细的修改，调整了不少术语的译名，甚至于标点符号也做了校正。从前后两版的变化中，读者可以看到梅广教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重新思考。 

　　徐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历时句法研究》（商务印书馆）集录了作者自1992年至2016年间发表的文章，分为“传世文献的句法研究”和“出土文献的句法研究”两部分，涵盖了上古汉语句法的诸多议题。 

　　上古汉语句法体系或特定句法结构的理论探讨受到关注。姚振武《每一种语序都蕴含着自己的反面——试论上古汉语语序的综合性》（《上古汉语研究》第2辑）举例分析了上古汉语表现出的综合性语序现象，指出语序体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倾向性，而非绝对的规定性。杨逢彬《“绝不要”和“一定要”——先秦古书疑难词句考释二题》（《上古汉语研究》第2辑）揭示了古书疑难词句考释的两项基本原则：“绝不要以语言系统外的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甚至唯一证据”和“一定要有较多相关书证”。 

　　注重汉语句法历时演变的研究。针对特定句法结构历时演变的研究，有何洪峰、贾君芳的《汉语时间介词系统构成与演变》（《语言研究》2018年第4期），该文考察了时间介词的语义类型，梳理了历代时间介词的成员及其演变，并对汉语时间介词数量众多的原因做了探讨；石锓、董伟《汉语附加式形容词结构的历时演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2辑）梳理了上古、中古、近代汉语形容词后缀及其发展轨迹，认为附加式形容词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状态形容词后缀的变化。针对具体词项，尤其是虚词的功能演变与发展，有陈前瑞的《试论“曾”的反预期与经历义的演变关系》（《古汉语研究》第2期），该文论证了“曾”作为时间副词是从语气副词演化而来的，指出语气副词的非典型用法和时间副词早期的典型用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李明《副词“本”的演变》（《古汉语研究》第3期）考察了副词“本”及其相应的复音词“本来”的演变，梳理出二者的演变顺序，文章指出，语气副词用法的“本”仍带有一定的时间意味，说明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往往纠合在一起。 

　　此外其他一些重要论文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考察对象，做出了扎实的个案研究，如李小军《“敢”的情态功能及其发展》（《中国语文》第3期），梁银峰《重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语法意义和形成途径》（《语文研究》第3期），王诚《试说副词“行”的产生和发展——兼及例证的商榷》（《古汉语研究》第3期），陈前瑞、王继红《〈左传〉中“矣”的多功能性的量化分析》（《中国语文》第5期），陈树《论今文〈尚书〉使令动词“伻”的来源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2018年第2期），冯胜利、苏婧《上古汉语中的“为”与轻动词句法中的抽象轻动词》（《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2辑），霍文文、金理新《试论〈左传〉第一人称代词“余”》（《古汉语研究》2018年第2期），卢烈红《体标记、选择标记与测度标记——先秦两汉虚词“将”析论》（《上古汉语研究》第2辑），刘春萍《出土战国文献中的虚词“又（有）”》（《语言学论丛》第57辑）等。 

　　《汉文经纬》专题研究有新的进展。201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姚小平教授翻译的甲柏连孜所著的《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1881）。《当代语言学》在第3期中开设了“甲柏连孜《汉文经纬》研究专栏”，刊出三篇专栏论文：李开《〈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比较研究》，李佐丰《〈汉文经纬〉的尾助词》，姚小平《甲柏连孜论汉语语法研究》。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对《汉文经纬》的语法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