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贤研究

　　关于“别”的来源以往有六种不同看法：其一，“不要”合音说；其二，指别代词引申说；其三，蒙古语借词说；其四，“不必”合音说；其五，源于否定副词“别”；其六，源于“弗”“勿”。到目前为止，合音说论证最为充分，尤其是江蓝生（1991）提出的“另一种第二变化”，即合音之后的piɛu重新分解组合为piɛ+iɛu，这一解释非常具有启发性。

　　2. 我们的推测

　　我们在江蓝生（1991）的启发下设想不经过“嫑/别”这个阶段，即“不要”变音为“别要”，“别要”再省缩为“别”。其完整过程经历三个阶段：

　　(i) 词汇化：
　　“不”与“要”连用，词汇化为禁止词“不要”；

　　(ii)词音变化：
　　禁止词“不要”变音为“别要”（“别-”是“不-”的变音）；

　　(iii) 省缩：
　　“别要”省去“要”即为“别”。

　　3. “不要”的词汇化

　　“不要”凝固成词是这个演变过程的重要一环，据李明（2001/2016），“要”从中古开始表示必要，相当于“须”“须要”，可用于两种语境：一是陈述句，二是祈使句或具有祈使意图的句子。两种语境中“要”的功能本来是统一的，表明说话人对动作行为必要性的看法，但是在祈使句中，说话者指出必要性则表明了取舍，间接传导了一种压力，希望听话人做出行动。这种用法的“要”前面加上否定词“不”，就成了对必要性加以否定的“不要VP”。如（引自李明2001/2016）：

　　(1) 唯须锄之，如此，得四年不要种之，皆余根自出矣。（《齐民要术·伐木》）

　　(2) 便须部领众人行，不要迟疑住时饷。（《变文集·维摩诘讲经文七》）

　　前例对必要性加以否定，不表禁止；后例因为是祈使语境，从说话人认为做什么没有必要，可以推导出阻止和劝诫听话人做什么。当这种推导变为频率很高的常规用法时，“不要”很容易被看作一个整体，原来的跨层组合“不|要VP”重新分析为“不要|VP”，“不要”凝固成词。禁止词“不要”见于唐宋，到明清之际已经不再用于表示不必要而专用于表禁止。

　　4. 词音变化，“不要”变读为“别要”

　　4.1 “词音变化”是语流音变的一种，是指多音词内部音节之间的语音变化。词音变化有如下特征：

　　Ⅰ．不能脱离其所在的词，离开词未必有这种变化；

　　Ⅱ．发生在相邻音节之间，而与词的语法结构不完全对应；

　　Ⅲ．涉及词汇内部相邻音节之间的边界消失与边界重组，往往与同化、弱化和脱落有关；

　　Ⅳ．通常见于口语，书面语滞后；

　　Ⅴ．与词的高频使用密切相关。

　　词音变化不同于“字音变化”。字音变化涉及一个个“字”（音节）的语音地位（声、韵、调、呼、摄、等）的历时演变，往往与音系变化（phonological change）有关，而词音变化可能涉及系统也可能是一种非系统的语音变化（phonetic change）。在多音节词丰富的语言中词音变化比较普遍，如英语input > imput，conposition > composition，汉语口语中也多有所见。合音、变音、轻声、变调等都可能属于词音变化。前段时间网上风传北京口语一些词汇的读法，可以窥见正在发生的词音变化之一斑。如（取自网络）：“涮羊肉>霜肉”；“大望路> 肚昂路”；“大栅栏儿>大石辣儿”。

　　“不要”变音为“别要”，可以看作词音变化的结果：“不要pu iɛu > 别要piɛ iɛu”。“不”“别”虽为入声字，但《中原音韵》时代已读pu、piɛ。凝固的禁止词“不要”pu-iɛu，连读时内部分界模糊，u弱化同时受i逆同化，再加过渡音ɛ，听起来就像piɛ-iɛu了。

　　4.2 语言事实的支撑。首先“不要”先已成词；其次，“别要”产生之时“不要”应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第三，“别要”应先于“别”出现。第一点已如前述，下面看后两点。

　　先看频率。从文献用例看，“不要”确实有一个频率逐渐增加的过程。唐宋时期“不要”虽然可以表示禁止，但表禁止主要用“莫”“休”。直到《元曲选》“不要”用例才多起来，在明代以后的《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北方文献中开始大量出现，而此时正是“别要”产生之际。据冯春田、王群（2006），《金瓶梅》有“不要”84例，“别要”41例，两者之和125，接近常用禁止词“休”字的一半（125比270）；而到了《醒世姻缘传》，“不要”“别要”之和294，已经超过了“休”的两倍（294比119）。

　　再看“别要”是否先于“别”。支持性证据是，早期“别要”多见，“别”很少见，最早出现“别”和“别要”的文献是元曲和《金瓶梅》。元曲只有4例“别”，且有可疑之处；而《金瓶梅》中例子较多，主要是“别要”；到《醒世姻缘传》“别”逐渐增多，几乎与“别要”持平；而到了《儿女英雄传》，就只有“别”而没有“别要”了。不支持“别要”先于“别”的证据是元曲已有“别”而没有“别要”。一般来说元曲的时代应该早于《金瓶梅》，但是根据本文考证，元曲的例子可靠性均有疑问。

　　5. 构式省缩，“别要”省缩为“别”

　　习语和所谓固定搭配，是典型的构式（construction）。典型的构式可分解性很低，难以从字面上看出其结构和意义的构成，类似于一种打包形式。在语言交际中，打包形式往往很容易造成重新分解，或加以省缩，使得原来的构成成分独自担当整个打包形式的句法语义功能。江蓝生、杨永龙（2006）曾讨论单句层面的构式省缩，词法层面的构式省缩是指一个完整的词汇形式（也包括虚词）省去其中的一部分，使得其中的构成成分之一独立承担整个词形的功能。如“何等＞等（底）”、“何物＞物（勿、没、莽）”、terminal station＞terminal（终点站）、good morning＞morning（早上好）等。

　　“别”本来是“不”变音后的记音字。记音字“别”变成独立的禁止副词是“别要”省缩的结果。“别要”成了难以分解的打包形式，内部结构和语义关系淹没之后，语言使用者就有可能对它进行重新识解，把整体意义看作其构成成分的意义，即认为“别要”中的“别”可以单独表禁止，从而把“别要”省缩为“别”。

　　“别要”省缩为“别”又与类推有关。同时代的禁止词除了“别要”，还有“休要”和“莫要”及对应的单音形式“休”和“莫”。既然“别要”“莫要”“休要”都是禁止词，构成中都有一个“要”，给人的感觉是，结构也应该相同。既然“休要”“莫要”可以单说为“休”“莫”，“别要”也应该可以单说为“别”。通过类推，于是“别要”省缩为“别”。

　　6. 结语

　　“别”的产生途径可概括为：

　　本文论证了“不要”变音为“别要”，“别要”省缩“别”的可能性，并不否定“不要”合音为“嫑”的可能。合音与变音都是词音变化的一种，二者并不矛盾。

　　参考文献

　　冯春田、王群  2006  《副词“别”形成问题补议》，《汉语学报》第1期。
　　江蓝生  1991  《禁止词“别”考源》，《语文研究》第1期。
　　江蓝生、杨永龙  2006  《句式省缩与相关的逆语法化倾向》，载何大安等主编《山高水长：丁邦新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语言暨语言学》专刊外编之六，439-465页。
　　李明  2001  《汉语助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商务印书馆，2016。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