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叙述浅显明白。一部语法著作，它本身的语言不仅要合乎规范，而且要准确鲜明，使读者从中受到良好的影响。《讲话》不但句子准确、简洁，而且很讲究表达的方法。对每一种现象都是由浅入深，进行具体分析。比如第九章第三节《在、有、是三字用法的比较》，着墨不多，可是讲的清楚、透彻，而且层次井然，浅显易懂。

　　此外，《讲话》往往不拘泥于章节标题的限制，遇到一些有联系的，需要解释的现象，就随手交代一下。比如第三章第四节讲的是《偏正结构》，但顺便说明了“幸而他来了——他幸而来了”由于“幸而”的位置不同而引起的意思上的差别。第十六章第三节讲的是“都、只”，但最后顺便交代了“只有”的用法。这些地方都很自然，读起来很方便。

　　还有，我们觉得修订工作很值得提一提。作者们在这上面花费了相当大的力量，只要对照一下原《语法讲话》，就不难看出这一点来的。我们前边举出的“新加”的例句仅仅是修订工作的一小部分。对于整个修订工作，我们感到还有两点可说。第一，更注意了这部著作的思想性，更注意了例句的内容。《讲话》在《序》里面提到了这一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作者对待各方面的意见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可以接受的，就改；还不能接受的，就保留原来的看法。除了《序》里所指明的术语、注音等方面的重要修订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些不小的改动。比如“准宾语”和“连锁式”的提出就是。还有些细小的改动也很重要。比如，原《语法讲话》谈到宾语和动词的关系时有过这样的话：“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说不完的。”①大家对这句话的意见比较多。也许这句话并没有说错，但是一部讲解语法规律的书这样说，就可能引起误解。《讲话》现在删去了这句话，而保留了“有各种不同的动词，因此动词跟宾语也有各种不同的关系。其实就是同一个动词也常常带各种关系不同的宾语。”（37页）这样一来，就好得多了。类似的改动还有，这里不再列举。这说明作者确是认真考虑了各种意见的。

　　至于有些意见，我们不能要求作者一定接受。比如，笔者认为既然把“地位词、定位词、向心结构”分别改为“处所词、方位词、偏正结构”是“因为近几年来这几个名称较为通行”（《序》，1页），那么“定语、状语”这几年也比较通行，似乎也应该把“名词的修饰语、动词（形容词）的修饰语”改一下。但是作者可能考虑到其他原因而不改动这几个名称，不能要求作者的想法跟我们完全一样。

　　总的说来，《讲话》的优点很多，说它是一部有用的书，它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二

　　当然，《讲话》并非完美无缺，它也有一些缺点。正因为它是一部好书。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免“求全责备”。如果允许从这个角度来衡量，那么《讲话》有两个缺点可以用得上“严重”这个字眼。第一，《讲话》没能够提出一个科学的、适合于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尽管作者们在《序》里谦虚地表示“担不起来这个总结的担子”，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读完之后，前后联系起来一看，就会感到在体系上不够严密。它好像遇到一种现象解释一种现象， 而不能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概括起来，建立一个严密的体系来统摄一切。应当说明，这样做也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是精神的表现。比起表面像煞有介事地定体系而实际漏洞百出的做法来，是好的。可话又说回来，要分析语法结构，总得有一定的观点，一定的根据，想躲也躲不开。其实，《讲话》对语法结构的分析是有根据的，那就是层次分析法。它说，“这种结构方式规定了分析句子的步骤：对并列结构采取‘多分法’，其他结构一律用‘二分法’。”（17页）但是这个观点到后来并没能够很好地贯彻，明显的例子就是“兼语式”。比如，“县里召集各村村长去开会。”（120页）这句话，不是并列结构，应该用二分法。第一次切分没有问题，把“县里”和后边切开。但第二次切分就困难了：在“召集”后边切开，不行，因为“各村村长去开会”不是“召集”的宾语；在“村长”后边切开，也不行，因为“召集各村村长”不是“去开会”的主语。顾名思义，既然是“兼语”，要二分当然做不到。猜想《讲话》提出“兼语式”这个名称的时候，恐怕不是根据层次分析法，而转为成分分析法了。把几种不同的方法融合（不是揉合）在一起，也未尝不可，但这需要统筹兼顾，从全局考虑，中途易辙必造成矛盾。

　　也许正由于避免这一方面的说明，所以有不少结构读者不知道作者打算怎么分析。比如“助动词＋动词（形容词）”是什么结构？“是你引诱的我！”结构上应该怎么分析？“崖有两丈多高哩！”这里的“两丈多高”是不是“有”的宾语？等等，《讲话》都未作交代。

　　第二，什么是词，什么是词类，这一系列的语法基本概念，《讲话》或者干脆不加解释，或者解释得吞吞吐吐，没有能够放开来说些明确而肯定的话。比如，《讲话》说，“语法书里把这种既有一定意义又能够单独运用的单位叫做‘词’。”（4页）看来这是有意地避免给词下定义。不过这种说法会给认真的读者带来困难。他按照这种说法将会把“杏树”和“大杏树”看成是同样的单位——词，因为它们都既有意义又能单独运用。而且由于没有明确的定义，《讲话》在后面把“今天、早晨”算作词，又把“饭前、饭后”算作词组；把“中国、这里”算作词，又把“外国、屋里”算作词组（69页），就会使读者难于理解。

　　关于词类，《讲话》除了说“一类词有一类词的共同性质”（4页）之外，没再说明什么。读者只能从举例中自己去体会。但又时常遇到模棱两可的说法。比如，《讲话》说，“有时候形容词加上‘了’、‘起来’一类的字眼，如‘花红了’、‘雨大起来了’，简直和动词没有区别。…形容词这样用的时候，就可以认为是动词。”（7页）这样一来，很大一部分形容词势必同时兼为动词，这且不去管它。困难在于读者怎样掌握这句话。“可以认为是动词”，到底是不是动词？《讲话》认为“报告、发明”等是兼属名、动两类的，援例这“可以认为是动词”的形容词也应该兼属形、动两类。可是讲“形容词谓语句”的时候，又说“天更黑了”的“黑”是形容词谓语（23页），看起来又有矛盾，这些地方读者确实不好掌握。

　　所以如此，我们以为，首先和第一个问题有关。《讲话》在体系问题上站得不稳，因而说起话来也就往往摇摆不定。其次，《讲话》主观上不愿意对一些问题给以比较严格的、定义式的说明。它在《序》里明确地说：“这个《讲话》编写时候的主观愿望是尽量从事实出发，不从定义出发，下定义的时候很少，只想通过举例来说明问题，拿具体的例子引导读者独立思考。”（3页）这个原则值得商榷。“不从定义出发”是正确的，但“只想通过举例来说明问题”却不见得合适。下定义是区别此一事物和彼一事物的科学方法。定义从更高的角度概括某一事物的本质特征，对初学者说来，有时候倒是非常重要的。上边引证的《讲话》对词的说法所造成的困难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定义出发是一回事，下定义是另一回事。当然，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很不容易，对汉语语法来说就更加困难。但是由此而躲避下必需的定义，则不免因噎废食，结果倒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除了上述缺点之外，《讲话》也还有些较重要的遗漏。比方对“着、了、过”等的用法仅在《构词法》一章略略一提，此外通篇没作说明。以《讲话》的辨析入微，这些词尾的用法是大有可说的。对一些次动词、代词、副词甚至语助词都有非常细致的说明，何以对这类词尾忽略若此。还有，“双宾语”也讲得太少，只说了一句话，举了三个例子。其实两个宾语的位置、意义都还有需要交代的地方。复合句里各分句之间的关系也给人一种语焉未祥的印象。这些关系的阐明对写作很有帮助，似乎应该多讲一些。总之，这些遗漏和忽略，同《讲话》整篇深入细微的风格比起来，显得不够调和。

　　《讲话》对一些语言现象的解释也有前后失去照应,因而造成矛盾或错误之处。因为比较零碎，这里只提出几点，供作者们参考。

　　1）“有时候受事的主语可以有很复杂的谓语。”（32页）举例是：

　　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东头的年轻人不用一天就传遍了，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容易。

　　（赵树理，32页）

　　这是说加点的部分都是“他的快板”的谓语，是简单句。但是后来解释什么是复合句的时候又说“要是并列的谓语都在主语的后头，中间有停顿，也算复合句。”（133页）这里有矛盾，这个句子只能算是复合句。

　　2）第八章开头说：“表示时间的名词，…表示时间的词组，…都可以叫做‘时间词’。表示地方的名词，…表示地方的词组，…都可以叫做处所词。”（69页）看来这不是由于疏忽，像是有意放开词和词组的界限。这不大好。词和词组是按照同一标准、属于同一系统的分类。一个词最好不让它同时又是一个词组。

　　3）有些地方没有错误，但是嫌太笼统。比如，“甲类主谓谓语中的主语和全句的主语有关系。”（25页）这“有关系”指的是什么，底下再也找不到解释了。这样的地方还有一些，这里不再列举。

　　《讲话》是一部集体写作的水平较高的著作，但是修订历时甚久，对于汉语语法体系等问题仍然像是有意躲闪。我们揣度，作者们不会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满意的解决。倘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而这首先要求我们面对语言实际，踏踏实实作一番工作。《讲话》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愿我们大家埋下头去，争取汉语语法体系早日建立起来。

　　原载《中国语文》196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