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注入强大动力

　　一　充满生机的崭新学术环境

　　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宣告结束，国家发展和学术事业都重新步入正轨。1978年2月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开展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文艺理论、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给语言学界很大的鼓舞。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全国科学界、学术界学术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语言学界也迅速行动起来，４月份就在苏州召开了全国语言工作者规划座谈会，众多语言学重要学者与会，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作了全局性的规划。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为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几乎停滞了十年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步入了快车道。

　　（一）高考制度恢复，研究生教育全面起步，为语言学及时准备了后备人才

1977年底，恢复后的全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首次举行，“积压”了十多年的考生涌入考场参加最终录取率极低的考试。前几届考生中涌现出不少优秀学术人才，加上当年可选专业还比较有限，所以进入中文系日后成为语言学界骨干的比例不小。更快进入研究领域的是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生。改革开放后，研究生制度基本从零起点开始快速发展，当时不但招收了本科毕业多年坚持自学研究的考生，还从刚进本科不久的学生中选拔了一些优秀人才，他们很多在第一批本科生尚未毕业的时候就留校或分配到高校、研究机构，很快就进入专业学术岗位，不少进入语言文字方向岗位的，很快成为语言学领域的骨干学者，给中国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补充了久缺的年轻人才。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研究生包括博士生的培养体系基本上从无到有、稳步扩大和健全，中国语言学方面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从最初的极少，到逐渐增加，并覆盖更多省份和更多分支学科，为中国语言学的持久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二）语言学期刊恢复或新生，逐步形成强大的语言学期刊集刊方阵

　　“文化大革命”前，语言学专业期刊很有限，语言文字研究成果常常发表在高校学报一类期刊中。“文化大革命”中，语言学期刊全部停刊。197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建院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由此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中国语文》《语言学动态》于同年复刊。刚复刊的《中国语文》最初几期发表了王力、周有光、李荣、裘锡圭等诸多名家厚积薄发的论文，预示着语言文字研究高潮的到来，《中国语文》也在即将到来的期刊盛世中始终保持着语言学领军权威期刊的角色。在随后的短短几年里，一批语言学新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期刊队伍迅速壮大，不再形单影只：《方言》（1979）、《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辞书研究》（1979）、《语文研究》（1980）、《汉语学习》（1980）、《语言研究》（1981）、《修辞学习》（1982，后改名为《当代修辞学》）（未计外语类和民族语言类期刊）。这些新生期刊起点不俗、各有专长，后来大都被纳入语言学核心期刊行列。新老期刊竞相发展，分工有序，前所未有地为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创造了广阔的发表园地和高效的交流空间，奠定了语言学长期繁荣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此外，《文字改革》也在1982年复刊，1986年更名为《语文建设》。这一波复刊创刊高峰之后几年，又陆续有语言学期刊加入进来，形成更加整齐壮大的语言学期刊方阵，比较重要的有《世界汉语教学》（1987）、《古汉语研究》（1988）、《语言文字应用》（1992）、《语言科学》（2002）、《汉语学报》（2004）等。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也在汇选期刊优质论文方面长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在期刊发展的同时，通常由高校语言学科主办的语言学集刊也以强劲的态势涌现和发展，为拓宽优秀科研成果的发表渠道作出贡献。其中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1957年就创刊，也经历了停刊复刊的过程，后来发展为半年刊，发表了大量中外名家和优秀中青年学者的论文，成为语言学集刊的一个代表。其他期刊化程度较高的集刊还有《汉语史学报》（浙江大学）、《东方语言学》（上海师范大学）、《汉藏语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上古汉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集刊》（复旦大学）、《励耘学刊（语言卷）》（北京师范大学，后改名为《励耘语言学刊》）、《南开语言学刊》（南开大学）、《汉语史研究集刊》（四川大学）等。

　　（三）专业学会、学术会议和会刊文集各成体系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境内基本没有正式的语言学专业团体。改革开放之后，日趋壮大和成熟的中国语言学界开始进入一个学会涌现期。1980年10月，语言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学会——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举行了成立大会，首任会长为吕叔湘，王力任名誉会长。学会及其领导机构包含了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三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后来逐渐形成以汉语研究为主，兼顾民族语言的学会。学会于1981年在成都举行了首届学术年会，1982年在合肥举行了第二届年会，以后基本上每两年举行一次，成为语言学界一大盛事。至2018年，共举行了19届。年会论文经学会指定的编委会精选部分论文编为《中国语言学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已出版18期，成为一个两年一期的有影响力的集刊。

　　在这前后，语言学内各个分支学科纷纷成立学会（含研究会）。以下列出各个主要学会的成立年份，后面的人名是首任会长（理事长）：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1978，于省吾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1980，严学宭。王力、周祖谟先后任名誉会长
　　中国修辞学会1980，张志公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1981，陆宗达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1981，李荣（1989年起设会长）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1981，钱伟长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1987，朱德熙
　　中国文字学会1991，裘锡圭（学会前身为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
　　中欧辞书学会1992，曹先擢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1994，张志公。吕叔湘等曾任名誉会长

　　还有一些学会以某个学会的下属团体（叫分会、研究会等）的身份存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由原成立于澳门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申请加入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下属形式语言学研究会。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因故取消后，于2018年起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

　　此外，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了语言学会（或叫类似的名称），可以团结更多语言文字工作者，为语言文字学增加了一个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

　　这些学会的成立，使语言研究者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家园，对凝聚学术力量、展开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秀等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国情和学界的需求，大部分语言类的学会都形成了两年一届年会的惯例（即实际上的双年会），年会成为学界适时进行学术交流的理想平台，使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始终保持活跃状态。很多学会还先后创办了自己的集刊，所刊论文多从年会论文中选编，其中创刊较早、形成持续影响的集刊有《中国语言学报》（中国语言学会），《古文字研究》（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学会成立较晚或创办集刊较晚的学会集刊还有《中国社会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报》《中国文字学报》《中国语音学报》等。有的学会的会刊本身是正式期刊，如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世界汉语教学》和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的《中文信息处理》。有些学会曾依托期刊的增刊出版年会文选，如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有几届年会的文选以《语言研究》增刊形式出版。有些省级学会也编纂出版了论文集。这些集刊及时发表了大量专业论文，成为展示不同专业方向学术成果的重要窗口，补充了正式期刊难以容纳的学术篇幅。

　　除了各类学会举行的（双）年会，还有很多专业学术会议虽然没有挂靠于特定学会，但是有相对固定的主办方，也形成会议的周期系列，有很大学术影响，并且出版了连续性文选，近似集刊，也成为学术园地的重要板块，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会议系列出版的文选期刊化程度较高，例如《语法研究和探索》（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语法化与语言研究》（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方言语法论丛》（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等。另有一些长期坚持的系列会议没有专门的文选集刊，但是也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例如由语言研究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全国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方言类的分区系列会议更是丰富，有的由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及《方言》期刊参与主办，有的由其他高校主办，包括：官话方言、晋语、西北方言与民俗、粤语、吴语、闽方言、客家方言、湘语。其他重要的系列会议还有“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是1992年在新加坡成立的汉语语言学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学会，每年暑期在亚欧美各国举行规模较大的年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深化，中国大陆学者对此会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现在已成为与会学者的最大群体。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先后主办过IACL年会，先后担任过IACL会长（任期一年，此前一年任副会长）的中国大陆学者有沈家煊、陆俭明、李宇明和刘丹青。2014年以来，执行秘书长由中国学者胡建华担任。

　　中国语言学方面的学会、学会年会及其他系列会议、会刊，这三大相互配套的系列，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它们构成了学术发展的重要的健康生态，滋养着中国语言学的不断成长和繁荣。

　　二　改革开放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带来理论和方法的提升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学术界已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在内停滞、对外封闭的局面。当大门渐开，面对的已经是颇为陌生的外部学术世界。当国内还在努力实现从传统语法到结构主义的转型升级时，以对结构主义的“革命”起步的生成语法等形式学派，已经成为西方语言学的主流；同时，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当代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等等有异于甚至对立于形式学派理念的学派也正方兴未艾，各领风骚；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正呈现出强有力的发展态势。我们错过的，其实也是国际上语言学发展最快的时期。所以，改革开放开始几年，中国语言学界在尽快恢复各分支学科学术生机的同时，出现了一个介绍引进消化国外各语言学流派的热潮。引进的途径有多种。

　　最重要的是翻译介绍，直接翻译原著，或出版讲解性的读物。主要有：袁家骅、高名凯等对结构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介绍，赵世开、徐烈炯、宁春岩等对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的翻译介绍，沈家煊、陆丙甫等对Greeberg为代表的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介绍，胡壮麟等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介绍，桂诗春对心理语言学的介绍，何自然对语用学的介绍，陈松岑对社会语言学的介绍，等等。

　　影响更为深远的引进，是运用或借鉴国际前沿理论讨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的问题。那些结合了对中国语言的深入研究的介绍，在向中国语言学界传播前沿理论和方法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例如徐烈炯、胡建华等对生成语法和语义学的介绍与研究，陈平、沈家煊等对认知语法、语用学等的介绍与研究，廖秋忠、张伯江、方梅等对功能语法、篇章语言学等方面的介绍和研究，蒋绍愚以义素分析法等方法来分析古今汉语词义演变，徐通锵对历史语言学的介绍和研究，陆丙甫、刘丹青对语言类型学的介绍和研究，袁毓林结合认知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等对汉语的研究，吴福祥对语法化和语言接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王嘉龄、王洪君等对优选论、生成音系学等形式音系学理论方法的介绍和研究等。其中徐烈炯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的系列英文论文，代表了中国学者在形式语言学理论方面发出的重要声音，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关注；沈家煊结集出版的《不对称和标记论》，体现了中国学者以当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在词法句法语义语用诸多方面达到了新的深度，在汉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人员的交流也很重要。“文化大革命”之前，学者的来访出访主要限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进入60年代后，这样的交流也几乎停止。改革开放后，语言学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国外很多语言学名家到中国讲学，而由港台去欧美的学者回国能直接用汉语讲学，在开放初期介绍前沿理论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如王士元、陆孝栋、黄正德、李英哲、薛凤生、戴浩一、屈承熹、李行德等。中国学者出访也渐呈常态，例如开放初期外语学界众多学者到澳大利亚等地进修访问，对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再稍晚一些，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大陆出去留学的学者开始获得学位，他们不管在哪里工作，大都与国内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和交流，有些还在国内高校长期兼职，如张洪明、潘海华等，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活跃群体。

　　当代语言学的重要进步，体现在对理论的系统构建和对方法的科学性追求。在对外开放后，人们感觉到的差距，主要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的现代性不够。开放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引进和运用，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范式的提升，尤其是功能—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学说、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汉语学界的显学，产出了大量有质量的成果，并使相关理论在汉语研究的实践中得到了补充、改进和修正。形式语言学，包括形式语法、形式语义学、形式音系学等，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深入研究。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使传统的汉语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更加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例如音韵研究从解读古代韵书的音系结构的学问，发展到直接构拟上古、中古、近代各个阶段的音系并全面勾勒汉语语音演变的走向和规律。词汇训诂研究从训释古代具体词语的学问发展到探求词汇系统发展史尤其是常用词的发展更替，文字学研究从解释具体汉字的字形构造和演变上升到系统性的“汉字构形学”理论体系。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也从萌芽状态，发展为队伍壮大的研究领域，共同推动着中国语言学的快速发展。

　　三　新的应用需求给语言学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改革开放的环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形势，都给语言文字研究提出了新的应用需求，这些需求给语言文字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从很多方面反哺了语言文字的本体研究，深化了人们对人类语言性质和汉语特点的认识。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语国际教育对汉语研究的多方位推动

　　改革开放之后，原来规模微小的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现在多称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很快出现了大发展的需求。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成倍地增长，众多大学办起了汉语国际教育的学院。外派汉语教师的需求也迅速增加。教材、工具书、参考书等等也都要跟上。蓬勃发展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成为推动汉语特别是汉语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强大动力。原来主要面向母语人的语法成果，在面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时，常常不敷使用。教师和汉语学者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从学生的提问及中介语中发现了大量现有汉语语法学成果难以提供理想答案的问题，形成了众多语法研究的新课题，而中介语的语料本身也为语法规则的提取提供了有用的测试依据。有国际汉语教学教育背景的语法学者成为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群体。汉语教育的需求也催生了支撑语法研究的工具书或语料库的建设，如王还主编的《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大学等机构研制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等。为了服务对外汉语教学而先后创刊的《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世界汉语教学》等期刊，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现代汉语尤其是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重要发表园地。此外，国际汉语教育也促进了对汉语词汇学（尤其是词汇分级研究）、语音学（例如学习者母语口音与汉语语音韵律的对比研究）、现代汉字学等学科的研究，促进相关工具书的编写。

　　（二）计算语言学等对汉语本体的研究

　　改革开放时代，正逢世界信息化社会的加速期。理论上中文信息处理与汉语国际教育类似，都有对语法研究检验和推动的作用。像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这些计算语言学的核心任务，在计算语言学早期的理性主义的“规则时期”，都需要机器掌握各种语法规则。不同的语法理论，像面对第二语言学习者一样需要面对机器的检验。但是，计算语言学家们把主要关注点放在完善机器所需的语法规则上，包括分词、句法分析、语义关系分析、源语言到目标语的转化规则等，而并不像对外汉语研究者那样热心参与汉语语法本体的讨论，因此事实上对汉语学界的反哺不像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明显。到计算语言学界逐步以经验主义的统计方法及后来的机器深度学习模型取代规则时，与汉语语法学本体研究的关系更加疏远了些，但统计方法的强调和大数据方法的兴起，对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而语料库语言学、计量语言学，则成为这一时期连接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的主要领域。

　　（三）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对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推动

　　１.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汉语拼音化目标已经不再存在，国家语文工作的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建设。这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性研究更多转向这些方面的研究。通用规范汉字表（王宁主持）、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语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规范化所面对的问题都催生了许多研究成果。

　　２.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发展、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语言生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语文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构建更加和谐合理的语言文字生活。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语言战略等领域的研究得到更多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第九届人大通过）的制定，也有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