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华（2002：13）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的‘语文学’发展的每一个新成就都是十分重视的。他们对过去的一切语言学遗产，绝不采取虚无主义或全盘否定。恩格斯说：语文学是一门‘内容非常浩瀚的科学’，这样的学科，没有足够的时间，只能一知半解。他们对十九世纪刚刚建立起来的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十分敏感，十分重视。”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对语文学和语言学的重视并有研究，所以他们能对语言的结构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这里介绍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语言结构的三个方面内容：（1）语音和语法；（2）语义和词义；（3）语源和词源。

马克思像

　　1.语音和语法

　　（1）语音。马恩把语音看作是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个重要标志：恩格斯（1873）认为，“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把人和猿区分开了。恩格斯（1884）还认为：音节清晰的语言在人类低级阶段产生，也就是“语音”发展的程度是人类“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第9卷421页）

　　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恩格斯，《文集》第4卷33页）

　　（2）语法。由于马克思懂十多门语言，文法上的错误会马上能看出来，他（1850）说：

　　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用不着主语、系词和宾词的句子里犯了一个文法上的大错误。这里应该说：因而处于比你们大家都更有利的条件以便……（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27卷167页）

　　恩格斯（1869）精通“古苏格兰文”：

　　在那段古苏格兰文的摘录中，从语言学观点看，使我感兴趣的只是现在分词havand即“有”这个形式。这部编年史中出现这种形式，这就证明在十六世纪初，也就是说，直到这种形式在英格兰早已消失的时候，它在苏格兰还存在。（恩格斯，《全集》第32卷252页）

　　2.语义和词义

　　马恩对词汇有很多论述，如果通读马恩的原著，我们就会看到，由于他们懂多种语言，并且熟练程度很高，他们往往对细小的词义差别都能察觉。下面看两条马恩对词汇的看法：

　　至于这些“折磨心灵的”和“惊心动魄的”矛盾，如果圣麦克斯不是得到德语中Bürger这个词的帮助，使他能随心所欲地把它一会儿解释为citoyen〔公民〕，一会儿解释为bourgeois〔资产者〕，一会儿解释为德国的“善良市民”，他就决不能制造出这些“折磨心灵的”和“惊心动魄的”矛盾，至少是绝对不敢把它们公开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20页）

　　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俄文里，весьмир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мир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恩格斯,《全集》第18卷618页)

　　3.语源和词源

　　马恩对语源和词源是有研究的。“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中，恩格斯仍然保持着他的语言学兴趣，而且，提出了不少有实际意义的见解。如关于不能把思维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的论点，关于文体学、翻译学的一些意见，关于意义的层次性及词义的科学内涵，以及有关词源学、词汇学、词义学的一些问题”（宋振华 2002：26）。为什么马恩会研究词源，那是因为他们研究某种语言时，同时研究这种语言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因此必然会涉及到词源等问题。“这个时期他们都积极地学习所需要的外语。马克思学西班牙文、瑞典文、丹麦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恩格斯研究俄语、斯拉夫语、哥特语、古挪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为了研究东方的历史，恩格斯学了波斯文。他们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常常是同研究该民族的历史、文化、文学结合进行的”（宋振华 2002：22）。

　　下面看几条马恩的论述：

　　“施蒂纳”在上面驳斥共产主义消灭私有财产这一观点，其办法是：首先把私有财产变为“有”（编者注：德语中Habe,（阴性名词）--财产，所有物；Haben(及物动词)---有，具有。），然后又把“有”这个动词说成是不可缺少的字眼、是永恒真理，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可能发生施蒂纳“有”胃痛这样的事。现在他也是完全这样地论证私有财产的不可消灭，他把私有财产变为财产的概念，利用Eigentum 〔财产〕和eigen〔自有的〕这两个词的字源学上的联系，把“自有的”这个词说成是永恒真理，因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可能发生他“自有”胃痛这样的事。如果不是把共产主义者所要消灭的现实的私有财产变为“财产”的抽象概念，那末，这种在字源学中寻找避难所的谬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53页）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语言的遗迹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语源上，哥特语的kuni，中部高地德意志语的künne是和希腊语的g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妇女的名字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gyne、斯拉夫语的zena、哥特语的qvino，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kona，kuna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过的，我们看到fǎra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fisan，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faran，意即骑马、游牧、返回，用来表示不言而喻只是由亲属构成的游牧群的某个一定的部分。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哥特语的dibja，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b，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sippia，sippa，都是亲属②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中，仅有复数的sifjar（亲属）一词；单数只用作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恩格斯，《全集》第21卷155页）

　　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恩格斯，《全集》第19卷7-8页）

　　引用文献

　　宋振华 (2002) 《马克思恩格斯和语言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卫志强主编 (201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语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