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技能的掌握都需要受系统和专门的训练，好比我们练拳习武，一招一式，要反复练习；同时还要动静结合，内外兼修。

　　语言的调查研究也是一样的道理，也要动静结合，内外兼修。既要练好“拳脚”，又要修炼“内功”。“拳脚”是基础，是实践，是调查；“内功”是理论，是经验，是心得，只有这样，最终才能练就一身“真功夫”。

　　刘丹青教授作为国内著名的语言学家，早年就通过《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等一系列著作大力倡导语言类型学及相关理论，成效显著，目前语言类型学已经深入人心。而《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第一版、第二版的出版更是为语法的调查研究安装了“涡轮增压”，能使其尽快驶入快车道，因为《手册》为我们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标准，这对于国内语法的调查研究建立理论框架和体系，促进汉语、民族语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意义重大。

　　根据我自己的认真学习，认为《手册》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方向的引领性。

　　我国传统的语文学一直以来不太注重语法的调查研究，国内现代意义上的语法调查研究起步比较晚，缺乏相应的理论构建，所以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总是力不从心，很多现象都无从下手，说不清道不明，不要说解释，最基本的描写都是问题多多。汉语研究的这种窘境也直接影响了民族语的调查和研究，要知道，国内民族语研究一直是跟着“汉语”这个大哥屁股后面跑的，早先民族语的调查研究基本上都是照搬汉语的框架。

　　仅以“前置词/后置词”为例，《手册》在1.2.4、2.1.5章节设立专门的调查条目，需要调查者对所调查语言中使用的介词的类型做深入的调查，而“前置词/后置词”对于了解这一语言的语序类型等其他特征又是非常重要的参项 。（作者按：Greenberg（陆丙甫、陆致极译 1984）的语言共性表明：优势语序为VSO的语言，总是使用前置词；采取SOV为常规语序的语言，在远远超过随机频率的多数情况下，使用后置词。）

　　在类型学引入之前，汉语、民族语学界基本没有前置词、后置词的概念，前置于名词的，叫“介词”，后置于名词的就叫“助词”，这样问题就来了，很多使用后置词的SOV语言压根儿就没有“介词”，有大量的“助词”。像孙宏开先生（1981：148）的《羌语简志》指出羌语的结构助词“加在宾语的后面，说明动作时由它直接承受或由它领有的东西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和致使宾语的助词zie33互换”，其他语言简志大都是同样的处理，即使是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语言》仍然是相同的处理。正因为如此，笔者2012发表《西宁方言的介词类型》，将西宁方言的后置词都处理为后置介词还曾受到张成材先生（2014）的批评。

　　目前，“前置词/后置词”等等已经被大家普遍接受，术语的规范统一对于语言调查研究的作用不可小觑，只有在相同的范式下，才有进一步比较、归纳、演绎的可能，也才有更高的理论提升、理论创新的可能。

　　所以说，《手册》出版后在语言调查研究理念、术语规范、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不言而喻。

　　第二，方法的引导性。

　　对于初学语言学的研究生而言，如何去做自己母语的调查和描写？

　　如何去做自己不熟悉的一种语言的调查和描写？需要做哪些调查、描写？

　　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这本《手册》作了很好的引导。

　　《手册》的蓝本是科姆里（Bernard Corie）和史密斯（Norval Smith）编写的《Lingua 版语言描写性研究问卷》，从内容的编排看，共有句法、形态、音系、象声词和感叹词、词汇五个章节，每个章节下面又系统地列举了调查时需要调查描写的具体内容，这些调查内容环环相扣，对相关问题做了非常细致的问卷设计和调查项目的阐释。

　　比如1.6的“反身代词”部分，就这个问题，《手册》用30多页的篇幅，针对反身性的实现方式、反身的范围、名词短语中的反身关系等设计了一些列问题，并结合大量的实例，对反身代词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等等做了具体深入的说明，同时就这个问题，在2.1.2.2又对反身代词的形态特征做了具体的调查说明。通过这些具体的调查项目，对反身代词在所调查语言中的句法、形态特征会有一个非常全面、深入的了解。

　　另外，《手册》第二版还增加了术语索引，这对于平时的查阅又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第三，视野的开阔性。

　　从以往国内的语言研究看，“现代汉语语法”和“汉语方言语法”、“汉语”和“民族语”之间的隔阂明显，大家“各自为政，划地为牢”。

　　刘丹青教授向来比较注重跨语言的研究，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大量使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境内的民族语乃至境外其他语言材料，同时又能将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民族语的语言事实相结合，视野开阔、视角对国内语言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语言学研究需要有开阔的视野，这一方面关系到研究者能否及时学习最新的理论和方法，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还关系到你能否了解更多的语言事实，能否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纳入一个更广阔的研究体系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去探索语言的共性和差异，做相应的证明和解释。可以说，《手册》的出版在这方面将会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第四，内容的阐释性。

　　《手册》的另外一大亮点就是对调查问卷所有调查条目的详细解读和阐释。

　　传统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不用做太多的田野调查，大都是“内省+数据库”就能完成，所谓的调查挺多也只是用几个例句测试一下语感而已。但是汉语方言、民族语的研究则完全不同，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假如你要写一部参考语法，调查更是要求全面、深入、细致。那么需要怎么调查？需要调查哪些内容？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或现象？《手册》在这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解读。

　　比如1.1.1.2“不同类型的疑问句如何标记”这一问题，《手册》引经据典，用长达七页多的篇幅，对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疑问句的类型做了详细的阐释，同时还不乏大量汉语方言、民族语、外语的实例。问题结合例句，读者很容易对疑问范畴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说，编者对调查问卷解读和阐释，是《手册》的点睛之笔。

　　所以《手册》虽然是对调查问卷的解读，但完全可以带进课堂，是一本难得的理论学习和田野训练的教材。

　　第五，资料的翔实性。

　　资料翔实也是《手册》的一个突出特点。《手册》在阐释调查问卷以及相关问题是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从境内的古汉语、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到境外其他语系的语言，引用大量的语言事实和研究文献，对相应的问题做了非常精彩的解释和说明，这一特点在全书都表现得比较突出，在“形态”部分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们知道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所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对形态的理解和把握总是“慢半拍”，一些有限的性、数、格、时、体、态等形态的知识也来自英语，捉襟见肘。仅以“数”为例，我接触过的研究生90%认为只有单数、复数的区分，其中不乏博士研究生。

　　由此可见，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语言事实，弥补他们对这方面的不足显得尤为重要，《手册》正好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全书列举了很多语言的实例，对于学习者而言，你不一定熟悉这些语言，更不可能去调查研究这些语言，但是了解不同语言的语言事实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回避。

　　不仅如此，《手册》后面的参考文献也是为研究者开了一个书单，古今中外差不多“一网打尽”，就研究生的一般参考而言，这个书单绰绰有余。我在组织博士生的读书会时，就要求主讲的博士生除了精心准备所讲内容外，还要把自己所讲内容涉及到的参考文献或下载、或扫描，最后打包“共享”，这样《手册》读下来，相关资料应有尽有，省去很多人重复查找的麻烦，省时省力，这是“共享时代”的便利。

　　总之，现在的学术研究已过了“单打独斗”的年代，需要团队协作，“抱团儿取暖”；语言学，特别是语言类型学研究也是一样，单一语言内部的调查和描写得不出任何类型学上的结论，尽可能多地掌握语言材料，了解语言事实才是硬道理，而这一切又都是以调查、描写为基础。虽然我们也能看到不少指导语言田野调查的著作，但能结合中国境内语言事实，又适合国内学者的工具书还不多见，《手册》的出版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可谓是及时雨。

　　相信语言学教师、研究生都能从《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中获益，既能掌握“招式”，又能练就“内功”，在语言调查研究这个“擂台”上尽情施展拳脚，应付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