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谓谓语和主谓主语之谜

　　在英语中，主谓完备的句子形式可以做主语，也可以做宾语，唯独不能做谓语。而汉语不同，主谓谓语句大量存在。这一事实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认识，最终在结构主义语法时代被明确为汉语语法的一大突出特点。这一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即明确了汉语动词性成分能直接做主宾语，不必像英语那样先名词化。不过，这两大共识也滋生出新问题，仿照“主谓谓语句”命名的“主谓主语句”就是直接体现。如下的句子就曾引起争议：

　　（1）他₁说话₂很快₃。

　　这样的句子到底应该分析为主谓谓语句还是主谓主语句呢？第2项成分的语法身份成了这一争议的关键：由于它是动词性的，可以陈述第1项成分形成“主-谓-谓”格局；又因为它有直接做主语的资格，所以又可以成为第3项成分陈述的对象，形成“主-主-谓”格局。

　　两种分析的主张者一时间各执一词。结构主义语法的倡导、力行者更倾向于主谓谓语句的分析，但他们提出的鉴别方法并不总是有效，可以说结构主义语法时代这个问题悬而未决。

　　在同一个语法框架里，如果主谓主语和主谓谓语在分析上能发生冲突，意味着主谓这两个概念界定不清。涉主谓，无小事，我们要正视这种矛盾，探索两种分析思路背后的理念和机制。

2. 当汉语传统句读邂逅西方主谓层次

　　汉语主谓框架的确立，源自《马氏文通》。在这之前，古人识文断句的依据是“句读”。传统句读是方便诵读的韵律单位，句读法按线性顺序铺排，没有复杂的层次。

　　主谓两分观引入后，传统句读被赋予了现代语法意义：由诵读单位变成“主谓齐备”的语法单位。“读”可以充当多种句子成分，意味着层次观的引进。

　　当西方的主谓观初遇上中国的句读，不可避免的碰撞至少造成以下几个冲突：

　　一是“主谓齐备”的句读定义无法包容汉语随处可见的无主句。在全书7031个例句、18段例篇中，主谓齐全的“读”不足六分之一，明确标为起词（主语）的“读”不足10例。马氏标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还是传统的“辞气”标准。

　　二是人为设立的句法单位和韵律单位难解难分。“句读”在《文通》中成为句法单位后，马氏又专门设立了韵律单位“顿”，承担原来的诵咏功能。但一方面韵律性的“顿”在书中常常承担句法功能，另一方面“句读”固有的诵读停顿等韵律功能痕迹难消，这些单位的性质难以离析。

　　三是马氏句与读的关系扑朔迷离。比起传统句读关系的简单明确，加入西方句法观的句读关系看起来错综复杂：“读”有时做“句”的下级单位；有时又是“句”平行的单位。

　　上面几个中西冲突表明，《文通》里的“读做起词”，包含了太多韵律性和虚实对待性等传统语文学的观念。我们现代研究名词从句也好、主谓主语也好，不能简单追溯到《文通》。

　　《文通》之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中出现了“包孕复句”的概念。后世关于主语从句的研究正该追根于此。此后，凡是句法观受西方影响或持普遍语法观的语法著作或论文，都采用“包孕句”“名词子句”或“主语从句”的说法，这些著作将用例一再扩散，却不再用引号打包，引发了后来的困扰。

　　倒是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等书，尽管明确提到了句子形式（即主谓形式）可做句法成分，但例句全然回避做主语的用法。

　　由上可知，结构主义语法在中国兴起之前，与主谓主语类似的相关现象性质上似有若无、数量极少，基本上被识别为一种特殊的“名词”。

3.结构主义层次观中主谓主语句的地位

　　发展到结构主义语法时代，“主谓主语”的概念正式提出。早期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将主谓主语句和其他句型区别开来，集中在连谓句、紧缩句、复句和主谓谓语句四种类型，总结了不少鉴别方法。我们经过穷尽性考察后，将所有讨论的“主谓主语句”分作四类。

　　第一类，有逗号标志的明显停顿。下面的句子，逗号之后有同指代词或其零形式：

　　（4）飞沙像山一样压下来，那在大戈壁里是不稀罕的。

　　（5）远处传来狗叫声，证明大山深处还有人家。

　　我们认为，依照语义同指来定性语法身份行不通。因为下面的句子不能因为同指（无论有形还是零形）认定为主谓宾语或主谓定语句：

　　（6）刚结婚那阵儿，我很少干家务事，就为这，妻子没少数落我。

　　（7）一次德福同志的父亲来北京看望德福，我连一点₁ 信儿都不知道，直到人走了我才听说₂ 。

　　按照结构主义语法原则，这类句子适宜一致处理为包含两个承接小句的复句。

　　第二类，引述、论断、俗语。如：

　　（8）冰比水轻是真的。

　　划线部分是已知信息，可以加“说法”形成言域同指或同一性定中结构，如：

　　（9）冰比水轻这个说法是真的；冰比水轻的说法是真的。

　　（9）句划线部分是以同位项或同一性定语转喻整个同位同指结构，句法性质是引语名词，而非主谓结构。而引语的内部构造是另一层面的事情，和它所在句子的结构无关。

　　第三类，凝固度高的主谓形式。如：

　　（10）新事新办要大力提倡。

　　划线成分词汇性很强，相应地，其主谓形式的句法性特征就很弱，丢失了主谓句法关系最突出的特点——结构松散、可以停顿。这类主语可以视为复合词或复杂词。词汇内部构造与整个句子结构无关。

　　第四类，能解读为主谓谓语句。如：

　　（11）你说话要看场合。

　　这一类最值得讨论，在主谓主语观文献引例中占将近七成。

　　这些句子由于没有英语里“that”那样的形式打包标记，我们没有依据证明主语论元的边界。处理成主谓主语句还是主谓谓语句，是涉及基本语法观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大问题。

　　结构主义语法理论源自西方，秉持“动词中心”的原则，强调语言的递归性。“主-主-谓”的分析思路是，对连续多个有做主语潜质的成分层层向右剥离，剥离后的主体还是主谓结构。这种“剥洋葱式”的层次分析模式很好地体现了动词中心和递归的本质。

　　而“主－谓－谓”的分析思路是，切出主语后，若发现与其有关的动词性成分，就向左回头贴补，使左边成分成为一个意思完整的整体。这种逆向递归模式，出发点是“主语中心”，打包过程是依据意义进行回溯，跟“动词中心”理念下不依赖意义回溯的右向递归本质不同。

　　假如一个语法体系在主谓这种基本建构下容许本质不同、方向相反的两种递归，势必会复杂化，造成理论的不自洽，这就是造成主谓主语句和主谓谓语句矛盾而模糊的根源。

　　截至结构主义时期，汉语句法观念是排斥主谓主语现象的。但主谓主语分析法在各种教材和相关论述中绵延不绝，这是为什么呢？

4.主谓主语句和对言语法

　　在汉语中，很多自然停顿常常出现在句子前后两部分字数大致相等的地方，如：

　　（12）心态平和＾|非常重要。

　　（13）从业者的心态＾|平和非常重要。

　　这两句都是居中停顿。与英语不同的是，主语的长度发生变化能导致句子的自然停顿不同，从而主谓关系也跟着发生改变。居中停顿反映了汉族人的“等重”即对称的心理。

　　（12）这样按自然停顿切出的句首部分，恰好是一个主谓结构。因此汉语主谓主语分析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利用自然停顿所做的韵律切分。

　　有恰好就有不恰好。还有很多停顿出现在传统动词和宾语之间，有的甚至打破了句子的线性限制，如：

　　（14）我妈一口气买了＾，五十斤大米十斤面。

　　（15）播主：还有那个精华，角质层偏厚，混油皮还有油皮，这一类就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小伙伴来使用，对，然后这一瓶呢，它是对于所有肤质的。

　　用主谓分析框架来套汉语时，总会遇到这些套不下的情况。这些打破传统认识、按韵律切分出来的词串组合甚至超线性互动成分还能叫“主语”吗？汉语与韵律吻合的自然切分需要更合适、更包容的分析框架。

　　如果从沈家煊提出的“对言语法”视角看，上面这些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答。

　　“对言语法”的核心语法观是：印欧语法以主谓结构为主干，汉语大语法是以对言格式为主干。主谓结构是以横向的接续关系为主，续中有对；对言格式是以竖向的问答对应关系为本，对而有续。

　　“对言”除指对话外，还兼指前后两部分对称。对言格式泛指成对出现的“规格样式”有正对，有偏对；有直接成分对，如例（12-13），也有非直接成分对，如例（14）；不光有单句，还能超越单句，如例（15）。因此对言格式是包含、容纳主谓格式的。两者的扭曲对应如下图：

　　如果非要用主谓框架去比拟对言格式，主谓主语的范围就将大幅增加。为了以示区别，沈家煊把对言语法里的主谓称为“中式主谓”，以区别于主谓框架的“西洋式主谓”。

　　对言语法是对主谓关系的系统性反思，它全面吸收了《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经验，秉持语言类型学眼光，把揭示汉语本质的传统文论“对言学说”跟现代语言学的主谓观结合起来，得出了既有普遍意义、又准确把握汉语特点的解释方案。

　　若以对言格式取代欧式主谓结构，汉语的语法结构和韵律结构就能高度一致，还能体现出中国传统诗词、韵文、句读对汉语构句的深刻影响，照顾到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

　　我们对“主谓主语”这一名目的否定，既是经过了结构主义原则的逻辑推导，又是在对言语法背景下对汉语句子“起说－续说”关系的全新认识。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