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罗常培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中国语言学开辟和奠定了“新路”。这是一条全面推动中国语言学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其核心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研究材料的极大拓展，二是研究问题的深刻更新，三是研究方法的综合贯通，四是服务国家建设的时代担当。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共同构成罗常培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为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不移的基石。

关键词：罗常培 中国语言学 现代化转型 语言学方法论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绝学”、冷门学科资助计划（25JXLM04）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重点实验室（2024SYZH001）资助。

　　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经历了整体性的范式更迭。作为治学根柢的传统“小学”，底蕴深厚、成就巍然，但在西方语言科学的冲击和时代发展的需求面前，局限性日益凸显。同时，现代语言学理论又难以在汉语研究的深厚文化土壤中简单移植生根。因此，如何在赓续传统文脉与引入现代学理之间走出一条融汇创新的道路，便构成了那一代学者的核心使命。这条道路的实践，就是在不断发现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探索新方法的进程中，完成从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科学的转型。在这一深刻的学术转型历程中，罗常培先生（1899—1958）无疑是居功至伟的奠基人。

　　罗常培出身满族寒门。1916年求学于北京大学，期间适逢新文化运动兴起，他洞察到仅仅承袭传统学问已难应时代之需，遂于1919年中国文学系毕业后转入哲学系深造，力求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寻求突破。纵观先生的治学轨迹，他以深厚的国学根底、开放的学术襟怀，始终将学问扎根于祖国大地，心系民生所需，在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扎根实践的坚实道路。综其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本文主要参考《罗常培文集》编委会编《罗常培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下文中《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引自第2卷，《贡山俅语初探》引自第4卷，《语言与文化》《普通语音学纲要》引自第5卷，《怎样整理声韵学史》《音韵学研究法》引自第7卷，《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语言研究和文艺创作》《一年来语言学的普及倾向》《中国的语言学——为〈苏联大百科全书〉作》《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引自第9卷，《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罗常培年表》引自第10卷）

　　第一阶段（1929—1936）是学术奠基时期。1929年先生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专职研究员，后相继出版《厦门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等重要学术著作，确立了在现代语言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第二阶段（1937—1948）是学术拓展时期。抗战期间先生随西南联大的建设辗转入滇，在艰难环境中坚持调查、研究和教学，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少数民族语言，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1944年底先生赴美讲学，积极向西方学术界、教育界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第三阶段（1949—1958）是经世致用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毅然投身人民的语言文字事业，从纯粹学术研究转向服务国家建设的实践之路。1950年出版代表作《语言与文化》，同年出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并陆续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投身于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先生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惜乎于1958年盛年早逝，享年五十九岁。

　　在《语言与文化》的总结部分，罗常培先生写道：“著者却自信这本小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这条“新路”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一部论述语言与社会文化关系的著作。历史实践充分表明，罗常培先生所开辟和奠定的这条“新路”，是一条全面推动中国语言学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其核心内涵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研究材料的极大拓展，二是研究问题的深刻更新，三是研究方法的综合贯通，四是服务国家建设的时代担当。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共同构成罗常培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为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不移的基石。

　　1、拓展研究材料：为现代语言学奠定坚实的实证基础

　　学术大厦的建设，始于一砖一石的积累。语言学研究离不开对语言事实的挖掘。罗常培先生为中国语言学铺设的新路，其首要突破口，便是研究材料的极大拓展。他深刻认识到，要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科学，必须打破传统“小学”以传世文献为中心、从故纸堆到故纸堆的研究范式，走向广阔的田野和鲜活的语言事实。这一转变，为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其一，在音韵学、训诂学研究中，变单一的文献考据为多方材料互证，推动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汉语音韵学的传统研究，以韵书、韵文等书面材料为几乎全部依据，通过内部比对和推衍来考证古音，这就在方法论上陷入一种僵局。罗常培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研究范式的三大弊病：“第一是强分门户；第二是抱残守缺；第三是罔识通变。”所谓“强分门户”，就是人为地将学问割裂，固守自己的小圈子；所谓“抱残守缺”，就是死守着有限的文献，并以此为“正统”，排斥一切外来材料；所谓“罔识通变”，就是无视语言发展的客观事实，硬要把“活的声音强纳在死的韵书里”（《怎样整理声韵学史》）。

　　要打破这种僵化的局面，就要打破材料上的自我封闭。罗常培先生认为，必须把眼光放开，大胆引入能够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他山之石”。他明确指出，在音韵学领域，至少有三类新的材料亟待重视和引入：一是活在当下的现代方言；二是在汉外语言交流中留下的汉语借词和对音材料；三是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音韵学研究法》）。这一思路，是将音韵学研究从单纯、封闭的文献考据中解放出来，置于一个由多种材料交织的、开放的科学体系之中的关键一步。

　　这种研究理念的革新充分体现在先生的学术实践之中。他的代表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正是运用新材料解决新问题的典范之作。在这部著作中，先生利用汉藏对音、藏文译音等材料，并广泛参证切韵系统与现代汉语方言，成功构拟出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中一个广袤区域的古方言语音系统，推动音韵学走向历史语言学的广阔天地。《知彻澄娘音值考》通过梵汉对音、藏译梵音、现代方言、韵图排列等多角度综合论证，科学地确定了四个声母的音值，“资料丰富，应有尽有，条分缕析，说理充分，从研究方法到论证，为后学树立了典范”（杨耐思、唐作藩《罗常培先生在汉语音韵学上的杰出贡献》，《中国语文》2009年第4期）。先生和赵元任、李方桂合作翻译的《中国音韵学研究》（高本汉著），把比较语言学的一套方法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音韵学在传统的分类分部外，在构拟古音方面增添了有效的办法和工具。

　　在训诂学研究方面，先生也深刻反思传统研究材料的局限性，提出训诂学研究既要“由上而下地从经籍递推到大众口语”，又要“根据大众的词汇逆溯到它们最初的来源”，从而“把‘古今雅俗’的材料一切都联系起来了”（《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这一方法论将静态的词义训释转化为动态的历史考察，极大地推进了传统训诂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型。

　　其二，将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提升为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实现研究视野的重大突破。

　　在我国数千年的学术传统中，语言研究的对象存在“尊卑”之别。历来被重视的，是“雅言”与形诸典册的文字；而活在民间口头的方言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则总体上被置于学术视野的相对边缘。罗常培先生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些历来被忽视的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提升到与研究语言的历史面貌同等重要的科学地位上来，拓展了中国语言学的疆域与格局。

　　一方面，他引领现代汉语方言的科学调查与研究。在史语所的七年时间，先生深入田野，调查了6县46个方言点。其早期代表作《厦门音系》是中国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描写汉语方言音系的专著。《临川音系》首次明确提出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同系异派”的重要见解，促成赣方言在1948年的正式分立。这些工作，除了记录和描写的意义，更重塑了方言研究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罗常培先生用他的实践雄辩地说明：方言并非“正音”的讹误，更不是传统经学中无关紧要的注脚，而是承载着汉语历史演变信息的“活化石”，是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对象。

　　另一方面，先生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将中国语言学的视野拓展到汉民族之外，其开创意义更为深远。长期以来，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是我国学术体系中的一大缺憾。先生认识到这一学术缺失的严重性，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毅然深入云南边疆，实地调查了纳西语、民家（白族）语、俅（独龙族）语、怒语、景颇语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基于扎实的一手材料，他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贡山俅语初探》《莲山摆彝语文初探》（与邢公畹合著）等重要研究成果。这些工作，是从零到一的开拓，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的巨大空白，更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确立了科学的范式，也为后来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全面展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 先生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走在时代之先，充满学术洞见。比如《贡山俅语初探》中，先生极富见解地描写了该语言的语序，注意到在句子层面的“主-宾-动”语序以及短语层面的“形容词+名词”语序和“领属者+被领属者”语序。语序类型是语言的重要类型特征，是当代语言类型学最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J.H.Greenberg1963年发表的当代语言类型学奠基之作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参看J.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3, pp.40-70）就是围绕语序问题展开的，而先生的《贡山俅语初探》发表于1952年 ] 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全面开展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促进民族团结事业，铺平了道路。

　　在八思巴文字研究领域，罗常培先生同样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这套在元代创制的文字，是研究蒙古语和汉语历史语音的一座宝库。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一份沉睡的、未被充分认识的遗产。先生与蔡美彪合著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正是将这一宝库转化为严谨学术研究的里程碑。这部集大成之作，“为新中国八思巴字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指明了方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照那斯图《新中国八思巴字学科的奠基人罗常培先生》，《中国语文》2009年第4期。）

　　罗常培先生在研究材料上的开拓，其意义远非简单的添砖加瓦，而是一番结构性的“破壁”。他首先打破书斋与田野之“墙”，引领中国语言学走向现实世界；继而拆除了方法论上的无形之“垒”——将厚重的历史文献与鲜活的口头语言、将庙堂之高的“雅言”与街头巷尾的“俗语”，都纳入研究视野，以历史演进的眼光鉴古知今。这一系列“破壁”之举，将中国语言学从经史考据的传统范式中解放出来，重塑为一门真正立足于经验事实的现代科学。

　　2、更新研究问题：为中国语言学注入科学灵魂与时代精神

　　新材料的发现，为学科拓展了视野；而一门学科的深度与生命力，则取决于其所叩问并力图回答的问题。正是持续的叩问与回答，赋予新材料以灵魂，也为学术探索设定航向。罗常培先生总能立足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国家民族的现实关切，于纷繁复杂的材料之中，牢牢把握住那些具有方向性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毕生求索，使得罗常培先生的学术成就超越了单纯的知识积累，不仅为这门学科注入科学内核，更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品格。

　　其一，在学理层面，探求演变、追问机制、贯通全局，奠定语言学的科学属性。

　　首先，罗常培先生为中国语言学研究注入了以“演变”为核心的问题意识。他深刻地认识到，传统音韵学之所以“粗疏” [ “对于汉魏以下各时代的音韵流变并没有做精密的研究。即使偶尔说明一两类字的音变情形，也是很粗疏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与周祖谟合著） ] ，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考据不精，而在于问题意识的局限——它只问“是什么”，却不去追问“何以如此”。由于缺少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不清语言流变的来龙去脉，也就抓不住规律 [ “汉语的历史极其悠久，可是关于汉语语音的演变历史至今还缺乏全面的了解。清人只着重在周秦音的考证，厚古薄今，对于后代语音的发展就很少研究。近人虽然对汉语音韵的演变历史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但枝枝节节，并没有触及到根本的问题，有很多资料也没有做过全面的系统的整理。至于汉语语音内部发展的规律，那就很少有人注意到了。”（《〈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序》） ] 。

　　因此，先生倡导“历史的方法”与“专史式的整理” [ “把自来关于声韵学的材料结集起来，作一番‘专史式的整理’”，“把以往研究声韵学的成绩构成一个历史的系统”（《怎样整理声韵学史》）] ，作为回答“语言如何演变”这一核心问题的必然路径。其目的，就是要把那些看似孤立的现象，还原到历史的脉络之中，理清它们的前因后果，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发展规律。

　　这种贯通古今的思路，其最终的关怀始终在当下。“研究汉语史，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汉语发展的详细情况，找出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指导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与吕叔湘合写）学术的功夫可以下在历史深处，但它的意义，需要到现实中开花结果。

　　其次，先生为这种追问锻造了科学的工具。他不满足于回答“如何演变”，而是要追问：演变背后的道理是什么？他所提倡的“明变”，核心就在于“我们不单要客观地认清一时期的现象，而且要根据音理来解释各种现象”（《音韵学研究法》），把学问从“是什么”的层次，推向“为什么”的层次。而要回答“为什么”，单靠耳朵和前人的注疏，便不够了。传统研究“操术弗精，工具不备”，面对更精微的物理事实，已是力不从心，而“自近代语音学兴，而后分析音素，可用音标以济汉字之穷；解决积疑，可资实验以补听官之缺”（王理嘉、鲍怀翘《罗常培先生与中国语音学》，《中国语文》2009年第4期）。

　　因此，为汉语研究引入现代科学理论，便是学术逻辑的自然演进。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语音学课程，利用刘复建立的国内最早的“语音乐律实验室”教语音学，在汉语方言调查中采用浪纹计录制方言声调曲线，用五线谱标出声调音高。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设置“实验语音研究学组”，购置现代仪器设备，开展现代语音实验研究。而（实验）语音学一经引入，其用途便很快超出书斋的范围，回应了广阔的现实需求。无论是关乎普通话推广、文字改革、民族语言工作的宏观大计，还是具体到方言调查、诗歌音律、戏曲念白的微观实践，乃至外语教学、聋哑康复等社会应用，都从中找到了科学的依凭（见《普通语音学纲要》，与王均合著）。

　　再次，先生将研究视野从汉语言内部拓展至对中国语言的全面观照，从而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的仅仅是汉语吗？面对境内纷繁多样的语言，我们的学科责任又是什么？

　　罗常培先生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他工作的核心是：摸清家底，对中国的语言进行科学的谱系分类。1951年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系属和文字情况》与1954年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与傅懋勣合著），便是这项工作的纲领性成果，为后来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起点。这项奠基性工作，又导向一个更具抱负的追问。先生问道：“咱们为什么不能根据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建立中国的新语言学呢？”（《语言与文化》）这一问，重新划定了中国语言学的边界。

　　最后，先生提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语言究竟是什么？传统语言学研究将语言视为自足的符号系统，聚焦语言结构本身。罗常培先生指出，“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联系的”，“所以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这种认识的深化植根于具体实践。抗战时期的云南昆明，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将语言与族群、社会、文化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鲜活地呈现在先生面前。由此，作为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结晶，《语言与文化》便应运而生。这本书被认为是“自觉地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的专著”（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之作”（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其二，在实践层面，紧扣时代脉搏，将“语言学何为”的追问，融入国家建设的宏伟事业。

　　学术的发展植根于时代，不能“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著《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02/2014年，第87-88页）。如果说此前的探索重在锻造语言学自身的科学品格，那么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一个更为宏大而艰巨的时代命题便摆在所有学人面前，这就是陆志韦在《语言与文化》序言中所问的：“语言学的工作，它怎能配合上建国的事业”？

　　当此之时，罗常培先生率先作答，将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一系列具体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其一，国家要政令畅通，人民要交往交流，就需要统一的交际工具。如何为民族共同语确立一套科学、明确、可以推广的标准，便成了当务之急。其二，新中国是多民族的共同体。如何科学地调查、整理、研究各民族的语言，创制和改进各民族的文字，强化各民族间的情感纽带与文化联结，便是维系国家根本利益的题中之义。其三，亿万人民要提高文化水平。如何规范语言使用、改革文字、制订拼音方案，让语言文字能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便是一项基础性、全民性的社会工程。

　　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先生凝聚起全部的心力与智慧，对这些课题做出有力回应，确立了中国语言学此后数十年的根本立场：为人民大众做学问，为国家建设服务。

　　罗常培先生的学术境界，正在于他将“学科自新”的内在理路与“服务国家”的外部需求两者贯通起来，化为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并由此为中国语言学确立了两个互相支撑的核心维度：向内，是逼近语言事实的内核，不断求索科学解释的新高度；向外，是回应时代呼唤，持续拓展经世致用的新格局。

　　3、创新研究方法：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与综合贯通的路径

　　理论上的追问，最终必须落到方法上来。要回答那些关乎学科内涵与时代格局的根本问题，旧有的路径显然已力不从心。发现新问题固然可贵，但罗常培先生更进一步，将这份解决问题的迫切责任转化为方法论层面的系统构建。他所关心的，早已超越引进实验仪器、运用音标这类“器用”层面的具体技术。他所确立的，是一套治学范式：其根基，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分析问题的总钥匙；其路径，是综合贯通的研究方式；其旨归，是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做学问。

　　第一，以唯物史观作为分析问题的总钥匙，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语言学的方方面面。这首先体现为一种动态、发展和联系的眼光。比如在音韵学领域，传统音韵研究的重心在于对特定时代音韵系统的共时构建。罗常培先生的贡献则在于，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注入了历史发展的维度，将这些共时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将静态的描摹转变为动态的演进图景，从而揭开了汉语音韵史研究的崭新一页。在探讨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关系时，先生也提到：“要想作进一步的研究，还得扩大汉语借词和贷词的探索，并且按年代排比起来，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推寻它们跟各方面文化的联系。”（《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先生还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落实到语言研究之中。他认为，语言归根结底是人民大众的语言，词语的生命史便是社会生活史的直接折射，词语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的变迁，“应该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推究词义死亡、转变、新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

　　第二，罗常培先生主张在研究中打破各种壁垒，做到融会贯通。这种综合贯通的研究思路体现在两个层面：

　　在语言学内部，先生主张打破材料的畛域，实施多种材料的相互印证。他治音韵学，就将韵书、方言材料、对音材料，乃至保存在其他民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等都纳入视野，构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他认为，任何单一的材料都有其局限性，只有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验证，才能得出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可靠结论。

　　在语言学外部，先生主张应主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语言现象。《语言与文化》便是这一方法的集中体现。书中列举的大量实例，如从地名看民族迁徙、从借字看文化接触等，都清晰地表明，语言事实是揭示历史、文化、社会奥秘的一把钥匙。这一路径，打破了就语言论语言的狭隘局面，使语言学成为一门能够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积极对话的开放性学科。

　　第三，以深入人民、服务人民作为研究工作的根本立场。先生始终坚持一个观点：语言学研究必须扎根于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并最终服务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

　　一方面，研究要从群众中来。先生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语言的真正创造者和使用者，各行各业的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大量生动鲜活的语汇 [ “农民有农民的惯用语，工人有工人的惯用语；打猎的有打猎的词头儿，开矿的有开矿的术语；汽车司机的行话和海上水手不同；青年学生间打诨竟使一班老头子瞠目。”（《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 。他曾痛切地指出，当时的语言学界普遍对此视而不见，“任它们自生自灭”，造成了“一方面委弃宝藏，一方面感觉贫乏”的极大浪费 [ “可是这些全是活鲜鲜的词汇，并不是备而不用的死语。中国的各行业和各阶层里何尝没有这一类的词汇呢？只是任它们自生自灭，语言学家不加搜集，文学家不能应用；一方面委弃宝藏，一方面感觉贫乏，这够多么不经济？”（《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 。因此，他明确提出，语言工作者必须深入到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去搜集、研究他们的活语言 [ “语言工作者，也应该和文艺工作者一样，要深入农村、工厂、军队以及其他各行业、各阶层去调查研究他们的活语汇。”（《语言研究和文艺创作——在北京市文代会上的发言》）] 。另一方面，研究更要到群众中去。先生同样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研究仅仅停留在从群众中获取资料，而不能反过来服务群众，那么这种研究最终仍然会脱离实际，成为少数人的“玩艺儿” [ “赶到牛角尖越钻越深，路越走越窄，结果就变成少数人所能懂的玩艺儿，别人看起来简直跟道士所画的神符有同样的感想。”（《一年来语言学的普及倾向》）“清代的语言文字固然成了经学的附庸；近年来关于语言、音韵、文字的研究也不过成了少数关在象牙塔里的人们的玩艺儿。”（《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郑重提出，学术研究从今以后，“都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两个重要观点”（《一年来语言学的普及倾向》）。

　　从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中来，到服务人民群众的社会事业中去。这条完整的路径不仅为语言学研究找到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更重要的是，它为这门学科确立了正确的价值方向，使其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综观之，罗常培先生的治学方法和理念中，唯物史观不仅是思想的底色，更是校正学科航向的罗盘；综合贯通的路径，则是用于剖析问题、提炼规律的利器；而为人民做学问的最终归宿，确保了这门学问始终行走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从未偏离其根本立场。正是这思想的罗盘、方法的利器与实践的立场三者合一，才使得中国语言学能够真正立足于鲜活的语言事实，回应时代课题，并最终将学术的力量汇入国家建设的洪流之中。

　　4、服务国家建设大局：在具体实践中体现语言学的社会价值

　　“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必然要在时代中找到它的坐标，落实到服务国家建设的实践之中。罗常培先生的毕生道路，便是对这一信念最质朴、也最深刻的践行。

　　这一学术立场的确立，超越了传统士人“学术报国”的朴素责任感，凝结为自觉服务国家建设的时代使命。七七事变后，面对北平沦陷的严峻现实，支撑先生于危城之中奋勉著述的，正是那份“无负国家若干年养士的厚惠……对得起国家”的家国情怀 [ “假如能在危城中奋勉写成几本书，以无负国家若干年养士的厚惠，那么，就是敌人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也会含笑而逝，自觉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国家！”（《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让这份朴素的情怀升华为一种更加明确和自觉的使命感。先生深刻认识到，真正能够抵御外侮的，决不是书斋中几个古字的精微考据，而是千千万万在文化与思想上觉醒起来的人民群众 [ “抵得住美国原子弹的不是《说文》里的一两个字，而是怎样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团结起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一年来语言学的普及倾向》）] 。基于此，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语言发展只能“听其自然”的消极论调，指出：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二者非但不相悖，而且必须统一 [ “标准的建立不能违反语言本身的规律，但是建立或不建立一定的标准，采取或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推广这个标准，这是完全由人们做主，完全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与吕叔湘合写）]。他以理论家的自觉，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注入认识论前提，扫清了思想上的迷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推广普通话、开展民族语言工作等任务十分紧迫。罗常培先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份历史责任，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要职。其中许多任命书由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签发（罗常培先生1950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周恩来同志签发任命书；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同志签发任命书；1954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同志签发任命书；195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同志签发任命书），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对语言文字事业的殷切期望。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身于语言文字事业的开创性工作。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覆盖全国的大规模方言普查得以展开，为确立普通话的科学标准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县为单位，覆盖全国约两千个调查点，最终形成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特别是大型辞书的编纂工作，得以顺利启动（1955年，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先生与吕叔湘联合作《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主题报告，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阐述了现代汉语规范的任务，明确提出汉语规范应该包括词汇规范。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后，责成语言研究所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得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论证；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得以实施；并在此基础上为十多个民族创制或改进了文字 [ 1954年4月，先生代表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向政务院提交《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报告》，为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工作确立科学的政策基础，开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道路。1956年，在先生的精心组织和积极推动下，国家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语言调查工程，七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各地，对46个少数民族语言展开系统性调研。在短短两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陆续为壮、布依、侗、黎、苗、瑶、佤、彝、纳西、傈僳、哈尼、土、羌等13个民族创制了17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为拉祜、景颇、傣等部分民族文字进行了改进工作（参看孙宏开《罗常培先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贡献》，《中国语文》2009年第4期） ] 。这些工作，每一项都是奠基性的，影响都极为深远。

　　然而，过度的劳累终究让这位学界巨擘倒在了奋斗的路上。1958年12月13日，正当我国语言学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先生却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先生说道：“接触共产党比较晚，‘闻道较晚’；但是，一旦对党有所认识以后，就坚决跟着党走，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语言科学竭尽绵薄。现在自知不能继续为党工作，衷心希望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27页）字字句句，无不体现着一位人民学者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罗常培先生铸就的基石，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宝贵财富。诚如魏建功所说：“现在我们的语言学有这么多的方面，都和莘田（罗常培先生字莘田）先生有关系，他称得起是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是继往开来出力最多的人。”（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罗常培纪念论文集》，第382页。）

　　沿着罗常培先生开辟的道路，语言研究所的步履从未停歇。一方面，是服务国家社会之所需。从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为代表的辞书编纂，到为推广普通话、提高全民语文素养 [ 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至12月15日连载）和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原名《语法讲话》，《中国语文》1952年7月号至1953年11月号连载。经过修改增补，1961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 。所做的长期努力，都直接回应着先生“为人民做学问”的根本宗旨。另一方面，是夯实学科发展之根基。先生亲手奠定的汉语史、方言学、语音学等学科方向，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成就斐然，构成了研究所的中坚力量。先生开创的民族语言调查事业，因机构调整转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调查的范围与研究的深度在不断拓展。对于现代汉语语法，先生固然着墨不多 [ 虽然这方面成果不多，但先生对汉语语法的认识相当精到：“汉语的语法，最主要的是字序和结构的层次。向来大家都知道字序在汉语中的重要性。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的,就是汉语的句法结构可以一层套一层,任何一种结构当中都可以包含别的结构，不必用好些连接成分。只要认清层次，条理就非常清楚。”（《中国的语言学——为〈苏联大百科全书〉作》，与丁声树、李荣合写）] ，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对此领域的深刻洞察与远见卓识。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不仅指明了现代汉语语法在中国语言学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更前瞻性地擘画了“一空依傍”、立足口语的研究路径“ [ 咱们现在应该严格使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现代中国语的结构，必须一空依傍，完全拿人民大众的口语作根据，然后才能得到活语言的正确语法。”（《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 。先生在担任语言研究所所长时，领导相关研究室积极开展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54年语言研究所上半年工作总结显示，现代汉语组开展了三项工作：汉语语法体系、语法术语的比较研究；《语法讲话》的修订；摘录汉语语法例句。感谢李爱军先生惠赐此资料），使得研究所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茁壮成长，涌现出一批语法大家。

　　道传而弥新，在语言研究所的学术沃土上，历史句法学、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实验语言学等新方向蔚然成林。这正是对先生治学精神的最好承继：即将它融于学理之新域，应乎时代之大问。

　　学术的潮流奔涌向前，来到了更为开阔、也更为复杂的时代交汇口。我们所面对的，是全新的“材料”，是全新的“问题”，也呼唤着全新的“方法”。在这奔涌的潮流中，罗常培先生的思想遗产始终是我们的压舱石与定盘星。那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思想的罗盘，以综合贯通为方法的利器，去回应这片土地上最真切的时代命题。

来源：《中国语文》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