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汉字学与现代汉字学的发展壮大

　　（一）近代汉字学的发展

　　1. 近代汉字学的成立

　　与“古文字学”对应，唐兰提出了“近代文字学”的学科分支概念。经朱德熙、李荣、蒋礼鸿、郭在贻、张涌泉、杨宝忠等倡导，目前已成为汉字学研究的重要部分。2007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文字学名词”中把“近代汉字”定义为“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叶使用的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体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

　　近代汉字学理论方面的探讨有蒋礼鸿的《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对俗字研究的现状和意义、俗字研究的步骤和方法等作了独到的分析和阐述，指明了俗文字学的研究方向。许长安的《近代汉字学刍议》、张鸿魁的《近代汉字研究的几个问题》、刘金荣的《“近代汉字”刍议》、梁春胜的《“近代汉字学”刍议》等文也对近代汉字学的概念作了辨析。

　　2. 近代汉字学研究

　　“俗字”研究是近代文字学中学科分支的重心。施安昌的《唐代正字学考》，陈五云的《俗文字学刍议》，郭在贻、张涌泉的《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张涌泉的《敦煌写卷俗字的类型及其考辨方法》等文对于俗字研究的重要性进行了阐发。特别是李荣的《文字问题》和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陈五云的《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等专著，标志着俗字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张涌泉的《汉语俗字丛考》是其俗字考释的集大成之作。

　　郭沫若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兰亭序》真伪问题之后，魏晋时代楷书、行书的真面貌这个老问题，又引起一些讨论。有关学术争鸣已经结集在《兰亭论辨》一书中。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对先秦以下各种字体作了全面研究。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收入了一些秦汉魏晋时期的文字字形。

　　汉代以后的文字材料非常丰富，碑刻文字是研究重点。有关论著如：罗振鋆、罗振玉《增订碑别字》，秦公《碑别字新编》，秦公、刘大新《碑别字新编（修订本）》《广碑别字》，马向欣《六朝别字记新编》等。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曾良《隋唐出土墓志文字研究及整理》，陆明君《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郭瑞《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西南大学新藏墓志集释》，张颖慧《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整理与研究》，何林英《两汉碑刻隶书字体研究》，杨宏《北魏石刻楷书构形系统研究》等专著各有发明。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曾晓梅《碑刻文献论著叙录》是对于学科的回顾总结。

　　纸质手写文本也是近代汉字的重要材料，包括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等。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敦煌写本文献学》、曾良《敦煌文献字义通释》、蒋冀骋《敦煌文献研究》、黄征《敦煌俗字典》等成果是关于敦煌俗字方面的。

　　疑难俗字的考释是近代汉字研究的热点。杨宝忠先后出版的《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疑难字续考》《疑难字三考（上下）》，对《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字书中的数千个音义未详或辨析有误的疑难俗字进行系统梳理考证。对于其他文书及古籍俗字有方孝坤的《徽州文书俗字研究》，温振兴的《影戏俗字研究》，曾良的《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明清小说俗字研究》，周志锋的《明清小说俗字俗语研究》等专著。

　　（二）现代汉字学

　　现代汉字通常指20世纪以后的汉字。周有光的《现代汉字学发凡》（《语文现代化》（丛刊）第2辑，1980年）提出“现代汉字学”的学术定位，之后通论性的论著有孙钧锡的《汉字通论》，张静贤的《现代汉字教程》，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的《现代汉字学》，苏培成的《现代汉字学纲要》，杨润陆的《现代汉字学通论》，高更生的《汉字研究》，潘钧《现代汉字问题研究》等专著。

　　汉字改革，包括汉字简化和规范，是现代汉字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论著很多。如易熙吾的《简体字原》、陈光尧的《简化汉字字体说明》等，侧重各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主要有陈永舜的《汉字改革史纲》，郑琳曦的《汉字改革》，武占坤、马国凡的《汉字·汉字改革史》，孙钧锡的《汉字和汉字规范化》，尹斌庸，John. S. Rohsenow的《现代汉字》（英文版），张书岩等的 《简化字溯源》《异体字研究》，厉兵的《汉字字形研究》，傅永和的《规范汉字》，李宇明的《汉字规范》《汉字规范百家谈》等专著，对于新时期的汉字简化和汉字规范作了学术探讨。

　　三、比较文字学与应用文字学的蓬勃开展

　　（一）比较文字学的开展

　　20世纪90年代，王元鹿的《比较文字学》，周有光的《比较文字学初探》先后问世。随着这门学科的不断成长，“比较文字学”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之前王元鹿的《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反映了汉古文字和东巴文字同属意音文字的共性，更揭示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文字的独特个性和风格差异，无疑非常有助于比较文字学学科理论的建立及文字发展史和普通文字学理论研究。

　　喻遂生及其学生一直致力于古汉字与纳西东巴文的比较研究，如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等著作即其成果体现。

　　拱玉书等的《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一书分别对这三种古文字的起源及结构类型作了比较分析。通过对三种文字起源传说及考古实物等多种材料的研究，认为早期文字都是象形字及象形字的派生字。认为甲骨文和原始楔形文字作为文字体系，在用字上都以表义为主，表音为辅，古埃及文字则以表音为主。此外，黄亚平及其学生则致力于古汉字与古埃及圣书字、苏美尔原始楔形文字、玛雅文象形字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二）应用文字学的壮大

　　1. 异体字整理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也作过搜集工作。具体成果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汉语大字典·异体字表》，戴召萃的《异体字字典》，李圃的《汉字异体字大字典》等。《中国异体字大系》分为“篆书编”“楷书编”“隶书编”，也由上海书画出版社陆续付梓。

　　2. 字典编纂

　　编纂字典的水平是文字研究水平的反映。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这些规模各异的字典、词典都广泛发行，广受好评。张双棣、陈涛的《古代汉语字典》、王力的《王力古汉语字典》是较好的中型字典。收字最多的则是冷玉龙、韦一心的《中华字海》。

　　3. 汉字学知识的普及和应用

　　汉字的教学与研究对文字学的迅猛发展起到了互动作用。在汉字教学中，高等教育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中一般都会按照学科要求设置文字学课程，讲授一些汉字学的基础知识；个别高校还会开设古文字学（甚至分支学科）或者俗字学等专门课程，教育和培养有关人才。教学相长，本文前面提到的不少文字学专著其实也是大学授课的指定教材，“六书说”“三书说”甚至“二书说”等各有市场，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说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文字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文字学的迅猛发展对于汉字的普及和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些学者也撰写了不少古文字普及著作，如左民安的《汉字例话》《汉字例话续编》，李乐毅的《汉字演变五百例》，陈炜湛的《古文字趣谈》《汉字古今谈》《汉字古今谈续编》，等等。谷衍奎的《汉字源流字典》等工具书的出版对普通读者了解古今汉字的发展源流有一定贡献。

　　《说文》学方面也有学者作了一些普及工作。张舜徽的《说文解字导读》、王梦华的《说文解字释要》、苏宝荣的《说文解字助读》，王宁、董希谦主编的《许慎与〈说文〉小丛书》，这些书对《说文解字》知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如夏渌《评康殷文字学》也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同时，对于社会正确使用规范汉字，新闻出版和媒体也配合作了不少工作和宣传。1995年创刊的《咬文嚼字》是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发行的文艺月刊，以“宣传语文规范，传播语文知识，引导语文生活，推动语文学习”为办刊宗旨，纠正了媒体艺人、名家作品中的不少错别字。诸如中央电视台“汉字听写大会”、河南电视台“汉字英雄”、浙江电视台“汉字风云会”、湖南电视台“神奇的汉字”等，对于汉字知识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一些与国家语文政策不符的现象也值得警惕，如繁简混用等社会用字混乱现象屡见不鲜。受境外影响，甚至出现把“繁体字”称为“正体字”的倾向，社会上有不少非专业人士呼吁恢复繁体字，个别中小学教育中也出现了一些“识繁用简”的试点工作。“繁体字”的回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在文字学应用理论方面，万业馨的《应用汉字学概要》对于应用汉字学作了概述。齐冲天的《书法文字学》，马鹏程的《汉字笔迹心理学——笔迹心理分析技术与应用》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汉字书写在书法和笔迹鉴定上的应用。

　　四、文字学研究70年以来的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文字学研究，走过了一个极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研究视野更为宽广，研究领域更为壮大，研究方法更为多元，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学术交叉更为常见。传统古文字“绝学”不但不绝，而且随着时代发展，还增设了很多新兴和交叉学科。其中尤以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发展迅速，是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典型，近些年来已经独立出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帛文字研究等四大分支学科，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学术地位。而近代文字学和现代文字学的蓬勃兴起，也与建国后汉字简化的改革潮流一脉相承，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尽管如此，辉煌背后亦有隐忧，文字学研究仍然存在某些研究短板和薄弱环节。除了汉字学研究国际领先以外，国内的普通文字学研究与世界水平相距甚远，比较文字学研究也差强人意，只能就境内外一些常见文字进行常规比较，缺乏细致深入的学术探讨。不少研究者重实践而轻理论，热衷于具体的文字考释，对于文字学理论不感兴趣。即使是文字学理论，也相对缺乏广阔的学术视野，最终沦为单纯的汉字学研究。

　　回顾70年以来的文字学研究，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同样珍贵。学术研究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并不总是正相关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字学研究受到严重干扰，出现长期停滞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汉字学研究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禁区，逐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极力从汉字的实际出发，去探索汉字发展和演变的普遍规律。近些年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评价机制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过分追逐学术热点，对于新发现趋之若鹜，浅尝辄止；而对于学术研究的“硬骨头”则避之不及，无暇问津。只求“短平快”一时的经济效益，缺乏“十年磨一剑”的沉潜和耐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文字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值得学界警醒。

　　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文字学研究既是一个历史高峰，也是一个崭新起点，为文字学研究迈上更高台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只有吸取70年以来文字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惩前毖后，扬长补短，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为伟大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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