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语音史、音韵学史和方法、观念的研究

　　一、汉语语音史和汉语语音发展规律研究

　　（一）汉语语音史研究

　　1. 对汉语语音作出历史的描述

　　以往的音韵学研究，多为对历史上某一音系、或某一时段语音的考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进行的描述和研究，是近70年才出现的，其中王力的《汉语史稿》有开创之功。此后张世禄的《汉语历史上的语音变化》、方孝岳的《汉语语音史概要》、俞敏的《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向熹的《简明汉语史》上编、蒋冀骋的《近代汉语音韵研究》、唐作藩的《普通话语音史话》。黄克定的《从〈诗经〉到〈中原音韵〉》、黎新第的《近代汉语共同语语音的构成、演进与量化分析》、李思敬的《汉语“儿”[ɚ]音史研究》等，各种语音发展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纷纷涌现。

　　2. 汉语通语语音发展的地理脉络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关系到汉语语音史的整体，也与断代的语音研究有关。

　　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学术研究》1979年第6期；《近代汉语南北音之大界》，《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自东周开始，汉语共同语就是洛阳音，一直到清代中叶才转移到北京；近代共同语音也有南音、北音之别。何九盈（《汉语三论》，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进一步把“雅言”形成于河洛地区的时间提前到夏商周，不过把共同语基础向北京转移定在辽金元时期；其中在东晋以后形成南、北双线发展，不过南线仍是河洛音南下而受南方方言影响而形成。

　　也有学者如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认为汉语标准音在唐代一度移至首都长安，宋代又回到洛阳。

　　对汉语通语是单线还是多线发展的问题，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看法。这个问题将会长期讨论下去。

　　（二）汉语语音发展规律的研究

　　从汉语语音的历史总结出发展规律来，是学界都非常关心的。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王力的《汉语史稿》、张世禄的《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等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有关问题。朱晓农的《元音大转移和元音高化链移》、郑张尚芳的《汉语及其亲属语言语音演变中的元音大推移》专门讨论了元音大转移问题。

　　麦耘（《音史研究和音法研究》，《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一辑，2017年版）呼吁重视对普适性的演化规律的研究，特别是从演化语言学的角度，摸清造成语音变化的成规律、有类型学意义的音理机制。

　　二、对汉语语音史上几个重要音系的性质的讨论

　　（一）对《切韵》的性质和音系基础的讨论

　　由于《切韵》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如何认识其性质就极为关键。对于这个问题，音韵学界多有讨论，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曾有过一次比较集中的争鸣。当时主要分三派意见。

　　1. 何九盈（《〈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他》，《中国语文》1961年第9期）、黄淬伯（《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南京大学学报》第8卷第3—4期，1964年）等认为《切韵》是排比此前旧韵书的各种音类，“从分不从合”，造成音类繁多，是一个“古今南北杂凑”的综合音系。

　　2. 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又《切韵研究》第一章）、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中国语文》1962年第12期）、赵振铎（《从〈切韵•序〉论〈切韵〉》，《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等认为《切韵》是以当时作为文化中心的洛阳的语音为基础，兼采少数其他方言和古音的个别音类而编成，基本上是一个活语言的音系。

　　3. 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的意见与邵荣芬等接近而不完全相同，他定义《切韵》为“六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认为它是真实的音系，这一点与邵荣芬等相同；不过他认为《切韵》的编撰者虽在分韵大类上基于当时的洛阳音，而在细节上则主要依据“金陵书音”，即自晋代南下的洛阳旧音演变而来的江南士大夫阶层的读书音。

　　黄典诚的《切韵综合研究》、陈振寰的《音韵学》、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杨剑桥的《汉语现代音韵学》、麦耘等的《〈切韵〉元音系统试拟》对邵荣芬、周祖谟等的观点有进一步的论证和推断。

　　（二）上古“雅言”问题

　　上古是不是有一个各邦国通用的“雅言”音系，曾有学者提出疑问。向熹（《论〈诗经〉语言的性质》，《语言文字应用》1988年第1期）论证《诗经》用韵基本上内部统一，作为以洛邑方言为基础的“雅言”的系统，是周代的共同语。

　　（三）近代通语的性质问题讨论

　　1. 《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切韵》性质大讨论的同时，也发生了一场规模较小的、关于《中原音韵》音系性质的讨论。有两派意见。

　　赵遐秋和曾庆瑞（《中国语文》1962年第7期）认为《中原音韵》记录的是元代大都（今北京）的音系。后来王力（《汉语语音史》308页）、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第二章第七节）等支持这个观点，理由是大都是当时的首都，又是元曲发源地。

　　李新魁（《〈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汉江学报》1962年第8期；《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则论证河南地区为传统的文化中心，“汴洛之音”一直处于“正音”的地位，在元代也是当时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中原音韵》应是记录元代河南音。

　　不同于上面两种观点，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认为《中原音韵》代表在北方广大地区通行的共同语音，不是特定地点的方言音系。汪寿明（《〈中原音韵〉音系谈》，《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也认为《中原音韵》不是记录一地之音，而是元曲艺术语言的音系。

　　其他学者也陆续提出看法，大致不出上述观点的范围。

　　2. 《蒙古字韵》音系的性质

　　罗常培（《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1958年第12期）提出《蒙古字韵》是元代官话的读书音，与《中原音韵》作为方言的说话音相对。李立成（《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外文出版社2002年版）则认为《蒙古字韵》反映的是元蒙早期在今内蒙地区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

　　3. 明代通语的基础方言问题

　　这个讨论是围绕《西儒耳目资》的性质问题展开的。

　　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语言科学》总第27期，2007年）根据明末清初一些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文士的说法，认为明代官话（通语）的基础方言是作为江淮方言的南京话，《西儒耳目资》所记录的也是南京话。他的观点得到了张卫东《论〈西儒耳目资〉的记音性质》等的赞同。

　　麦耘和朱晓农（麦耘、朱晓农：《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科学》总第59期，2012年）则指出，古深臻、曾梗摄韵尾相混的江淮方言不可能是汉语通语的基础，江淮方言与《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系也不吻合；不能仅凭明清时人对“南京话”的推崇来下结论，因为旧时所称的“南京话”实际上有两个概念，一指南京方言，一指通语的南支，是“中州之音”的分支，明清人所说的“南京话”多是指后者。乔全生的《〈西儒耳目资〉与山西方言及其音系基础》、张竹梅的《试论明代前期南京话的语言地位》、曾晓渝的《〈西儒耳目资〉音系基础非南京方言补证》等也不同意《西儒耳目资》和明代通语的基础是南京方言。

　　三、音韵学史研究

　　音韵学史研究属于学术史研究。王力的《清代古音学》、赵诚的《中国古代韵书》、张民权的《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龙庄伟的《切韵研究史稿》、宁忌浮（宁继福）的《汉语韵书史•明代卷》、李开和顾涛的《汉语古音学史》、李葆嘉的《清代古声纽学》等有不少论述。

　　朱晓农（《古音学始末》，《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运用“科学范式”的概念，以现代科学史的方式为明清古音学史分阶段，很有启发性。

　　四、音韵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的梳理

　　（一）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探讨

　　自觉地、系统地进行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方面的思考，是一个学科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在音韵学界，最早成系统地做这项工作的是并非音韵学家的徐通锵和叶蜚声（《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0年第1期；《译音对勘与汉语的音韵研究——“五四”时期汉语音韵研究方法的转折》，《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内部拟测方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他们的系列论文给学界很多的启示。其后朱晓农的《音韵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冯蒸的《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耿振生的《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麦耘的《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郑伟的《音韵学方法和实践》等从不同角度作出了探讨、归纳。

　　方法论上的进步最关键的是追求合乎逻辑的论证，而摈弃只凭感性认识来下结论。例如古人论证“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实际上仅是证明了古轻重唇不分、古舌上舌头不分，张清常（《古音无轻唇舌上八纽再证》，《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进行了重新论证，使这两个命题获得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下面提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方法：

　　1. 历史比较法的发展

　　历史音韵学研究需要来自西方的历史比较法，但在中国土地上也必然会根据汉语和东亚语言有所发展。例如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些方法，如针对现代方言以及与古代文献材料相结合的“历史层次分析法”、针对汉藏语比较的“语义学比较法/深层语义对应法”，等等。（参看潘悟云：《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及其类型》，《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邢公畹《汉苗语语义学比较法》，《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 运用数学方法

　　在任何学科中，正确地、合适地运用数学方法，都能大幅提高研究质量，音韵学也不例外。陆致极的《〈中原音韵〉声母系统的数量比较研究》、朱晓农的《北宋中原韵辙考——一项数理统计研究》、李书娴和麦耘的《证“〈诗经〉押韵”》等，都是用数学方法研究音韵学的很好范例。（参看聂娜《音韵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总体分析》，《中国音韵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实验语音学方法

　　实验语音学本来是针对活语言的，但由于古人的发音机制与现代人并无不同，所以可以运用语音原理来推测古人的发音，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如潘悟云（《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1999年版）从语音强度与响度的关系来考虑上古带后垫流音的复辅音的演变方向，朱晓农（《从群母论浊声和摩擦——实验音韵学在汉语音韵学中的实验》，《语言研究》总第51期，2003年；《全浊弛声论》，《语言研究》总第80期，2010年）用发音空气动力学原理解释群母和邪母的消变、从发声态的转换解释浊声母清化向送气与否的演化，等等。

　　（二）学术观念的讨论

　　1. 面向世界的中国语言学

　　中国的音韵学这门传统的“绝学”，终归要汇合到属于全人类的现代语言学这个大学科里。中国的语言学、汉语语言学有自己的特色，但不能、也不会闭关自守。

　　所以，音韵学必须现代化、科学化，一方面学习外国学术界的成果和方法、理论，又要努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为全人类语言学作出贡献，丰富语言学的方法理论库，树立中国音韵学在国际历史语言学上的地位。（参看麦耘《立足汉语，面向世界》，《语言科学》2006年第2期）

　　2. 对材料的解释和对假设的证明

　　对于历史比较方法和古代文献考证如何互相结合的问题，朱晓农（《音韵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麦耘（《语音史研究中历史比较研究与历史文献考证相结合的几个问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2008年）指出，两者不是同一个平面上的结合，文献考证是提供含有语音史信息的材料，历史比较则是力求对这些材料做出解释。只强调发扬传统的考证精神，对推动音韵学的发展无益。

　　“假设-证明”是科学发现的逻辑程序。麦耘（《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与证明——试论一个学术观念问题》，《语言研究》总第59期，2005年）呼吁音韵学研究要重视这种程序，对学界要鼓励创新性的假设，而要求合乎逻辑的证明（证实或证伪）。

第五节 其他工作

　　一、音韵学古籍整理和考证

　　音韵学古籍的收集和整理、校勘，是音韵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存》，黄侃笺识、黄焯编次的《广韵校录》，黄焯的《经典释文汇校》，照那斯图、杨耐思编著的《蒙古字韵校本》，康瑞琮点校的 《毛诗古音考》，陈振寰的《韵学源流评注》，宁忌浮的 《校订五音集韵》，葛信益的《广韵丛考》，李新魁、麦耘编的《韵学古籍述要》，杨军的《七音略校注》，颜森的《广集韵谱》，蔡梦麟撰的《广韵校释》，赵振铎校的《集韵校本》，张玉来、耿军校的《中原音韵校本 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校本》等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这类成果极多，无法一一列举。

　　二、通论性著作、教材、论文集等出版

　　1. 通论性著作或教材

　　通论性或普及性的音韵学著作、材料有非常多，而且各有特色，如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常识》、王力的《音韵学初步》、丁声树和李荣的《汉语音韵讲义》、李新魁的《汉语音韵学》、严学宭的《广韵导读》、杨剑桥的《现代汉语音韵学》、林焘和耿振生的《音韵学概要》、龙庄伟的《汉语音韵学》、李无未的《汉语音韵学通论》、麦耘的《音韵学概论》等。

　　2. 论文集

　　个人论文集有《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周祖谟《问学集》、黄侃《黄侃论学杂著》，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俞敏《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李荣《音韵存稿》、郑张尚芳《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潘悟云《音韵论集》、施向东《音史寻幽》、何九盈《音韵丛稿》、冯蒸《冯蒸音韵论集》、曾晓渝《语音历史探索》、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麦耘《音韵与方言研究》等，数量也非常多。

　　以音韵学为专题的多作者论文集（其中多为音韵学学术会议论文集）也非常多，如《音韵学研究》三辑、《中原音韵新论》《语言研究》增刊多辑、《音韵论丛》《近代官话语音研究》《中国音韵学》数辑等。

　　3. 音韵学辞典修纂

　　出版了由曹述敬、冯蒸分别主编的音韵学词典；冯蒸还进行过修纂音韵学辞典的理论探索。（参看曹述敬主编：《音韵学辞典》，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音韵学”部分，冯蒸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冯蒸：《关于汉语音韵学辞典编撰中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三、对外学术交流

　　（一）学术成果的对外交流

　　1. 境外汉语音韵学研究成果输入

　　从境外输入的音韵学著作很多，包括外文中译、境外原即为中文版而引进内地重版和境外作者直接在内地出版著作等几种情况，兹举部分如下：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官话》、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汉文典》、张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薛凤生《中原音韵音位系统》、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柯蔚南《汉藏语系词汇比较手册》（选译）、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董同龢《汉语音韵学》、蔡英纯《李朝朝汉对音研究》、沙加尔《上古汉语词根》、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斯塔罗斯金《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平山久雄《汉语语音史探索》、丁邦新《音韵学讲义》、沈锺伟《蒙古字韵集校》等。

　　还常有港台或外国学者在内地刊物上发表文章。

　　2. 内地音韵学成果向境外输出

　　如俞敏的《中国语文学论文选》在日本出版；李新魁的《古音概说》有两个台湾版和一个韩文版（书名为《中国声韵学概论》）；周祖谟的《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在台湾出版，《唐五代韵书集存》的有台湾版；郑张尚芳的《汉语上古音系表解》有在法国出版的英文版；黄笑山的《〈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在台湾出版，等等。

　　还经常有内地学者在境外学术刊物上发表音韵学文章。

　　（二）研究人员往来

　　境内外音韵学研究人员往来非常频繁。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港台学者和外国（北美、欧洲、日本、韩国等）学者参加内地的音韵学学术会议已成常态，台湾的音韵学研究组织也经常邀请内地学者参加，大家共同讨论祖国语言的历史，其乐也融融。

　　台湾学者或外国学者来内地大学或研究机构作音韵学方面的讲学，以及我们的音韵学者赴台或出国讲学，都很常见。

　　四、音韵学研究界的学术组织、活动和教学

　　（一）学术团体

　　1.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1980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在湖北省武汉市成立。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本会的学术研讨会，有时在其间穿插举行各种专题讨论会；不定期出版《音韵学研究通讯》。

　　首任会长严学宭，名誉会长王力、周祖谟；副会长（按姓名音序排列）：李新魁、邵荣芬、唐作藩、许宝华；秘书长：赵诚。1984年第二届理事会增选赵诚为副会长，另任梁德曼为秘书长。1988年第三届会长邵荣芬，秘书长杨耐思。1990年第四届会长唐作藩，秘书长陈振寰。1994年第五届会长唐作藩，秘书长尉迟治平。1998年至2010年的第六至第八届，会长鲁国尧，秘书长杨亦鸣。2010年，研究会停止活动，2014年正式结束。

　　2. 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

　　2018年，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当选理事长耿振生，候任理事长曾晓渝；副理事长（按姓名音序排列）：李无未、麦耘、杨亦鸣（兼秘书长）、张树铮、张玉来。学术委员会主任：施向东。顾问：唐作藩、杨耐思、龙庄伟。

　　（二）音韵学教学

　　1. 研究班和讲习班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于20世纪80年代，或独立、或与高校联合，在武汉、北京等地举办了多次音韵学研究班，每次长达3个月。

　　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于2019年在天津举办了音韵学讲习班。

　　这些研究班/讲习班对培养音韵学人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高校教学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开设音韵学课的高校凤毛麟角。现在很多高校都开设此课程，音韵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培养机制逐渐建立。不如人意之处虽有，但音韵学研究人才确实正在一步步成长，后继有人，音韵学的未来前景是光明的。

　　主要参考文献

　　潘悟云：《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的进展》，《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7期。
　　李新魁：《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研究》，《中国语文》1993年第1期。
　　郑张尚芳：《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总第41期，1998年；总第42期，1999年。
　　黄笑山：《汉语中古音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总第44期，1999年。
　　黎新第：《20世纪中国近代音研究分期和研究观念的发展》，《古汉语研究》总第55期，2002年。
　　李无未主编：《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冯蒸：《二十世纪汉语历史音韵研究的一百项新发现与新进展》，《汉字文化》2010年第5、6期；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