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概要

　　江西省于都县全县通行客家方言，属于桂片。桥头乡是于都县的一个行政乡，桥头话有三个基本指示代词：底[ti22]（近指）、门（中间词项）、该[kai²²]（远指），它们可以指示人、事物、处所、方向等，但不能直接接指示对象，需要加量词，比较“*门东西”与“门个东西”。此外，“底、门、该”可以指代（主要是替代）处所，如“渠在该。他在那儿。”

　　“底、门、该”可以和一些语素组合，构成合成指示代词，具体见表1：

　　表1 桥头话合成指示代词

　　合成指示代词可以直接做状语、宾语、主语、谓语等成分，如“底咁都做得？_{这样怎么行？}”中的“底咁”做主语。基本指示代词和合成指示代词都可以指代处所，但前者只做宾语，后者可以做主语、宾语、定语等，比较“该啦有五个人。_{那儿有五个人。}”与“*该有五个人。”

　　“底、门、该”可以和量词组合，构成指量短语，指量短语后还可以出现名词性成分。量词前可出现数词，但不能是显性的“一”，如没有“*门一本放啊门”这样的说法。此外，“底”和“该”可以接动量词，“门”不能。

2. “门”是听话者指向的中间词项

　　桥头话的“门”指代的对象靠近听话者，或者跟听话者有关，即指向听话者。而且不管是单用，还是和“底”“该”并举，“门”都是指向听话者的。“门”的指代对象需与听话者在同一现场，人称代词与“门”的组合有不同限制或解读，但“门”都跟说话者相关。“门”可看作听话者指向的（addressee-oriented）。用“门”指代是面指（here demonstrative），但面指不一定是用“门”指代。

　　桥头话的“门”和“该”虽然相对于说话者而言都可看作远指，但它们指代的对象与说话者距离的差异表现是多样的。“门”指代的对象可以比“该”指代的对象离说话者更近，也可以更远（如微信、视频聊天场合），两者还可以等距离。“门”指向听话者，其指代对象与说话者的距离不是关注的重点，不宜看作中性指代词或中指代词，这里称作中间词项（middle term）。

3. 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类型分析

　　可以根据中间词项解释的不同将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分为距离指向系统（distance-oriented systems）和人称指向系统（person-oriented systems），前者中间词项指代的对象比远指代词指代的对象更靠近说话者，后者中间词项指代的对象靠近听话者或由听话者确认。属于距离指向系统的有西班牙语、北Sotho语等，属于人称指向系统的有日语、Pangasinan语、Palauan语、拉丁语等。（Anderson和Keenan，1985；Diessel，1999；Meira，2003）

　　桥头话的中间词项“门”是说话者指向的，桥头话的指示代词三分系统是人称指向系统。赣南中部、北部（于都、宁都、石城等）有些客家话的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和桥头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可能具有同源性，具体见表2：

　　表2 赣南北部客家话指示代词三分系统

　　于都、宁都和石城三县接壤，这些方言点三个指示代词之间的联系很明显，它们的中间词项可看作听话者指向的，如温昌衍（2018）将石城（高田）话的中指代词对应于“你”，这些客家话的指示代词三分系统可以看作人称指向系统。黄小平（2022）探讨了宁都话的中性指示词“面”，如果将之看作听话者指向的，可以较好解释“面”具有有定性和亲切态度等特点。

　　桥头话（乃至宁都、石城等客家话）的三个指示代词分工明确，指向不同对象，不会混淆；三者语音上差异较大，为变读形式的可能性很小；此外，“门”与共同语近指、远指代词及其变体没有明显的语音联系，不太可能是共同语指示代词叠置的结果；而且，“门”是听话者指向的，与“该”不同。桥头话的指示代词三分系统是典型的三分系统。

　　桥头话的指示代词三分人称指向系统显示了“听话者凸显”（salience of the addressee）在指代活动中的影响。言语活动中，听话者与说话者相关，听话者的位置比其他位置更凸显，因而可能成为交际的目标。世界上有不少语言或方言的中间词项或近指词与表示听话者的形式同源，如果这些指示代词是听话者指向的，则其指示代词分类系统是人称指向系统。

　　听话者还会对指示代词距离指向系统产生影响（另可参看Meira，2003），如淄博方言和闽西清流客家话某些场合听话者所在位置用中指代词（甄珍、陈蒙，2018；项梦冰，1999）。但总体上看，汉语方言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4. 桥头话“门”的来源

　　桥头话的指示代词“门”的本字很可能是“面”，作为身体部位的“面”可以直接转喻为“面前、对面”等处所、位置义。由于面前、对面的往往是听话者，而且听话者位置又具有凸显性，因而，说话者会将听话者位置语义化，表示“听话者面前、对面”（指代处所）；然后再扩展到指示处所及其它对象。与此相应，语音上也变为“门”。

参考文献

　　黄婷婷 2022《江西石城屏山客家话同音字汇》，《东方语言学》第1期。

　　黄小平 2022《宁都客家方言的中性指示词“面”》，《华中学术》第3期。

　　温昌衍 2018《江西石城高田客家话同音字汇》，《嘉应学院学报》第1期。

　　项梦冰 1999《清流方言的代词系统》，见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暨南大学出版社。

　　谢留文 1998《于都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甄 珍 陈 蒙 2018 《山东淄博方言指示词的三分现象》，《方言》第4期。

　　Anderson, Stephen R. and Edward L. Keenan 1985 Deixi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259-30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essel, Holger 1999 Demonstratives: Form, Func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Meira, Sérgio 2003 ‘Addressee effects’ in demonstrative systems: The cases of Tiriyó and Brazilian Portuguese. In Friedrich Lenz (ed.) Deictic Conceptualisation of Space, Time and Person, 3-1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作者简介：

　　钟小勇，男，复旦大学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现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客家话语法。出版专著两部，在《中国语文》《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语言研究》《语言科学》《语言学论丛》等发表论文四十来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一等）等项目十余项。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