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本文基于历史层次分析法追溯吴语{话}义词发展史，说明将这一做法引入汉语方言词汇史研究兼具可行性与必要性，并对词汇历史层次分析的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1.吴语{话}义词的词形及其地理分布

　　吴语区内分布着十多个{话}义词，具体词形及其地理分布详参下表：

　　表1 吴语{话}义词的词形及其地理分布

2.吴语{话}义词的时代层次

　　2.1 “闲话”晚于“说话”

　　“闲话”为太湖片特有，在苏沪嘉湖和宁波一带各有一个连续分布区，该词在两个分布区内都较“说话”晚出，分述如下：

　　先看苏沪嘉湖地区。首先，共时分布显示：单点兼说的“闲话”“说话”往往存在新、老之别；部分只说“闲话”的方言点，在假设句末尾还能找到早期{话}义词“说话”的残留。其次，历史文献证实，苏沪两地通行“闲话”以前，最常使用“说话”。

　　表2 苏州方言文献中的{话}义词

　　表3 上海方言文献中的{话}义词

　　再看宁波地区。“闲话”晚于“说话”，这一点通过排比语料可以看得很清楚。

　　表4 宁波方言文献中的{话}义词

　　2.2 “话”的新旧之别

　　“话”有新旧之分。为便讨论，旧层次称为“话₁”，新层次称为“话₂”。

　　“话2”据代际差异划定，只见于无锡方言。当地“话”与“闲话”兼说，前者是新派用词，后者属于老派。无锡地处苏沪嘉与毗陵小片交界，最新层次“话₂”可能是毗陵小片词形东进的结果。

　　其余的“话”属于吴语最先起用的“话₁”。倘若把“闲话”还原为“说话”（参看2.1），“话”大致呈现对“说话”的周圈分布。该词处在边缘地带，理论上早于文化中心地的“说话”。（柴田武，2018[1969]：21―30；岩田礼，2009：20―21）单说“话”的吴语方言点，除毗陵小片外，主要分布在南部吴语，多见于交通不便的地区。此外，东南方言的整体面貌相对保守，{话}义词大多用“话”，也间接证明该词是吴语的早期形式。

　　表5 {话}义词“话”读音例示

　　台州片吴语绝大多数使用“话₁”，北部的三门等地使用“说话”，也许是受甬江小片影响。临海及其以南地区，可能经历过“话₁→话₁～说话→话₁”的变化。

　　2.3 其他词形起用先后

　　与“话、说话、闲话”相比，其他词形牵涉的方言点少，可资比较以定先后的操作性不高。尽管如此，某些语法表现仍然可以提供一定的词汇史信息。例如“葛说话”类假设助词，其中的名词具有黏着性，更能保留早期词形。

3.吴语{话}义词的历史来源

　　3.1 内源创新

　　吴语内源产生的新词至少包括“闲话”“滩头”“天”，其中“闲话”最为典型。从方言文献来看，“闲话”早先在苏州一带产生，后来借助苏州方言的优势地位向周围扩散。

　　表6 苏沪甬方言文献中的{话}义词“闲话”

　　“闲话”在苏州方言中经历过由 { 闲谈（chat）} 到 { 言说（talk）} 的上位化，演变机制在于语言使用者对短语“说/讲＋闲话”的重新理解。“滩头”“天”的成词途径也是如此。

图1 “闲话”“滩头”“天”及所在短语的语义演变

　　3.2 外源移借

　　“说话”源自宋室南渡。一方面，该词不太可能是吴语自源。通用言说动词用“说”是“说话”成词的必要条件，而吴语普遍采用“话”“讲”（盛益民，2021），唯有杭州与苏锡常一带有“说”，这些地方的“说”可能都来自官话。更重要的是，{话}义词“说话”至晚北宋初期成词，宋室南渡前已行用于汴洛通语。故此，将“说话”视作吴语移借“说”后自源产生的新词，不如直接视为官源双音词。另一方面，“说话”以杭州为中心分布，宋室南渡对此具有最强的解释力。方言文献显示，杭州方言也曾使用“说话”来指称{话}。

　　“事”“话事”可能源自与赣语的接触。赣语{话}说“事”，在整个汉语方言中显得十分独特，“事”类词恰恰只分布在与之接壤的处衢片龙衢小片，其演变过程需要结合这一带吴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作深入考察。

4.结语与讨论

　　吴语{话}义词的时代层次与来源层次不尽一致。“话1”是最早起用的词形。“说话”随宋室南渡而来，以杭州为中心，通过行政层级级联、水陆交通拓展，扩散至吴语各片，在不少方言点取代了“话1”。“闲话”产生于清末苏州一带，借助苏州方言的优势地位广泛传播，又通过沪甬航线进一步扩散至宁波地区，逐步完成对“说话”的替换。“滩头”“天”也是吴语内源的新词，起用时代较晚，成词途径与“闲话”类似。无锡正在经历最新层次“话2”的覆盖。“事”“话事”与赣语关系密切。限于语料，部分词形的历史层次暂时无法论定。

　　表7 吴语{话}义词“话”“说话”“闲话”的时地属性

　　历史层次分析的具体目标视研究需要而定，本文意在强调这一做法对汉语方言词汇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下面是基于上述个案得出的三点思考：

　　其一，词汇历史层次分析宜从同义词对着手。同义词对，理论上包括表示同一义位的所有词形（现阶段可从主要词形做起），内源与外源成分皆应纳入其中。以梳理词汇发展史为目标的历史层次分析，没有理由忽略内源成分。

　　其二，词汇历史层次分析需要纵横结合（汪维辉、史文磊，2022），这也是本文一以贯之的思路。

　　其三，词汇历史层次分析适合率先面向方言区域展开。追溯单点的历史，需要联系所在区域的相关现象；了解全域方言的形成，也当重视区域表现。

　　方言史作为汉语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正不断被揭示。唯有通语和方言并重，汉语史的面貌才能揭示得更准确。融入方言史视角的语言史观，与通语史意义上的有何异同，也值得关注。

部分参考文献

　　柴田武 2018 [1969] 《语言地理学方法》，崔蒙译，商务印书馆。

　　盛益民 2021 《绍兴方言的通用言说动词及其历史演变》，《汉语语言学》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汪维辉 史文磊 2022 《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回顾与展望》，《辞书研究》第3期。

　　岩田礼（编）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作者简介：

　　戴佳文，江苏苏州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全职博士后。主要从事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近年专攻吴语词汇史，尤其关注通语和方言的历史关系。在《中国语文》《汉语学报》《汉语史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盛益民，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2021年）和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2022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方言学、历史句法学。在《中国语文》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2部，主编、合作主编论文集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8项。曾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之青年成果奖等。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