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语言文字事业看成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自五四运动起，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就以新文化运动引领了思想革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并开展现代汉语规范化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全面深入推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和法制化建设。进入新世纪，着力构建国家语言和文化发展。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思想、政策和实践，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语言文字事业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言文字事业的根本特点和深刻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文字改革 汉语规范化 国家语言战略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特点，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一百年来，中国的语言文字体制和语文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这些运动伴随着中国人民寻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不断深入发展。

　　五四以来，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地对文字改革进行探索和实践。抗战时期，我们党领导抗日根据地试验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支持民众使用简体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全面领导语言文字工作和语文现代化事业，实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的历史性目标，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语言文字事业，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核心任务。要立足新时代新形势新目标，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国计民生、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一、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人语言文字改革主张

　　五四新文化革命，推动了白话文运动迅猛发展，在语言观、文化观、社会观等方面实现了巨大变化，开辟了白话文学的新纪元，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为白话文运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的功绩就不同凡响。倡导白话文的重要阵地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陈独秀自己就在《新青年》第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文学形式上，提倡白话文学。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5号开始完全改用白话文，同期刊登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又创办《每周评论》，成为宣传实践白话文的又一重要阵地。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功绩是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取得了书面语言的统治地位，它有利于童蒙和民众学习语文，接受基础教育，从而使国家富强。从此，汉语书面系统开始了现代汉语的阶段。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以及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也为孕育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准备。

　　文字改革思潮由来已久。近代以来，在中国面临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而兴起的文字改革思潮与实践，深深地打上了除旧革新、救亡图存的时代烙印。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汉字革命思潮，民国初期的注音字母运动，到五四时期以及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汉字改革运动，都贯穿着先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致力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情怀和理想。

　　五四时期兴起的文字改革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由《新青年》开始，展开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钱玄同、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知识分子纷纷就文字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作为五四时期文字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陈独秀的文字改革思想非常系统，文字改革实践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陈独秀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思想家、革命家，还是一位著述颇丰、造诣精深的音韵学和文字学专家。他赞成在中国传播世界语，但明确反对废除汉语，反对以世界语代替汉语；他同意废除繁难的汉字，代之以简易的拉丁化拼音文字，并亲自制定拼音文字方案；他对文字改革的长期性有着充分的认识，积极探寻汉字改良的途径。陈独秀对文字改革的探索，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勇于探索、孜孜以求的忘我精神，其改革方案中蕴藏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都使之成为百年中国文字改革历史上值得记述的先驱者之一。（王爱云，2012；2015:65-71）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不仅树立了白话文学术翻译的一个典范，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体系的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构建和思想传播，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张亮，2020）

　　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字改革实践

　　五四时期，倡导文字改革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他们的见解，还在实践中积极推动北洋政府及其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文字改革方面做出实际工作。

　　1922年，钱玄同提议，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连署，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常年大会上正式提交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后，热心于简体字的文字改革者纷纷撰文提倡并研究简体字，简体字运动从此活跃起来。三十年代，国统区的简体字运动一度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简体字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和流传。

　　1912年8月，《采用注音字母案》通过，决定先从统一汉字读音着手，实施国语教育。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审订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给汉字注音。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对生字用注音字母注音。至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前，注音字母在中国大陆推行了四十年，在统一汉字读音、帮助识字、推广共同语、普及文化教育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革新思想成为社会的主要潮流，国语的推广更加顺利。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人们寄希望于通过语言的统一来加强国民精神，加强地方军阀对国家整体的认同，以实现全国政治上的统一，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的口号，推动国语运动全面开展。高等小学国文科改国语科，中学也打破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确立以北京语音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是国语运动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为后来国语推广运动以及新中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汉字改革讨论中，很多人主张采用罗马字母来制定拼音文字方案。1923年8月29日，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年大会决定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委员会，委员有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11人，着手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此后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所用字母国际化，体系完整，使文字改革的探索踏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新阶段。此后，拉丁字母逐渐取代汉字笔画式字母，成为探索制定拼音方案的主流。1934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蓬勃兴起，国语罗马字的推行受到强烈冲击并日渐沉寂。

　　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文字改革的先驱们为发展教育、开启民智，对文字改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一个山河破碎、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完成文字改革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文化变革。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言文字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积极倡导文化革命。由中国共产党人发起领导的文字改革运动，始于三十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王湘宝等开始探索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问题。瞿秋白从语言发展规律和现代白话文发展两个方面切入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以“言文一致”为出发点，提出了建立“现代普通话”、创建拉丁化的拼音新文字等语言文字主张，形成了系统化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文字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字改革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方面均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构建起语言文字改革的理论体系，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语言文字改革方案。并开始将文字改革方案与群众文化普及充分结合起来，在文字改革方案的推广应用和扫除文盲两方面，取得了可贵的经验。（侯业智等，2019:11-20）

　　3.1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于1929年正式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引起很大反响。1931年5月，苏联全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审订批准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2）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字母、拼写规则、写法规则）。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几年间先后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在标调方式上与前者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音节都要标声调，而拉丁化新文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拉丁化新文字的制定者和国语罗马字的制定者之间也曾进行过比较激烈的论战，前者叫作“北拉派”，后者叫作“国罗派”。其实，两派在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局面细节问题上存在分歧。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广泛支持。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叶圣陶、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参看费锦昌主编，1997:65-66）

　　1940年，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委员会成立，选举吴玉章为主任委员。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推广试验，如火如荼。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岁月里，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形成一个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没有被战争的炮火硝烟摧毁，反而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持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三十年。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对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意义深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于新文字运动给予了极大赞赏和积极支持。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并强调，“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同上，第708页）新文字运动不仅仅是抗日战争的需要，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2 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和扫盲工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字运动。通过举办新文字识字班，创建新文字干部学校，成立新文字研究机构，出版新文字报纸、教材和读物等多种举措，推动新文字运动。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有两次：第一次是1936年至1938年初，第二次是1940年至1943年春，尤其是在扫盲运动中，新文字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根据地各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等都增设了新文字课程；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文字自修课本》等。边区政府在延安创办了专门培养新文字运动教员的新文字干部学校，由吴玉章担任校长，第一期学员达一百多人。这些学员在经过短时期的新文字培训及相关基础知识学习后，都奔赴陕甘宁边区各个县市参加了新文字冬学运动的教学工作。为了配合新文字扫盲运动的开展，与新文字运动有关的读物也开始出版。《新文字报》是新文字协会的会刊，从1940年11月在延安创刊，到1943年1月停刊，一共出版了一百多期。报纸主要刊登简要新闻、新文字辅导材料和教学方法等，发行量也由最初的七八百份增加到后来的四五千份，对新文字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新文字运动，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抗战主张，新文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生动事例。

　　3.3 文艺语言大众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取得了白话文运动的绝对性胜利，开启了现代汉语的发展历程。但是，到了二十至三十年代，白话文又出现了“半文半白”和“欧化”两种倾向，又脱离了老百姓语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倡导文艺语言大众化，提出“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这些讨论的主要倡导人是瞿秋白，他提出“俗话文学革命运动，批判半文半白的白话文和直评式的欧化文章”，并带头开展关于普通话的定义和建设普通话的讨论。一批语言学界、文化界的人士积极参与，尤其是有陈望道等语言学家唱主角，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艺语言大众化运动在理论方面，比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更大的成果。彻底击败了“复兴文言、废止白话”的主张；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起到对“我手写我口”简单化认识的纠偏作用；注意到了“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提出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问题。在实践方面，以新文字运动作为切入点，通过系统的语言文字改革工作，逐步实现了语言文字生活的转变。不但要打破五四以来的这种脱离群众的“新文言”，更关注的是如何建立通俗的、大众的新语言文字体系，以语言改革为突破口，废止“洋八股”，“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

　　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5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毛泽东的报告和讲话为语言文字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路线和目标，为语言文字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新文字运动的推动下，延安时期的政治宣传、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语言文字风貌焕然一新。这不单单是表现在语言文字层面的一次转变和发展，而在深层次上推动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变革，影响了整个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方向。（侯业智等，2019:58）

　　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将文字改革提上了工作日程。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对文字改革萌生了兴趣并给予持续关注。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认识则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把文字改革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中去考虑。无论是确定文字改革的方向，还是制定文字改革的方案，毛泽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有力地指导了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

　　自1949年至1958年的文字改革，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1月，经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明确规定了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广普通话，整理和简化汉字，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胡乔木：《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讲话》，《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页）此后三十多年我国语言文字工作都是在围绕这三大任务而进行。作为五十年代文化领域最重大的运动之一，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政策与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就，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4.1 整理和简化汉字

　　新中国的简体字研究和整理工作始自1950年6月，由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承担，1950年9月编成《常用汉字登记表》，1951年编成《第一批简体字表》。1952年2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后，简体字的研究整理工作即由该委员会的汉字整理组承担，1954年7月完成《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四稿，1954年9月形成《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1954年11月形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正式成立，继续研究整理简体汉字。

　　1955年1月7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公开讨论征求意见。1955年9月，文改会根据各方面意见，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并发表在草案基础上修改形成的《汉字简化方案》。根据各方面对该方案分批试用推行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稍后的总结修订，文改会在1964年5月编成《简化字总表》，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作为教学、出版领域简化字使用的规范。

　　4.2 推广普通话

　　1955年5月6日，刘少奇听取吴玉章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汇报后，提出了“普通话”的提法。此后，文改会和教育部正式将“标准语”的提法改为“普通话”。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正式通过了推广普通话的决议。会议一致认为推广普通话是适应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政治任务，是加强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的必要步骤，是全国性的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也是进一步发展汉语和准备汉字根本改革的必要步骤。

　　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自此，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推广普通话的方针由1955年10月的“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增补为1957年6月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

　　4.3 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1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着手制定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同年秋季进入全国小学课堂。《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规范普通话的拼音字母和方式，是近现代以来汉语拼音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其拉丁字母形式，以及“音素化”和“国际化”的特点顺应了历史潮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言文字工作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坚定决心。

　　六十年来，汉语拼音的功能和应用领域得到极大的拓展。从文化教育走向社会应用的诸多方面，从中国国内走向国际社会。汉语拼音是识读汉字、学习普通话、培养和提高读写能力的重要工具，是改革和创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依据，是编制盲文、手语、旗语、灯语的重要基础，也广泛用于中文文献排序检索以及工业、科技领域的型号和代码等多个方面。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汉语拼音输入汉字被普遍使用，它为汉语汉字插上翅膀，使汉语汉字顺利步入信息化时代。汉语拼音作为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作为各外语语种指称中国事物、表达中国概念的重要符号，成为对外文化交流、汉语国际推广的重要纽带。可以说，现如今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信息化建设等诸多领域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远远超出当初制定者的目标和想象，真正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史上的一座丰碑。

　　五、现代汉语规范化运动

　　5.1 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原则和任务

　　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总原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几句话是对现代汉民族标准语——普通话的学术涵义的界定。这一界定总结了过去，指导了未来，可认为是现代汉语走向规范化最具历史意义的重要成果。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对社会语言文字应用影响深远。同时连载的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罗常培、吕叔湘作了题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主题报告，全面阐述了现代汉语规范的一系列问题，是会议的重要学术成果。这次会议是新中国现代汉语规范化的里程碑。会议确定了现代汉语标准语普通话的定义，建议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和词典计划委员会，研究确定普通话常用词汇的语音，编成《普通话常用词正音词汇》，拟定《现代汉语词典》及其他种类词典的编纂计划，还建议有计划地开展全国方言普查，高校、部门、新闻出版单位加强联系与协作，努力做好语言研究和宣传出版工作。

　　5.2 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主要成果

　　这一阶段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主要成果有：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发表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国语文》杂志发表的《语法讲话》，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中学《汉语》课本等。

　　词汇规范主要体现在词典上，人们通常把词典看作词汇规范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词汇规范最有影响的两部语文工具书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文释义、白话文举例，最早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注音工具的小型语文字典。从1953年出版以来，字典根据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需要不断修订，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从草拟时期起，这部小字典就抱有开启民智、振兴中华的梦想，寄托着无数中国人爱国主义的文化情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85%的国民是文盲，希望识字学文化的群众迫切需要一本好用的字典。《新华字典》在相对小的篇幅里提供了最有用的字和词的形音义信息，释义准确、简明。它开本小，便于携带，定价低，符合群众的消费水平，因而它的问世犹如雪中送炭。迄今为止，《新华字典》已发行6亿多册，走进了千家万户，像人们离不开的良师益友，伴随几代人的成长历程，对全民教育、文化普及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张洁，2019）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吕叔湘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1961年3月丁声树接任主编。《现代汉语词典》1958年初开始编写，1959年年底完成初稿。1960年印出“试印本”，1978年12月正式出版（即第1版）。《现代汉语词典》填补了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的空白。1978年出版以来，历经6次修订，目前已修订至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用准确精炼的普通话书面语释义，尽量采用定义式的解说方式，尽可能地避免了旧辞书同义词互训、递训的毛病。吸取中国传统语言学和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精华，结合汉语的实际，综合处理字、词的形音义问题，编写体例和细则严密规整，颇多创新。在收词、注音、释义、举例等方面全面超越了此前的《国语辞典》，真正实现了由传统语文类辞书向现代辞书的转型，成为语文类辞书的范本。在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语文教育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新时期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法制化和信息化建设

　　6.1 新时期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了语言文字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为规范普通话的语音标准，1982年文改会重建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王力任主任。在修订《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基础上，1985年12月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推广普通话的内容，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已由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发展为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有了国家法律的有力保障。

　　1985年年底，国务院决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1986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讨论并确定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主要任务，其基本精神就是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前一阶段“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特点和要求，把推广普通话的方针调整为“大力推广、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并提出使普通话成为“四用语”（教学语言、工作语言、宣传语言、交际语言）的目标。1994年10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广电部发出《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有效加强了推普工作力度，提高了全社会特别是重点领域的普通话水平。

　　继续推进汉字整理和汉字编码工作。1983年公布了《汉字统一部首表》；2009年1月，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汉字部首表》。1988年1月，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年3月，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2013年6月，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字8105个，分为三级：一级字表为常用字集，收字3500个，二级字表收字3000个，三级字表收字1605个。此表公布后，原有相关字表停止使用。2021年3月1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实施《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服务和满足汉字教学与研究、信息处理、排序检索、辞书编纂等领域对于笔顺规范标准的需求。

　　全面整治社会用字混乱现象。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1977年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正式废止。1986年10月，国家语委对原《简化字总表》作了个别调整，并重新予以公布，巩固了简化字的地位，为坚持使用简化字、消除社会用字的混乱现象创造了条件。1987年3月，国家语委和相关部门联合颁发《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1987年4月，国家语委和广电部联合颁发《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国家语委和相关部门共同发布《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等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1987年9月，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国家语委印发《关于商标用字规范化若干问题的通知》；1992年7月，新闻出版署和国家语委印发《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1994年9月，广电部电影事业局印发《关于重申国产影片必须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通知》。汉字应用的许多领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社会用字的混乱状况大有改观。

　　为进一步完善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提高标准化水平，1982年成立以叶籁士为主任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1984年，提交《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后，加紧进行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的修订。1988年7月，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联合发布了修订后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随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广泛推行和使用，国内、国际影响不断扩大。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出ISO7098-1982《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4年，《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颁布。

　　6.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

　　2000年10月31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经人大审议通过，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根据宪法制定的法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科学地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来语言文字工作成功经验，把语言文字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体现了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国家通用文字是规范汉字。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明确了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是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法律规定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不少地方开始启动地域方言保护议案，逐步把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有效地结合起来。

　　这一时期，国家语委制定颁行了一系列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极大完善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协调推动各相关部委、指导督促各地方语委加强行政管理，面向全社会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贯彻执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6.3 新时期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建设

　　中文信息处理是指用计算机对中文的音、形、义等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分为汉字信息处理与汉语信息处理两部分，具体内容包括对字、词、句、篇章的输入、存储、传输、输出、识别、转换、压缩、检索、分析、理解和生成等方面的处理技术。中文信息处理是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与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数学、信息学、声学等多种学科相关联的综合性学科。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关乎国家现代化、社会信息化的大事。我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前期工作及其成果对后来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汉字简化与规范化对汉字信息处理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推行和推广普通话则是汉字信息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冯志伟，1997）

　　汉字信息化相关工作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就被列入中国科学工作的发展规划；1968年，研制成汉字电报译码机；1974年8月，开始了第一个大型汉字信息处理工程项目“748工程”。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中文信息处理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八十年代初，为“让古老的汉字进入计算机”，全国范围的专家开展集中攻关，在短时间内先后成功解决了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和信息交换编码问题，并形成“万码奔腾”的局面。从此，中文信息处理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并极大地提高了中文社会的信息处理效率。汉语拼音也作为重要的拼音输入方法得到使用，使汉语真正步入信息化时代。

　　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语言文字信息化被正式确立为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其具体内容：制定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并加强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建设为中文信息处理服务的基础工程。

　　九十年代末，中文信息处理的重点开始转向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和语义处理等一系列纵深领域，迎来了又一次高潮。

　　七、国家语言战略、语言资源保护与语言文化发展

　　7.1 构建国家语言战略

　　构建国家语言战略，是指从国家整体战略、全局利益和未来发展的角度，全面科学合理地规划、布局语言文字事业，使语言文字事业积极主动对接与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来帮助解决其他领域有关语言的战略问题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问题；另一方面，合理规划语言文字事业的全面问题即语言文字领域的宏观问题。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7年，党的十九大擘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三步走”方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现代信息科技、维护非传统领域国家安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对解决语言问题的需求日益迫切。2012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指出，语言文字事业“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必须树立和增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全面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2016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以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为核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语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根据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建设语言强国的要求，正式将“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语言服务”“语言产业”和“中华语言文化传承传播”确立为工作任务，极大丰富和拓展了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的内涵和外延。（张日培，2020）

　　2020年10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四次、新世纪新时代以来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总结了语言文字事业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了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目标和任务，在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

　　7.2 语言资源保护和语言文化发展

　　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遗产，一种语言一旦消亡，以它为依托的思维方式、口传文化、民俗民风都将随之消失。汉语方言是极其宝贵的语言文化资源，保护方言，“留住乡愁”。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科学保护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促进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意义重大。

　　2015年5月，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这是继1956年开展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以来，第二次全国性、大规模的语言方言调查工作。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通过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并开展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工作，形成系统的基础性成果，进而推进深度开发应用，全面提升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任务包括语言资源的调查、平台建设、保护研究和开发应用四个方面。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为期五年的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目标。出版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文化典藏》（20卷）和《中国濒危语言志》（30卷）等。在全国1712个调查点，调查收集到123种语言和全国各地方言的原始文件数据超过1000万条，其中音频数据超过560万条，视频数据超过500万条，总物理容量达100TB，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料库。“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和“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多媒体资料库”两大多媒体语言资源库，用现代信息技术采录语言数据，经转写、标记等加工程序将相关的文本文件、音频文件及视频文件整理入库，以数据库、互联网、博物馆、语言实验室等形式向学界和社会提供服务。2021年4月，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又部署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建设工作。

　　大力促进海峡两岸语言文字交流合作，成立两岸语言文字交流与合作协调小组，推动两岸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共建“中华语文知识库”，连续举办两岸语言文字学术会议，组织两岸大学生夏令营活动，让语言文字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纽带。持续开展港澳居民的普通话培训和水平测试，促进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语言文字交流合作。

　　7.3 汉语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2020年12月22日，教育部举行发布会透露，目前全球有70个国家通过颁布法令、政令等形式，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500万，“十三五”期间全球参加中文水平考试、中小学中文考试等中文水平考试的人数达4000万人次。这些表明国际中文教育已经拥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汉语国际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应主动对接国家需要。“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规划的实现必须以语言沟通为前提。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既彰显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又助力一个民族的硬发展。只有制定合理的语言规划，把汉语所承载的中华优秀文化推广到全世界，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插上双翼并助力腾飞，最终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7.4 语言产业的发展

　　语言不仅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潜力，催生语言产业。语言产业是生产语言产品以满足各种语言需求的业态集合，具体包括语言培训、语言测评、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技术、语言艺术、语言创意等行业门类。

　　语言产业以新经济为主要特征，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中，直接为新动能的壮大贡献力量；同时，以语言智能为代表的语言技术行业为其他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持，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为国家智能经济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信息科技正在孕育、孵化新的语言产业，进一步提升了语言经济价值，使语言产业内涵不断丰富，经济贡献度不断提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信息技术正在为语言产业带来无限机遇和挑战，促进语言产业智能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为语言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

　　语言智能直接影响和推动人工智能体系的进步和发展。随着语言智能的发展，语言信息数据的重要价值将日益凸显，在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行业中，拥有更丰富的方言、非通用语数据采集能力以及更优秀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语义理解等数据处理能力的企业将更易于脱颖而出。语言科学正在与计算机科学、数学、神经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深度交叉融合，产学研各界携手努力、协同共进，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不断开发优质高效的语言智能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李艳、贺宏志，2020）

　　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根本特点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语言文字工作,思想路线和实践方法与历史上的一系列文字改革运动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战略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8.1 政治性

　　吴玉章、瞿秋白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其文字改革思想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来看待文字改革，把文字改革同阶级解放充分结合起来，认为难学难识难写的方块汉字是历朝历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压迫劳苦大众的工具之一。他们充分认识语言文字的社会属性，把文字改革与阶级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革命组成部分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大规模开展新文字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侯业智，2018）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赢得战争的早日胜利，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语言文字的改革来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通过文字扫盲运动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通过制定一种简单而且通俗易懂的、能够与根据地人民的认知能力相符合的新文字，以此来积极宣传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文字改革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既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也是一场政治运动。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把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工作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时代解读，深刻概括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今天，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言文字事业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一项主题内容来予以考察，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语言文字事业的历史进程，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语言文字事业的伟大成就，具有重要意义。

　　8.2 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语言文字工作更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本质。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瞿秋白汉语规划实践的基本特征就是人民本位。变革汉语“书写技术”，创造全体人民共享的“新型中国文化”，是瞿秋白汉语规划的“根本出发点”；倡导“文腔革命”，切实地改造和提升几万万“中国基层百姓”的语文生活，是瞿秋白汉语规划的中心任务；保证最广泛基层群众的积极参与，是瞿秋白汉语规划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因。

　　瞿秋白所期待和规划的更彻底的“真正的白话文”建设和“拉丁化新中国文”的诞生，一定要有中国基层百姓最广泛的支持和参与，一定要有一场代表历史潮流的有广大民众参加的社会运动。瞿秋白汉语规划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规划方案鲜明的“人民性”。首先是在口语选择了“普通话”。将“汉语现代标准语”确定为“普通话”，这无疑是人民的立场，基于人民利益的选择。第二，文腔革命的空前“彻底性”。第三，大众文艺的强烈“鼓动性”。可以说，立足于“中国基层百姓”的实际生活来讨论和研究汉语建设和发展所表现出的“人民本位”思想，是瞿秋白对于中国语言规划最大的贡献。（汪禄应，2018；2020）

　　为了广大劳动人民比较容易地掌握文字工具来学习文化技术，1949年以后，国家大力推行文字改革。文字改革方案的制定尊重人民群众的习惯，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吸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例如汉字简化工作，大到“约定俗成”简化方针的确立，小到某一个字偏旁的选取、笔画的省减，都力求照顾群众中普遍应用的现实。首先采用群众所创造并且为群众已经习惯使用的简体字，同时运用群众习惯使用的简化方法，如同音代替、草书楷化和减省笔画等，来创造一部分新的简体字形。《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不仅凝聚了语言文字领域专家学者的心血，更渗透着人民群众的智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因为顺应人民群众需要和时代发展潮流。它是一场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的巨大的社会文化变革，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文字发展规律。它不仅促进了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王爱云，2015：15）

　　8.3 战略性

　　语言文字工作是发展教育、开启民智，改造文化、变革社会，振兴民族、赶超世界潮流的必由之路，它的意义远非限于专业技术领域。正是出于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把文字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和文化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全面推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转向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将文字改革纳入国家建设视野，形成了高屋建瓴的战略认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政治经济的空前统一，但是方言众多、语言不统一的状况却与此形成极大的矛盾。汉语方言之间，语音、词汇、语法均存在很大的差异。迫切需要制定民族共同语标准和推广民族共同语。国家先后推出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语言文字标准化规范化等一系列措施，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如果没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确定的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为后来的中文信息处理奠定了基础，那么八十年代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语言文字事业中的远见卓识。

　　进入新世纪，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语言文字工作新的任务和新的目标，语言文字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言文字工作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同时也为汉语国际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语言文字工作应该乘势而上，积极主动地对接与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诠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润物无声”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语言文化的情感纽带作用，增信释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8.4 科学性

　　语言文字改革既是一项重大的社会文化变革，同时又是一项专业性、科学性极强的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语言文字工作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语言文字学相关学科坚实的理论为基础，尊重汉民族文化的特性，尊重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遵循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无论是组建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还是制定工作方案，充分依赖语言文字学和相关领域专家的参与，积极吸纳他们的专业意见。

　　坚持科学严谨的工作程序，逐渐形成“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协同、专家支持、社会参与”有效的工作格局，进行科学化决策。《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和推行就是秉承这样的工作程序。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组织专家反复研究，负责方案草案的制定，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制定后提交全国政协讨论，同时向广大群众征求意见，根据意见修订后提交国务院，国务院成立专门的审订委员会对方案草案进行审订，审订后的草案由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方案公布后，还要经过一定时期的试行，才能推行全国。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也是一个非常专业化和科学性的过程。继承了以前各种拼音方案的优点，同时竭力避免它们的缺点。方案以b、d、g表示清辅音“玻、得、哥”，正是接受了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共同的优良传统。方案也继承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另一个显著优点，即舌尖后音zh、ch、sh和舌尖前音z、c、s两两相对，系统整齐，同时又规定了它们的韵母。在标调办法上，方案避免国语罗马字条例过繁的缺点，接受了注音字母的标调符号，从而使得《汉语拼音方案》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汉语拼音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的优点，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下来的。可以说它是三百多年来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也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的经验总结”。（吴玉章：《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文字改革文集》，第155页）

　　8.5 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语言文字工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语言文字的基础性、全局性、全民性和社会功能，树立科学语言文字观，形成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理论，制定语言文字工作的方案体系。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针，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准确把握语言文字事业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使语言文字事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言文字工作顺应世界潮流和发展大势，高瞻远瞩，把握时机，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科学决策，勇立潮头。准确把握我国语言国情，遵循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立足于语言生活的实际，针对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分类施策、稳中求进，妥善处理好各类语言文字关系，构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充分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合理布局、推陈出新，使我国语言文字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汉字既是文化的载体，通过记录语言传承文化，因而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汉字又直接传达文化信息，是重要的文化事象，是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还是文化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事实证明，汉字改革的实践并没有改变汉字的本质属性，仍然保存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使汉语言文字顺利踏入信息化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并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无穷活力和无限生机。语言文字工作有效促进了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陈章太 谢俊英 2009 《语言文字工作稳步发展的60年》，《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费锦昌（主编） 1997 《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语文出版社。

　　冯志伟 1997 《语言文字规范化对于语言信息处理的作用》，《中国语文》第5期。

　　冯志伟 2008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功绩——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侯业智 2018 《吴玉章与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改革》，《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4期。

　　侯业智等 2019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工作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2015 《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李艳 贺宏志 2020 《大力发展语言产业，服务国家语言战略》，《中国教育报》，2020年10月10日第3版。

　　李宇明 2012 《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中国语文》第4期。

　　李宇明 2016 《语言服务与语言产业》，《东方翻译》第4期。

　　罗常培 吕叔湘 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编《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瞿秋白 1985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苏培成（主编） 2010 《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商务印书馆。

　　汪禄应 2016 《瞿秋白汉语现代化的探索》，中国文联出版社。

　　汪禄应 2018 《瞿秋白汉语规划思想影响研究的意义、内容与展望》，《江苏理工学院学报》第5期。

　　汪禄应 2020 《人民本位：瞿秋白汉语规划的基本特征》，《名作欣赏》第11期。

　　王爱云 2009 《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1958）》，《党史研究与教学》第6期。

　　王爱云 2012 《陈独秀与文字改革》，《安徽史学》第4期。

　　王爱云 201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人民日报出版社。

　　王均（主编） 1995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王理嘉 2011 《国语运动与汉语规范化运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吴玉章 1978 《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洁 2019 《语言文字工作七十年》，《中国语文》第3期。

　　张亮 2020 《陈望道：凝望〈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壮丽日出》，《传记文学》第7期。

　　张日培 2020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历程与成就》，《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周恩来 1958/1995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周庆生 2019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七十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宗成庆 2016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现状分析》，《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宗成庆 曹右琦 俞士汶 2009 《中文信息处理60年》，《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