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是为落实195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而编写的，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在我国的语文教育、语文应用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被公认为我国辞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的总任务是建设新国家。普及教育，提高全民尤其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与文化教育相关的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随之开展。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把加强汉语规范化列为研究所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人们迫切需要编纂一部规范化的、以普通话为主体的汉语词典。

　　1953年，语言研究所就已经把辞书编纂及其组织领导工作列入该年度工作计划，1955年，“现代汉语词典（中型）编纂法的研究”被列为研究题目，其目的是“为编纂现代汉语中型词典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根据”。该题目研究成果《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中国语文》月刊1956年7—9月号）给《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理论准备。

　　1955年10月，在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举办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紧接着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致开幕词，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做了重要指示。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与副所长吕叔湘联合做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主题报告，指出：“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规范明确的、普及各地区的民族共同语。……要更好地完成这些方面的任务，必须首先使汉语本身的规范明确起来。”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会议提出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课题，建议中国科学院会同有关部门聘请专家组成词典计划委员会和普通话审音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第9条中责成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4月，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编印了《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其中第一项“现代汉语规范化”中心问题下列“《现代汉语词典》和词汇研究”题目，给《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做出了规划。

　　1956年7月，为了编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辞书社（新中国最有影响的汉语规范性字典《新华字典》的编写单位，叶圣陶倡议设立，魏建功为社长，成立于1950年）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民国时期汉语规范性词典《国语辞典》的编写单位，黎锦熙创建，成立于1928年）并入语言研究所，和研究所部分人员一起组建成多达40人的词典编辑室。

二

　　现代汉语的规范工作在民国时期就已开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国音字典》和《国音常用字汇》是确定读音标准的字典，特别是《国音常用字汇》，明确了“以现代的北平音为标准”，使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有所遵循。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的《国语辞典》收录词语10万余条，逐条注音释义，在语文规范上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当时词汇规范标准尚不明确，现代词语资料不足，又以浅近文言释义，只解决了北京语音为标准的问题，离真正的规范型词典还有很大距离，而普通话内部的问题，口语及大量书面语中字词的异读分歧，在《现代汉语词典》才第一次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现代汉语词典》总结了20世纪以来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成果，第一次以词典的形式结束了汉语长期以来书面语和口语分离的局面，第一次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全面规范。《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型的汉语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1956—1960）由吕叔湘主持工作。1956年，吕叔湘担任词典编辑室主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组织队伍，收集资料，进行词典的编纂研究和编写审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57年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搜集了约70万张卡片的资料。1958年上半年进行试编，逐步确定词典体例。吕叔湘亲自制定的包括宗旨、收词、字形、词形、注音、释义、举例、体例、标注等各方面内容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是现代语文辞书编纂方面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1958年6月开始正式编写，到1959年3月底完成初稿，修改到7月底完成二稿。1960年年中，《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分为8册，由商务印书馆印出。试印本收录词语43 000余条，分为8个分册，其中第七分册专门收录人名和地名，为后来的正式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一个时期（1961—1978）由丁声树主持工作。1961年3月，丁声树接任词典编辑室主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带领全室人员在试印本的基础上征求意见，不断提高质量，修改定稿。1965年试用本由商务印书馆印出，收录词语53 000余条，分为两册，不再专收人名和地名。1973年，为应社会急需，利用试用本纸型稍加挖改出版，内部发行。1975年开始，在试用本的基础上再次修订，1978年正式出版，公开发行，此为第1版。第1版收录条目56 000余条。删除了词条的专科分科标记，改变同音节字头的排列方法，由按笔画排列改为按声旁编组依形排列。

三

　　《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以现代汉语普通话词语为主，在字词读音和字形、词形等方面认真贯彻国家语言文字管理部门规定的标准。在收录专科词语上，执行科技名词和社会科学术语方面的有关规定。注释、举例方面也讲究用规范的现代汉语。为满足人们的查考需要，《现代汉语词典》还收录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和文言词语。《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出版和历次修订，体现了汉语规范型辞书从起步到完善的过程。

　　语言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新词语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尤其敏感、鲜明，收录新词语，动态地反映新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的新面貌、新特色，是现代语文词典修订的重头任务。这些新词，也包括一些新义和新的用法，反映了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进程中涌现的新事物、新概念，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人们的新观念。现代汉语的词汇是不断变化的，一些曾经常用的词语，变得不常用了或者基本不用了；而新词又会不断出现，有的甚至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吐故纳新，反映词汇的这种变化，是《现代汉语词典》每次修订必不可少的内容。可以说，《现代汉语词典》的每次修订都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社会生产生活的新变化、文明与文化的新进步。

　　《现代汉语词典》肩负着国家赋予的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任务。对已经制定颁行的语文规范标准，它要贯彻执行；对尚未形成标准的方面，它要根据语言发展规律和约定俗成原则明确规范导向，引导读者使用，并为规范标准的制定创造条件。对已有规范标准中不够完善的地方，它还要加以补充和适当的修正，使之更加完善，从而也为这些标准的修订准备条件。《现代汉语词典》需要及时反映汉语的发展，不断促进汉语的规范化。《现代汉语词典》自1978年正式出版后，先后修订了6次。修订内容包括增删条目、推行规范、修订注释、修改用例、完善体例等等。

　　第2版

　　第一次修订（1980－1983），小修，出版后即第2版。收词、注释略做增删调整，着重从思想内容方面进一步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第3版

　　第二次修订（1993－1996），大修，出版后即第3版。收录条目61 000条。着力增收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词新义，附录中增加了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贯彻新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规范，同音节字头排列改为按笔画排列，异形词不再采用并列出条的方式，注释中取消了〈口〉的标志。因篇幅原因，正文前删去了四角号码检字表。

　　第4版

　　第三次修订（2002），小修，出版后即第4版。本版增加1200多个新词语，用粉页印刷，附在正文后面。另外还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对一些字形作了修正。

　　第5版

　　第四次修订（1999－2005），大修，出版后即第5版。本版全书收录条目65 000条。注释中恢复了〈口〉的标志，对同音同形词、离合词等进行重新审视，贯彻《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在划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全面标注词类。根据国家2002年公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将词汇区分成规范词和异形词，并将规范词列为推荐使用的正条。

　　第6版

　　第五次修订（2008－2012），大修，出版后即第6版。收录条目69 000多条，其中收录单字13 000多个（增加600多个，以地名、姓氏人名及科技用字为主），按照语言文字规范，调整了注音和多字条目的分连写，按类别对注释进行全面的检查修订，对释义提示词也做了统一修订，配合注释增加了近百幅古代器物方面的插图。

　　第7版

　　第六次修订（2016），小修，出版后即第7版。全面落实2013年6月由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增收新词新义，删除少量陈旧和见词明义的词语；根据读者和专家意见修订了部分词语的释义举例。

　　四

　　《现代汉语词典》的两位主编吕叔湘和丁声树均为享誉中外的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在普通语言学、汉语语法、文字改革、音韵、训诂、语法、方言、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现代汉语词典》的审订委员会委员均为国内顶尖水平的语文大家。如试印本审订委员有黎锦熙、李荣、陆志韦、陆宗达、石明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祖谟、周浩然、朱文叔等。2005年第5版的审订委员曹先擢、晁继周、陈原、董琨、韩敬体、胡明扬、江蓝生、刘庆隆、陆俭明、陆尊梧、沈家煊、苏培成、王宁、徐枢、周明鉴等。正是由于有吕叔湘、丁声树两位先生的先后主持，有一批具有顶尖水平的语文大家贡献才智，《现代汉语词典》的整体水平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收词、注音、释义、用例等方面，都取得突出的、开创性的成就。

　　《现代汉语词典》是辞书编纂出版的典范之作。它的发行量之大，应用面之广，为世界辞书史上所罕见，各种版本已累计发行7000万册；它对现代汉语的统一与规范，对研究、学习与正确应用现代汉语，对扩大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的交往，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成为广大师生尤其是中小学师生、研究人员、记者、编辑、播音员、主持人、文秘甚至法官等几乎社会各界人士必备的语文工具书，成为高考阅卷、播音主持、报刊编辑、法律裁定和制订、修订国家有关语言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据。

　　多年来，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现代汉语词典》已开发了《现代汉语小词典》《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补编》等系列衍生产品。广大学生是《现代汉语词典》读者对象的主体，为了更好地满足这部分读者需求，正在组织编写《现代汉语词典》学生版。为适应数字化的大形势，为读者提供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现代汉语词典》APP已经面世，融媒体辞书也在组织研发。

　　《现代汉语词典》是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工具，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已推出了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现代汉语词典》也是全世界华人学习现代汉语的最重要工具书之一，《现代汉语词典》除中国内地版以外，还拥有新加坡版、韩国版和香港版等多个版本。

　　《现代汉语词典》还为各类汉外辞书的编纂提供了很好的汉语蓝本。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汉外词典如雨后春笋，如百花竞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另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多语种翻译版本，使这部记录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国家文化重器能够更好地走出去，助力汉语国际化传播，成为中华文化的亮丽名片和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在新时代续写新辉煌。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不同时期获得过许多奖项，如：

　　1993年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4年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第二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

　　2002年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2007年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2013年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圣贤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被学界概括为“《现汉》精神”。其中以学术领航、加强原创性研究是最根本的成功经验，吕叔湘曾专门提到《现代汉语词典》学术总结问题：“我们要利用这些资料，把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个个加以分析和讨论，分列专题写成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把我们从实践中得来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论的水平，为以后修订这部词典以及别人编写同类词典提供参考，也可以说是为我国的词典学建立基础。”60多年过去了，《现代汉语词典》丰富的编纂实践与理论研究已成为辞书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推动着我国辞书学科和辞书事业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