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几辈人学术心血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简称“《大现汉》”）终于问世，我代表中国辞书学会表示祝贺！《大现汉》是继《现代汉语词典》之后我国词汇学、词典学的又一扛鼎之作，煌煌五卷，收录清末以来百余年间现代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词汇，集成词汇学、语法学、词典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反映了百年现代汉语面貌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相信也将为中华文化传承传播、语文教学和语言研究等，做出重要的长效贡献。

　　翻阅这部煌煌巨著，我颇受教育，也有诸多体会。因为时间关系我主要讲三点：

　　一、学术立典

　　《大现汉》以学术为根基，充分吸收语言学相关成果来处理词典所涉及的问题，并在创造性地处理现代汉语词语的相关问题中，也为学术做出了新贡献。

　　《大现汉》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眼光来看待百余年的现代汉语，具有“现代汉语史”的明确意识。现代汉语也的确可以划分为具有语言学特点的三个时期：1919-1949第一个30年；1949-1979第二个30年；1979至今的当代。历时眼光要求关注不同时期词语的特点，关注百余年间词语的产生、演变与消亡，包括词语在读音、字形、基本语义、附加色彩、使用范围和用法上的各种变化。而要关注这些特点与变化，就要解决好“规范与描写”、“存故”与“纳新”等理论及实践问题，在条目的收录与词条照应、释义配例、词条标注等方面，需要创立原则并逐项落实。

　　收词立目是辞书编纂的基础，决定着一部辞书的基本面貌。《大现汉》在收词方面有许多特点。比如：现代汉语的第一个30年时期，社会动荡起伏，且当时语言规范的效力有限，词语纷繁多变。异形、异读、异源的词语较多，许多词语或词义今日已经消失。这些词语的收录、释义、配例等都有较大难度。

　　再如，《大现汉》新收了从构词原理上来看的“超词”成分，例如“X是”（别是、硬是）、“X说”（按说、虽说）、“X于”（归于、基于）、“X以”（得以、加以）、“X着”（可着、怎么着）、“X自”（敢自、竟自）、“之X”（之前、之所以）等，例如“爱咋咋、爱谁谁、谁跟谁、哪儿跟哪儿、难不成”等。这些词语是词汇化、语法化及构式生成的结果，语言生活中常用、仍在产生但以往辞书罕见收录。《大现汉》收录这类超词成分，既照顾到读者的需求，也吸纳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在词典收词范围上有大的突破。

　　为词语标注词性，是最显示学术功力的工作。汉语的词类体系是《马氏文通》借鉴西方的葛郎玛而首建，历经50年的不断试用、修订，有了为中小学语文教学而暂拟的语法系统。“暂拟系统”几经修改，融入一些“科学语法”成果，形成了《现汉》、《大现汉》遵循的词类体系。但是，要为整部词典进行词类标注，处理体量超大、复杂多样的词语的词性，其繁难程度可想而知，谈何容易！

　　正是“以学术为根基”的指导思想，使得《大现汉》较好处理了百年间现代汉语词汇多种问题，并体现了词典的原创性和科学性。

　　二、学术韧性和学术民主

　　《大现汉》凝聚着几代学人的愿望与努力。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吕叔湘、丁声树二位先生就提出要编纂一部比《现汉》收词更大、内容更丰富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计划，但因种种情况，竟然三次上马都半途而止。

　　第四次上马是在2005年夏天，2006年初正式启动。此后又经两期立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2005-2012）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2013-2023）），前后历时18年（到今年其实是20年），近20位学者全身心投入，方才完成。这些数据表现出编纂团队巨强的学术韧性。《大现汉》任务繁重，学术难度大，编纂者又目标远大、自我学术要求严格，没有巨强的学术韧性是难以保证第四次上马的成功的。

　　《大现汉》的学术民主也令人钦佩。他们对相关研究成果能搜集皆搜集，便是学术开放、学术民主的表现；他们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编写咨询会、征求意见会，特别是认真听取了30多位咨询专家的意见。词典正式出版前还印出征求意见本，广泛听取学界意见。

　　这种学术韧性和学术民主，是对《大现汉》这项重大文化工程学术质量的保证，也是对中国辞书精神、辞书人精神的又一次阐释和增彩。

　　三、且莫轻看词汇与词典编纂

　　现代汉语研究百余年来，比较重视语法，词汇研究相对薄弱。其实，决定语言面貌的主要是词汇系统，学习一种语言也重在掌握词汇；词汇研究还牵涉到语音、文字、语法、语义；牵涉到词汇所指的概念和客体，牵涉到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及百科知识等。词汇研究不易，词汇研究重要。语言学应当加强词汇研究。

　　词典编纂绝不是“剪刀加浆糊”的营生，而需要扎实的语言学功底、广博的社会文化知识、敏锐的语言感知力、从语言现象中概括词义和用法的能力，且为观察词语而天天操心，几成心魔。词典编纂意义重大，它是知识的再生产，关系到学术的整理集成、语言规范和语文教育、文化的纵向传承与横向传播，是“编舟渡（度）人”的善举。编词典不易，词典重要。

　　但是辞书没有人才培养的专业，在很多单位甚至不算科研成果，挣不到科研“工分”；辞书是集体成果，科研劳动辛苦，难以谋稻粮，也难以沽名誉。故而应当重视辞书学的发展，尊重辞书人的劳动。近有专家称，国家应重视辞书规划，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项目中，应明确设立“辞书学与术语学”分支，是有道理的。

　　最后，再次祝贺《大现汉》的出版，向《大现汉》的编纂者、出版者致敬！

本文转载自：“中国辞书学会”微信公众号

新媒体编辑：李婧姝 | 责编：梁鑫渊、杨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