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粘合式定中结构而言，定语的主要作用是对中心名词进行分类（朱德熙，1956），在逻辑语义上被看作是称谓性定语（陈琼赞，1955；陆丙甫，1988；张敏，1998），作为事物的分类指标，如“电子书、辅导书、羽毛球、健身球”。但汉语中有些粘合式定中结构却一般不具有称谓性，如“读死书”“吃大锅饭”中的“死书”“大锅饭”，其中的定语一般不作为名词的分类指标，“书”不以死活来区分，“饭”不分大锅小锅。这样的定语在逻辑上并不修饰名词，而是修饰相关的动宾结构，即“死”修饰“读书”这个事件，“大锅”也是针对“吃饭”这一事件而言。可将其称为事件性定语，即作为事件的分类指标。

　　两类结构在句法表现上存在系列差异，称谓性定中结构可以受名量词和描写性定语修饰，可以充当受事主语和“把”字句宾语，而事件性定中结构则受极大限制。这也说明，称谓性定中结构相当于事物名词，其指称性和个体性都很强，事件性定中结构则因为弱指称性和弱个体性而一定程度上带有事件名词的属性特征（韩蕾，2016）。

　　事件性定语在逻辑语义上不与中心名词严格组配，其实是状语定化这一句法整合的结果，即深层/逻辑状语经由移位这一句法操作而成为表层/句法定语，这符合语义组合性原理，词典释义也是证明，如“【打群架】双方聚集许多人打架”“【喝闷酒】烦闷时一人独自饮酒”。但只有表时间、处所、方式、频率、依据等的限制性状语才能定化，表情状、态度等的描写性状语不能定化。

　　状语定化的语用动因一是信息传递的促动。原本修饰动宾结构的状语跑到宾语名词前做定语，这是一种句法位置的改变，就是说，动宾结构作为一个装置，为其他成分的移入提供条件，而这个装置的特点是形式上为“动_单+名_单”，意义上表日常活动。句子遵循“一句一焦点”原则，对汉语而言，焦点有显著的居尾倾向。状中结构中的宾语不具备承担焦点表达的功能，但有时出于信息传递的需要又要求宾语来承担此项功能，即处于句尾的宾语需要作为常规焦点，这使状语定化做宾语修饰语以丰富宾语的语义蕴含，从而满足焦点的表达需要。

　　二是主观表达的需求。对于同一个真值语义，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加以认识，或仅做客观叙述，或又带主观评价，在语言成分数量受限且语言经济原则制约下，语序变化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状语定化就是一种语用上的“明示”行为，即在不改变客观真值意义的前提下力图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感情色彩。

　　语用促动只是外部动因，状语定化的最终实现还要受到一定的句法语义等内在机制的制约，这就是形式包装和意义整合。

　　通常情况下，成分在移位时是原封不动地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上，即以“整体打包”的形式移动位置，但状语定化却不能享受这种自由的待遇，而是需要经过“部分改装”。一方面，受到汉语“前松后紧”的节律制约。动词短语中，相关成分与核心动词结合关系的松紧取决于位置的前后，相较而言，后置成分与核心动词结合得更为紧密，前置成分与核心动词之间的结合则较为松散。（吴为善，2011；陆丙甫、应学凤，2013）成分做状语时，由于与动词之间的节律松散，所以需要借助介词或介词框架来表示它与动词之间存在语义关系；成分做定语（即宾语的一部分）时，因与动词的节律紧密而无需借助介词等来表示。

　　另一方面，又要符合动宾结构和定中结构的韵律组配模式。汉语的复合词以双音节为主，三、四音节次之，由于状语定化的前提是要进入“动_单+名_单”结构中，所以，状语定化后形成的动宾结构只能是三音节或四音节，同时，定中结构为二音节或三音节。因此，状语定化后的定语为单音节时，保留的是名词或形容词性成分，当为双音节时保留的是名词或动词性成分。

　　形式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意义的变化，因此状语要实现定化，除了要在形式上重新包装外，意义上也要进行整合，即形式包装满足定语在音节和词性上的句法要求，而意义整合则要促使定语的事件性语义属性最终形成。

　　动宾结构的意义整合如“吃大锅饭”。“吃饭”通常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而“大锅”意味着量多，于是激活出无论付出多少都有饭吃进而引申为表示享受相同待遇这样的意义。定中结构的意义整合如“闲书”。“闲”不仅仅表示消遣，因为专业书会经常使用，非专业书常被闲置，受定中结构“属性—事物”框架的制约，“书”的属性特征激活了修饰成分“闲”的作用不大、非专业等相关属性义并对其作出选择，“闲书”浮现出非专业书的意义。

　　意义整合的实现机制是隐喻和转喻。状语定化后，结构在形式上的紧密度增强，成分之间意义的相互渗透也随之加剧，从而浮现出新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隐喻机制发生作用。如“吃大锅饭”，“吃饭”的意义虚化为享受待遇，结构用享受大锅待遇比喻不管付出多少而待遇同等，“大锅饭”则指供多数人吃的普通伙食。

　　另外，定化状语与中心名词紧密黏附并形成一个韵律单位或者说是粘合式定中结构，根据朱德熙（1956），该结构中的定语主要是对中心名词起分类的作用，而能够起分类作用的成分常表示中心名词的稳定的属性。着眼于这一点，事件性定语虽然是作为事件的分类指标，但由于与中心名词的紧密黏附而逐渐具有了属性特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作为中心名词的分类指标，如“闲书—专业书”“交杯酒—庆功酒”等的并立就是证明。原本是事件发生的方式、情状、时间等，定化后成为事物的属性，这是转喻机制在起作用，其理据就是用事件发生的常规环境转指事物的属性特征，最明显的一种情况是，事件经常在某一时间发生，这一时间就往往能成为事物的一种属性，如“早饭、中饭、晚饭”。由此，事件性定语有向称谓性定语游移的倾向，即由对事件的分类逐渐转变成对事物的分类。

　　总之，语用动因上，焦点居尾促动状语定化，外部形式上，韵律压制使定化成分与动宾结构结合的紧密度增强并从而与中心名词形成黏附式组合，而内在语义上，隐喻使结构浮现出新的意义，转喻则使定化成分逐渐成为中心名词的属性特征或分类指标，事件性定语最终形成。也就是说，语用、韵律、语义等多重因素共同发生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陈琼赞 1955 《修饰语与名词之间的“的”字的研究》，《中国语文》10月号。

　　韩 蕾 2016 《汉语事件名词的界定与系统构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陆丙甫 1988 《定语的外延性、内涵性和称谓性及其顺序》，《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陆丙甫、应学凤 2013 《节律和形态里的前后不对称》，《中国语文》第5期。

　　孟 凯 2016 《三音词语的韵律—结构—语义界面调适——兼论汉语词法的界面关系》，《中国语文》第3期。

　　祁 峰、端木三 2015 《定中式形名组合词长搭配的量化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沈家煊 1999 《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第1期。

　　吴为善 2011 《汉语结构的“前松后紧”规则和语法化的不对称现象》，《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五），商务印书馆。

　　张 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朱德熙 1956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作者简介：

　　李劲荣，男，江西樟树人，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为功能语言学、汉语语法学和国际中文教育，主持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4项，出版著作和教材5部，在《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等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