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引语标记“所谓”有多种用法类型，如：

　　（1）所谓柔性宪法，是指宪法的效力与普通法律相等，修改程序也与普通法律相同。

　　（2）有的人办什么事都要得“好处”，搞所谓钞票开路。

　　（3）法本身不会自发地发生作用，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要运用法律也必须有国家的强制力。

　　例（1）中，“所谓”表中性引述，有解释性质；例（2）中，“所谓”表负面否定，含讽刺意味；例（3）中，“所谓”表正面肯定，有引证作用。那么，为什么例（1）中需要对引述对象进行解释，而例（2）（3）中不需要解释呢？为什么“所谓”可以同时表中性、负面、正面三种立场，这些立场又如何识解呢？

　　2. 理论基础

　　本文综合“参与框架”（Goffman，1981）、“参与角色”（Levinson，1988）、“信息领地”（Heritage，2012）等理论，建构了话语角色的分解与互动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1 话语角色的分解与互动模型

　　图1中，发话者、受话者与言说对象之间形成了三维结构，发话者可分解出“信源”“言者”与“责任者”等类型，受话者可分解出“待知情者”“误解者”与“知情者”等类型，交际过程可看作是交际双方多重话语角色之间的互动。我们认为，交际互动的本质是：一方面，在认知层面，言者会根据受话者类型的差异，选择适当的话语策略，以填平知情差距，并达成认知协同；另一方面，在情感层面，言者会适时切换自身的话语角色，来确定其与受话者的距离，以调节人际关系。下文将借助这一模型，来分析“所谓”用法特点的浮现机制。

　　3. “所谓”句中的名实之辩

　　本节将基于受话者类型，分析知情差距对“所谓”用法的影响。如：

　　（4）所谓一真法界，就是宇宙万有的“本原真心”，一切现象的本体。

　　（5）所谓门客，其实是一批用骄傲的罗马公民的宽袍打扮起来的衣衫褴褛的乞丐。

　　（6）在我国刑法上不存在所谓株连责任、集体责任。

　　例（4）中，“一真法界”语义不透明，受话者为待知情者，故言者需要进行解释说明；例（5）中，“门客”虽然具有语义透明性，但在当前语境下，其所指之实与通常所理解的语义不符，所以，受话者为误解者，故言者需要进行辩驳；例（6）中，“株连责任、集体责任”语义透明，它们是交际双方都知晓的静态概念，受话者为知情者，故言者会直接使用引述对象。可见，受话者的知情状态，深刻影响着言者对引述对象的使用策略：或解释、或辩驳、或直接使用。这些使用策略都遵循着同一原则：填平听说之间的知情差距，以达成认知协同。

　　4. “所谓”句中的立场表达

　　本节将基于发话者类型，分析“所谓”立场类型的识解策略与使用动因。

　　首先，关于“所谓”立场类型的识解策略，可借助“立场三角理论”来分析。该理论认为，立场表达行为包括三个元素：立场主体₁、立场主体₂、立场客体；它还包含三个子行为：评价、定位、同盟。（Du Bois，2007）其中，“同盟”可分为三种类型：正同盟、反同盟与非同盟。（陈振宇，2017：397）“所谓”句中，言者、信源为立场主体，引述对象为立场客体，三者形成了立场三角。受话者可以根据言者、信源之间的同盟关系特点，来分析“所谓”立场意义的类型。如上文的例（1）到（3）中，言者与信源分别为非同盟、反同盟、正同盟关系，所以，“所谓”分别表中性、负面、正面立场。

　　其次，关于“所谓”的使用动因，可以借助“评价理论”中的介入系统进行分析。介入，指通过引入他人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Martin & White，2005：92）在“所谓”句中，“所谓”的使用是一种介入手段，可以达成责任疏远或责任背书的效果。如：

　　（7）这个协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使人们的生活健康化，并加强对所谓不良家庭的关心。

　　（8）长期被个人和一些单位无偿占用，至今尚未收回的所谓试用产品就有：彩色、黑白电视机八十一台，各式电扇六十二台。

　　（9）我们的行为之所以能推展得出道德意义，也在使我们的心尽量发展其本性，孔子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均是说明道德之意义，不在求诸外，而求诸于有限之自身。

　　例（7）中，言者通过使用“所谓”，使自己的声音从命题中分离出来，这样，引述对象的评价意义就会通过他人的话语来呈现，言者退居次席，从而为这些评价意义的可质疑性、商讨性留有余地，言者本人便可以保持中性立场。例（8）中，言者使用“所谓”，可以旗帜鲜明地表达其负面立场，以批驳信源，并调节与受话者的关系。这两例都是为了责任疏远，而例（9）中，通过引入名言警句，可以增加论证的说服力，从而达到责任背书的效果。

　　5. 结论

　　本文综合多元理论视角，建构了话语角色的分解与互动模型，并以此解释了“所谓”的用法特点。如下表所示：

表1 “所谓”句中话语角色的分解与互动

　　“所谓”句可从两个维度分析：其一，受话者的类型会影响言者的话语策略。当受话者为“知情者”时，引述对象名实通达，言者会直接使用引述对象，此时为使用性引语。当受话者为“待知情者”时，言者会解释引述对象；当受话者可能为“误解者”时，言者会辩驳引述对象，此二者皆为提及性引语。其二，发话者的类型会影响话语的立场表达。在发话者内部，言者与信源之间存在“非同盟”“反同盟”与“正同盟”三种关系，致使“所谓”分别表达中性、负面与正面三种立场意义，但无论采用哪种立场，都是为了调节与受话者的同盟关系。另外，受言语行为类型的制约，“名实通达”“释谓”与“辩谓”三种类型中，立场类型的分布并不均衡，故将“所谓”区分出六种用法类型，这些类型都是话语角色在交际互动过程中塑造而成的。

参考文献

　　陈振宇 2017 《汉语的指称与命题》，上海人民出版社。

　　Du Bois, John W. 2007 The stance triangle. In: Englebretson, R.(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139-182.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Goffman, Erving 1981 Forms of Talk. Oxford: Blackwell.

　　Heritage, John 2012 Epistemics in action: Action form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 45(1):1-29.

　　Levinson, Stephen C. 1988 Putting linguistics on a proper footing: Explorations in Goffman's concepts of participation. In Paul Drew and Anthony Wooton(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161-227.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James R. and Peter White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London: Palgrave.

　　作者简介：

　　鲁承发，武汉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认知语言学、汉语语法，在《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报》《语言研究》《外语学刊》等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出版著作1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一项（一等），研究成果曾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转载。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