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基石。语言文字学则是一门与传统人文科学、现代认知科学、脑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密切关联的前沿学科，是现代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文字与社会、民族、政治、哲学、逻辑、宗教、教育、经济、法律、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典藏保护、文明传承与传播、信息技术、心理、神经与脑、认知发展、医学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是人类的定义特征。动物也拥有人类的许多认知能力，但唯独不拥有语言。语言是把人类与非人类相区分的一条分界线。与语言相比，文字则出现得比较晚。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德国思想家F.恩格斯认为：“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研 究 对 象

　　人类语言是一种很令人着迷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从C.R.达尔文演化论的角度看，一切事物都有某种可以称为前身（precursor）的东西。但如果用演化的眼光来看人类语言，它的前身在哪里会让人们非常困惑。有很多动物都可以进行传信，这种传信可以是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化学的。灵长类的传信系统非常复杂，在若干方面与人类语言有相似之处。灵长类的呼唤（call）意义多样，取决于声音的种类、亲疏关系、社会等级等。黑猩猩还会使用很多表情、姿势、手势、声音等进行传信。但动物的这些传信系统都无法与人类语言相比，因此很难看作人类语言直接的前身。

　　与动物的信号系统不同，人类语言具有“以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语句”的特点——人可以说出自己以前没有听过或者说过的句子。按照美国语言学家A.N.乔姆斯基的说法，人类语言的这一特点代表了人类语言的基本属性（basic property）。这种语言生成能力为人类所独有，动物则不具备，而且这种能力在个人、种族以及民族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因此，这种能力具有生物遗传学上的意义。

　　从演化的历史长河来看，人类语言的出现大概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有学者认为，是在8万～10万年前人类中的一组发生了生物演变（biological change），即乔姆斯基所说的大脑的重构（rewiring），由此具有了递归能力，于是产生了语言。

　　世界上现有6000～7000种语言，但是在这些语言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有文字。公元前3200年左右，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字。公元前3100年左右，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人创造了圣书字（见埃及圣书字）。汉字是汉民族创造的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至少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其发展经历了原始文字、甲骨文及商周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秦至汉代的古隶书，以及以隶楷为主的近代汉字和记录现代汉语的现代汉字各个阶段。

二、发 展 简 史

　　1.中国语言文字学及其分支

　　中国的先哲很早就认识到，语言是人的定义特征。《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云：“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礼记·曲礼》则指出“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除此之外，《荀子·正名》讨论了关于名实关系的语言哲学问题，还提出了“约定俗成”的概念，对语言的社会性发表了深刻见解。

　　①语文学

　　虽然古代的先哲们很早就认识到只有人才有语言，但是他们一开始主要的研究兴趣却不是“为什么只有人才有语言”这一现代语言学问题，而是如何通过语言文字研究去正确地解读经书。解经的需要决定了古代先哲们最早关注的问题是语文学问题。传统的“小学”，即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并不是独立的学科，而是经学的附庸，其主要任务是解经，要解经就要识字，要识字就要解决字的形、音、义问题。语文学的主要工作是经书的校勘和训诂，而校勘和训诂是把握、理解经书这类古代典籍文献的关键。语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典籍中的字、词与文句，而不是鲜活的日常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语言研究就不会关注语言之间的联系以及语言体系内部的层次结构，也不会关注语言的变异与发展。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说文解字》的目的就是为了解经，即通过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训释汉字字义，达到“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的目的，从而满足正确地解读经书的需要。

　　《说文解字》是按部首排列的，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来分析汉字，奠定了汉语文字学的基础。而成书于战国或两汉之间的《尔雅》和成书于三国时代的《广雅》则是按义类编排的，可视为世界上较早出现的同义词典。西汉扬雄的《方言》以“通语”作参照，记录了西汉时中国各地词语的差异。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汉代儒生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启发，开始重视音韵研究，创立了反切注音法。东汉刘熙的《释名》以声训解释名物，实为“因声求义”的滥觞之作。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和北宋陈彭年、丘雍的《广韵》是按韵排列的韵书，为汉语中古音提供了声、韵、调分类完整的音系，成为汉语音韵学的经典。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则侧重考证古音、训释字义。这些传统的语文工具书，重点都是在汉字的形、音、义，而不在语法。

　　“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是用来表征语言的”现代语言学共识也是清代优秀学者的共识。段玉裁在《说文解字》“土部”注中说“故文字之始作也，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音必先乎形”。王筠《说文释例·形声》也指出“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声，依声以造字，而声即寓文字之内”。清代学者在《说文解字》研究方面的贡献之所以能远超前人，就在于重视音的研究，发展出“因声求义”等透过文字探求语言本性的先进方法。清代朴学从戴震到段玉裁，再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再到俞樾、孙诒让，最后到章太炎，一路辉煌，最后到达了“无路可走”的顶峰。直到王国维以“兼通世界学术”的开阔视野，娴熟运用考据学等工具，充分利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结合古地理学研究成果，通过“二重证据法”把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才重新开辟出一条具有近代学术特点的治学之路。

　　②音韵学

　　音韵学是汉语言文字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切韵》等不同时代韵书的编纂、治音诸家对上古音韵部的探讨、等韵学对韵书音系的梳理分析等，都是珍贵的学术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现代音韵学力图复原韵书背后的活语言音系，所以首先关注韵书音系的语言基础。20世纪60年代前期，学界就《切韵》的音系性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周祖谟、黄淬伯、邵荣芬、王显、赵振铎、何九盈等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大家比较认可的意见是，《切韵》是以中古实际语音（洛阳）为基础的，但作为读书音可能有存古或吸收其他重要方音成分的情况。研究《切韵》音系的代表性专著为李荣的《切韵音系》。《切韵》作为中古音的代表，其音系的确立，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更坚实的参照和支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语上古音系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王力的《汉语史稿》《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先秦古韵拟测问题》、严学宭的《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初探》、周祖谟的《诗经韵字表》等。改革开放之后，上古音系研究的重要成果有方孝岳的《汉语语音史概要》、李新魁的《古音概说》《汉语音韵学》、王力的《诗经韵读》《楚辞韵读》《汉语语音史》、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何九盈的《上古音》等。在汉语史领域比较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是郑张尚芳的《汉语上古音系表解》（油印本，1981）和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

　　③文字学

　　在中国，广义的语言学包括文字学，因此常合称语言文字学。在文字出现之前，古人使用刻符、结绳或画图的方法记事。中国远古时代陶器上的刻符、古人用以占卜的八卦都可以视作一种表征事物的抽象符号。古代汉字中一些数字的字形，如十、卄（二十，“廿”的异体字）、卅（三十），可能就是结绳之形的反映。除了用刻符和结绳记事，古人还使用图画记事。1915年，沈兼士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字学时编写过一本《文字形义学》讲义。他在这本讲义中指出，汉字的演化经历了文字画、象形文字、表意字、表音字四个阶段。后来，他在《初期意符文字之特性》一文中又对文字画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发展。他指出，在文字画与汉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为“初期意符字”的过渡阶段。1987年，汤炳正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上的《〈说文〉歧读考源》一文也认为，“从表达意义之图画走向标记语音之文字，其间还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而在此过渡阶段，文字与语言之间是处于游离状态与不稳定情况之中，甚至在语言与文字已经基本结合之历史阶段，仍然残存少数语言与文字之间若即若离之奇特现象”。据此，汤炳正认为“并非文字出现之初即为语言之符号”。周有光的《世界文字发展史》指出，世界文字的发展历史分为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字母文字（拼音文字）三个时期。在这个分期中，文字画和刻符属于原始文字。文字画和刻符并不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如果只有记录语言的文字才可以称作文字，那么原始文字只能算作文字的前身，而不能算作文字。用以记事或传递信息的图画和刻符与数学符号、逻辑符号一样，是义符性质的（semasiographic），而不是音符性质的（glottographic）。义符的特点是直接与概念关联，不与词语关联。古典文字与字母/拼音文字是两种不同的文字类型。属于古典文字的汉字、楔形字和圣书字是自源文字，而从古典文字中发展出来的字母/拼音文字则属于借源文字。

　　虽然文字的定义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但是不同的文字类型与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拼音文字的字母记录语言中的音段音位，实际只涉及语言单位的语音一面，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比较简单，整个文字系统也相对简单。因此，在普遍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文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比较疏离，语言学一般不包含文字学的内容。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表意兼表音”的语素-音节文字，因此有一系列不同于记录辅音、元音的拼音文字的属性：①每个字符记录以音节为单位的语素，有音有义，加上汉字的字形，形成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单位。②字符数量庞大，字符间在形、音、义方面有各种历时和共时关系，整个文字系统远比拼音文字复杂。③作为不直接表音的语素文字，汉字可以随着语音的历时演变和方言差异有不同的音值，但不同音值间因有共同来源而存在对应关系，使汉字的字符-读音关系很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字符-读音关系。④汉字不但记录汉语，也对汉语有一定的反作用，文字的分合尤其对汉语语素的分合影响很大。以上四点，使得汉字本身成为一个需要研究也值得研究的庞大系统，也使汉字的研究和汉语研究的关系高度关联，因而中国的文字学不但是汉语语文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与拼音文字之间的不同在脑神经机制方面也有所反映。2000年，谭力海等学者发表在《自然》等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成果发现，中文使用者加工汉字的脑区是接近运动区的左半球额中回，而英语母语者主管英文文字加工的部位是左脑颞顶区。英文文字加工至少涉及四个脑区，均分布在左半球；而汉字加工至少涉及七个脑区，其中五个分布在左半球，另外两个在右半球。

　　中国的文字学在古代称作“小学”，而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并无独立的学科地位。“小学”这个名称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清末才被章太炎以“语言文字之学”取代。之后，文字学开始逐渐获得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但是，正如唐兰在《中国文字学》（1949）中指出的，“因为中国的文字是特殊的，在一切进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候，她却独自应用一种本来含有义符的注音文字”，所以中国文字学是“一种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学科”。唐兰认为给文字学找一个可以配合的科学名称不太容易，他把中国文字学翻译为“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1952年，波兰裔美国亚述学家I.J.盖尔布在著作《书写研究：文字学基础》（A Study of Writing: The Foundation of Grammatology）中首次用了“grammatology”（文字学）这一英文术语。“gramma”源自希腊文，意思为“书写符号”（written sign）， “grammatology”的意思是“对书写符号的研究”。1967年，法国哲学家J.德里达出版的《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就采用了盖尔布提出的“grammatology”这一术语。

　　20世纪初，文字学研究一方面延续小学的传统，侧重形、音、义的综合研究，一方面出现了把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进行分离的发展方向。何仲英的《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1922）、贺凯的《中国文字学概要》（1931）、马宗霍的《文字学发凡》（1935）、张世禄的《中国文字学概要》（1941）等，通过综合研究汉字的形、音、义揭示汉字的奥秘。20世纪初大约同一时期，北京大学开设的文字学课程开始把音韵学从文字学中分离出来进行教授。钱玄同讲授“文字学音篇”，朱宗莱、沈兼士讲授“文字学形义篇”。沈兼士于1915年开始编写《文字形义学》，1921年发表《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形成了研究文字学的形义学流派。其后，胡朴安出版了《文字学ABC》（1929），杨树达出版了《文字形义学》（1943），高亨出版了《文字形义学概论》（1963）。同一时期，另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把字义和文字的形体进行分离，形成了主要以形体为主进行研究的学派，即形体派。这一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有吕思勉的《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顾实的《中国文字学》（1926）、蒋善国的《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1930）、容庚的《中国文字形篇》（1931）、唐兰的《中国文字学》等。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指出，他的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因为在他看来，“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

　　自许慎的《说文解字》以来，古文字一直是中国文字学的一个研究重点。古文字的研究对象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和简帛文字。中国古文字学虽然以先秦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考古发现的汉代初期的一些文字材料还经常保留着先秦文字的一些特点，所以其研究对象也经常包括汉武帝之前的一些文字。

　　④甲骨文考释

　　中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是孙诒让于1904年写成的《契文举例》。在孙诒让之后，罗振玉、王国维对于甲骨学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其研究范式被学界称为“罗王之学”。随着甲骨学的创立以及殷墟科学考古发掘的开展，甲骨文研究出现了四位最有影响的学者，形成了“甲骨四堂”，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在“甲骨四堂”之后，早期从事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学者还有丁山、王襄、容庚、商承祚、于省吾、唐兰、杨树达、陈梦家、胡小石、林义光、徐中舒、吴其昌、张政烺、孙常叙、管燮初、屈万里、严一萍、金祥恒、张秉权、李孝定、饶宗颐，以及加拿大学者明义士、日本学者岛邦男和白川静等。后来，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则有姚孝遂、李学勤、裘锡圭、高明、林沄、陈炜湛、李家浩、王宇信、宋镇豪、刘钊、黄天树、许进雄、蔡哲茂、李宗焜、朱歧祥等。“甲骨四堂”之后，甲骨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是胡厚宣。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的陈子展曾作诗《题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盛赞“甲骨四堂”及胡厚宣对甲骨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其诗云：“堂堂堂堂，郭董罗王，观堂沉渊雪堂化，彦堂入海鼎堂忙。君不见，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弥复光。”

　　甲骨文研究似乎已经进入某种“瓶颈”期。甲骨文有4000多个字，其中可以辨认其形、音、义的字有1000多个，后人很难再向前推进前人无法辨认的字的考释工作。未来的甲骨文研究，不仅需要把古文字学与上古音研究进一步结合，也需要提出一个可以用于卜辞断句、词类定性以及句法结构分析的理论框架。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甲骨文研究更有必要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统计学习模型，寻找学科发展的新突破点。

　　⑤金文考释

　　金文（又称钟鼎文、吉金文）的研究始于宋代的金石学。清代学者利用金文互证《说文解字》，探究字源，取得了古文字研究的初步成绩。进入中华民国之后，金文研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中华民国初期，金文研究以“罗王之学”为主导，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是金文文字考释的引领性著作。《观堂集林》之后，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最有影响。除了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之外，研究金文的重要学者还有杨树达、于省吾、容庚、唐兰、商承祚、陈梦家、张政烺、周法高等。其后，有影响的金文学者有李学勤、马承源、张亚初、吴镇烽、王辉、朱凤瀚等。

　　21世纪20年代，金文研究仍然以文字考释为主，在研究议题上似乎很难有新的突破。另外，由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新的材料出现，金文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瓶颈”效应。

　　⑥竹简文考释

　　近三十年，由于不断有新竹简被发现，古文字研究的热点已经逐渐转移到竹简文上面，研究的重点是以新出竹简互证传世文献，力图借助竹简文对先秦典籍做出新的训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甲骨文、金文仍然是古文字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甲骨文、金文是最早的古汉字，探究汉字字源不能不研究甲骨文、金文。甲骨文、金文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汉字的初始字形和字义，也可以帮助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初始形态。此外，竹简时出，犹有竟时。竹简文的研究很快也会面临甲骨文、金文研究所面临的同样问题。未来的甲骨文、金文、竹简文研究要想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必然要走一条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道路。只有通过文字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以及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以新的理论和方法对甲骨文、金文、竹简文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才能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进而把甲骨文、金文、竹简文研究引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⑦古文字学理论

　　除了文字考释，古文字学在一般理论的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唐兰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为古文字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唐兰认为，传统的“六书说”存在定义不清等诸多问题，他在否定六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象形、象意、形声的“三书说”。1956年，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对唐兰的三书说做了修正，提出了象形、假借、形声的“新三书说”。1988年，裘锡圭出版的《文字学概要》认为，陈梦家的“新三书说”基本上是合理的，“只是象形应该改为表意（指用意符造字）”。

　　1938年秋至1944年秋，陈梦家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文字学。1939年夏，他将授课讲义编辑装订成册，名为《文字学甲编》，该书共六章。1942年4月，陈梦家续作第七章“古文字学材料”，但只写了“甲骨文”一节，为未完成稿。1943年，他又编写了《中国文字学》（重订本），但也只写了两章。1944年秋，陈梦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作英文讲义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eography（《中国古文字学引论》）打印稿。以上三种讲义后来收入《陈梦家著作集·中国文字学》，2006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20世纪80年代，古文字学领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如姜亮夫的《古文字学》（1984）、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1985）、林沄的《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1988）、陈世辉和汤余惠的《古文字学概要》（1988）、陈炜湛和唐钰明的《古文字学纲要》（1988）、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1989）等。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赵诚的《甲骨文字学纲要》（1993）、许进雄的《简明中国文字学》（2000）、刘钊的《古文字构形学》（2006）、黄德宽的《古文字学》（2015）以及冯时的《中国古文字学概论》（2016）等重要的古文字学理论著作。

　　⑧语法研究

　　中国传统语文学并不以语法为研究重点。传统语文学与语法相关的研究主要是虚词，但并没有把虚词作为语法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如王力所说，因为虚词也是词，可以“作为词汇的问题来解决”。真正的语法研究直到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才开始出现。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汉语语法书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马氏文通》既参照了拉丁语语法体系，也吸收了汉语虚词已有的研究成果。在《马氏文通》之后，语法研究逐渐开始得到重视。1924年，黎锦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语法《新著国语文法》。1942～1944年，吕叔湘分卷出版了《中国文法要略》；1943～1944年，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1952～1953年，丁声树等人在《中国语文》连载《语法讲话》，1961年修订后以《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为名出版；1979年，吕叔湘出版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82年，朱德熙出版了《语法讲义》。国内出版的这些语法著作都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在借鉴吸收国外语法理论和充分尊重并努力发掘汉语事实的基础上，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汉语语法研究框架，为汉语语法学的大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语法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科目。

　　由于汉语没有屈折形态，动词和名词缺乏形态标记，所以词类的划分问题以及主语和宾语的确认问题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20世纪50年代，学界曾围绕词类问题、主宾语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讨论的焦点是汉语实词有没有词类分别、以什么样的标准划分词类和如何确定汉语主宾语成分等。高名凯连续发表了《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1953）、《再论汉语的词类分别》（1954）、《三论汉语的词类分别》（1955）三篇讨论词类的论文，引发了学界对词类问题的关注。1954年，吕叔湘在《中国语文》发表的《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文则是词类研究的纲领性文献。关于汉语主宾语问题，研究的重点之一是主语和宾语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主语和宾语应该以语义为基础，根据施受关系来定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主宾语应该从形式出发，根据句法位置来定义。参与主宾语问题讨论的学者有曹伯韩、陈望道、洪心衡、向若、徐仲华、王力（原名王了一）、王宗炎、张斌（笔名文炼）和胡裕树（笔名胡附）、颜景常、邢公畹、张志公和周祖谟等。

　　20世纪8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尝试突破结构主义的瓶颈，寻找一种更能反映汉语特点的研究方法。胡裕树和张斌率先提出了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句法、语义和语用）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者有范继淹、范晓、李临定、陆俭明、饶长溶、邢福义和徐枢等。此外，活跃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前沿阵地的学者还有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后便开始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如陈平、黄国营、陆丙甫、马庆株、邵敬敏、沈家煊、杨成凯等，以及1977年、1978年考入大学并在大学毕业后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如刘丹青、萧国政、戴耀晶、孔令达、李宇明、周国光等。

　　进入21世纪，语法研究开始在理论构建方面做出积极探索。2007年，沈家煊发表了题为《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的重要文章，提出了“名动包含”的词类观。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论著《名词和动词》（2016），用“名动包含”思想对一系列汉语语法现象做了解释。“名动包含”的观点在学界引起了较为热烈的讨论，促进了人们对汉语特点的进一步思考。2011年起，刘丹青发表了《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等系列论文，构建了语言库藏类型学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提出了显赫范畴、入库、离库、库藏裂变、跨范畴对应、寄生范畴等概念，从跨语言视角研究形-义关系，尤其关注形式库藏对语义表达的反作用，特别关注由强大库藏所负载的显赫范畴的作用。2014年起，方梅组织召开“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系列研讨会，积极引进并推动互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互动语言学框架内为汉语语法研究探索新的路径。袁毓林则提出“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力图整合多种理论工具构建适合意合语法的描写体系。胡建华在《论元的分布与选择：语法中的显著性和局部性》（2010）和Prominence and Locality in Grammar: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Wh-Questions and Reflexives（《语法中的显著性与局部性：Wh疑问句与反身代词的句法和语义》，2019）中致力于构建解释汉语语法系统运作的“显著性和局部性”理论；在《什么是新描写主义》（2018）中提出了“新描写主义”的学术思想，主张使用不断更新的理论工具，对显性或隐性的微观语言事实做细颗粒度的刻画和描写，并在跨语言比较中揭示语言的共性和个性。以上这些语法理论研究，都是在探索建设既面向世界又尊重中国语言实际的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体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说明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三段论”中，已经在逐步迈向第三个阶段。

　　2.西方语言学

　　①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5世纪：古印度、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语言研究

　　国外最早研究语言的是古印度学者，而古印度的语言研究也与“经”有关，只是古印度语言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解经，而是传经。为了能够更好地传诵古老的梵文颂歌，古印度的学者对传经、诵经的语言（古梵语）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最早从词源学、语文学（philology）及语义学角度研究语言的著作是公元前7世纪（一说公元前5世纪）古印度耶斯迦所著的《尼卢致论》（Nirukta）。《尼卢致论》把词分为四类，即名词、动词、介词和助词，认为在这四个词类中，动词是根本，而名词源于动词，从动词出发来把握名词，应该是词源学者分析词性时所秉持的信条。

　　在《尼卢致论》之后，古印度语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波你尼的梵语语法《波你尼经》（又称《八章书》），代表了古印度语言研究的最高成就。《波你尼经》共分8章，全书共有近4000个经句（sutra），一个经句便是一条规则（又称口诀）。《波你尼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共时形式语法，它刻画和描写的是当时正在使用的古梵语。更重要的是，它不仅详细描写了古梵语的音系、形态和句法规则，而且显示这些规则具有生成性，是一种“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系统。

　　古印度语言学对西方语言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19世纪，欧洲语言学家学习并借鉴了古印度语言学中语音和语法分析的概念和方法。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家J.L.C.格里姆对德语中的元音交替（ablaut）的描写曾受到古印度语言学对元音递变（vowel gradation）的分析的启发。美国语言学家L.布龙菲尔德对美洲印第安语言中的梅诺米尼语的分析便借用了《波你尼经》中的一些形态音位分析技术。古印度语言学家区分语言成分具体实现之前的恒常存在（sphota）与具体实现之后的现实存在（dhvani），而这种分析与现代语言学中关于语言和言语、位与非位的区分十分相似。《波你尼经》还提出了零形式这一概念。波你尼把所有的名词都分析为“词根+词缀+词尾”三部分，而当有的名词缺失这三部分中的某一部分时，他认为这一部分以零形式的方式存在。这与汉语音韵学中零声母一类概念有相通之处。

　　尽管欧洲语言学对古印度语言学多有借鉴，但它的主流传统仍然是古希腊和古罗马语言学。古希腊人是欧洲语言学传统的创始者，被古罗马的拉丁语学者追随。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过语音学、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问题，但是第一部对希腊语做出系统而清晰描写的语法著作是特拉克斯的《语法术》（Technē Grammatikē）。《语法术》对词类系统和形态分析的叙述为以后的句法分析奠定了基础。《语法术》首次区分了名词（包括形容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词类。特拉克斯谈到了名词的性、数、格等特性，以及动词的时态、语态、语气等特性。他还指出，语法描述有两个基本单位，即句子（语法描述的上限）和词（语法描述的最小单位）。他把句子定义为一个表达完整思想的基本单位，这一定义沿用至今。

　　公元200年左右，古希腊语法学家迪斯柯鲁斯的著作《论句法》（Peri Syntakseos）在特拉克斯确立的语音与形态体系的基础上，对希腊语的句法做了详尽系统的描写，区分了相当于现在的“主语”和“谓语”的概念。

　　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欧洲语言研究的“希腊时期”，那么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则可称作“罗马时期”。在语法研究方面，杰出的代表为瓦罗。瓦罗的《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共25卷，留存下来的仅有第5～10卷及其他几卷的一些残篇。《论拉丁语》的主要贡献在于区分了词的屈折形式和派生形式。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代表人物分别为多纳图斯和普里西安。多纳图斯的《小艺》（Ars Minor）和普里西安18卷本的《语法原理》（Institutiones Grammaticae）在整个中世纪都被用作拉丁语语法的典范教科书。他们的著作都沿用了古希腊学者的术语和范畴，起到了连接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桥梁作用。《语法原理》还促成了13～14世纪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的形成。

　　②5世纪至14世纪：经院语法学家对普遍语法的探索

　　从公元500年左右到文艺复兴前，拉丁语语法知识是学者必须具备的“七艺”（逻辑、语法、修辞、音乐、数学、几何、天文）之一，这一时期的语言学称为中世纪语言学（Medieval linguistics），经院（scholastic）哲学占主导地位。经院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所有学科共同的起因和基础。受经院哲学影响，中世纪语言学研究的主流也是经院语法。经院语法倡导的是普遍语法。经院语法学家认为，通过深入研究一种语言就可以揭示普遍的原则，这正是很多现代语言学家持有的观点。

　　13～14世纪的经院语法学家构成摩迪斯泰学派（Modistae）。这一学派的中心思想是，每个词除了有读音和意义之外，还有一套称作“表意方式”的特性，表意方式决定词的意义如何被编码到语言中去。摩迪斯泰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有R.贝肯。贝肯认为，所有语言的语法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语言之间的差异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摩迪斯泰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主要是托马斯，著有该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表意方式或思辨语法》（De Modis Significandi Sive Grammatica Speculativa）。托马斯的理论把语言与认知和本体论（ontology）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现实世界的存在物有多种多样的特性或存在方式，因此人们对其把握和理解自然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人们会使用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来表征其特性或存在。存在物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物的本质特性不可分离，但存在物的存在方式不等于存在物的本质特性。同样，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离不开概念，但理解方式也不等于概念。同样的道理，表意方式虽与词的意义分不开，但二者也互相区别。实际上，表意方式包括一个词除了形式和意义之外的所有特性。表意方式分为基本方式（essential mode）和次要方式（accidental mode）两类。例如，名词与动词的区分属于基本方式，因为所有的语言都必须区分出主语和谓语，而要区分主语和谓语首先要区分名词和动词；时态属于次要方式，因为它可以被时间副词替代。

　　③14世纪至19世纪：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

　　14～18世纪，语言研究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学（Renaissance linguistics）阶段。这一时期，随着欧洲势力的向外扩展，西方学者扩大了研究视野。他们除了继续研究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外，还研究包括西班牙语和波兰语的印欧语，并且对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外，美洲和亚洲各种语言的发现，使西方学者有机会接触大量域外语言以及非希腊罗马传统的语法分析。学者们收集了许多语言材料，写出了不同语言的描写语法，历史主义的观点也初露端倪。学者们通过对罗曼语族语言及其同源语拉丁语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从而对语言演变过程有了新的认识。

　　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语法学家是P.拉米斯，被称作结构主义的先驱。拉米斯分别撰写了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语法。他的语法研究强调用法和形式。他认为，语法描写和分类应该建立在词形式（word form）之间的结构关系基础之上。

　　这一时期，语言学出现了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之争。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J.洛克和F.培根。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为法国的R.笛卡儿。语言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主要反映在17世纪的法国波尔–罗瓦雅学派，代表人物为波尔–罗瓦雅修道院隐士、语言学家C.朗瑟洛和A.阿尔诺，两人合著《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又译《波尔–罗瓦雅语法》，1660）。因两人提出的语法理论依据是笛卡儿的哲学思想，所以该语法理论又称笛卡儿语言学。波尔–罗瓦雅学派认为，人类理性是一切活动的普遍基础，强调语法与逻辑的一致关系，并指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思维和言语能力，都有一个统一的思维逻辑模式作为一切语言的基础。波尔–罗瓦雅学派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普遍语法，而语法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探究语言的共同基础以及造成语言之间差异的原因。

　　波尔–罗瓦雅学派对17～19世纪的西欧语法理论有很大影响，但后来兴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它却评价甚低，直到20世纪60年代受到乔姆斯基的高度评价而重放异彩。乔姆斯基在《笛卡儿语言学：唯理思想史中的一章》（1966）中称，生成语法理论实质上是波尔–罗瓦雅理论的现代翻版，此后则评价《普遍唯理语法》是“开创哲学语法传统之作”。

　　④18世纪、19世纪相交之际：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18世纪、19世纪相交之际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从19世纪开始，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法三个主要阶段。

　　随着欧洲势力向全球扩张，西方语言学家接触到了欧洲以外的许多语言，收集了世界各地丰富的语言材料。在印度沦为英属殖民地后，欧洲人获得了包括梵语在内的印度诸语言的第一手材料，梵语与欧洲语言的近似之处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英国语文学家W.琼斯注意到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词根和语法形式上有着十分接近的亲属关系，指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德国语言学家F.von 施莱格尔的《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Ue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制定了印欧语言谱系分类的标准，从理论上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历史比较语言学做出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建立语言的谱系分类，对世界上诸多语言的历史发展及其来源关系进行说明。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家A.施莱歇尔在1853年出版的著作《谱系树》（Stammb?ume）中提出了谱系树模式。他的《谱系树》一书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的出版时间早6年。他提出了原始语（proto-language）假说，并构拟出原始印欧语，通过谱系树展现一个语系从原始语到各种语言的演化历程。但是，谱系树模式也有不足之处，它的主要问题是无法解释语言接触影响下的语言演变。有一些语言虽然不具有亲属关系，但在地理分布上彼此邻近，因此会互相影响，产生语言接触下的语言演变，使得这些语言的语音和语法结构获得一系列的共同特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施莱歇尔的学生、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家J.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借用物理学中关于传递的概念，提出了语言演变的波浪说。波浪说认为，语言形式的变化就像水中的波浪从接触中心点向各方扩散一样，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四周扩散。这一学说不仅适用于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以及语言与方言，也适用于在地理分布上彼此接近的非亲属语言。根据波浪说，地理分布上彼此相近的语言会在形式特征上趋同，而随着彼此之间距离的拉大，语言之间的差异就会加大。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奠基人除了格里姆，还有丹麦的R.C.拉斯克、德国的F.葆朴。拉斯克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或冰岛语的起源调查》（1818）通过对词汇和语法对应关系的分析，论证了日耳曼语与希腊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之间的亲缘关系。格里姆认为，语音对应规律是建立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系的基础。他在拉斯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希腊语、哥特语和高地德语的语音变化定律，即格里姆定律。葆朴通过比较梵语与欧洲古代语言，提出印欧语言语法形式的原始结构。

　　19世纪初，普通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初创。普通语言学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学者F.W.von 洪堡认为，人类语言的特点就是以有限的手段来表达无限的思想。他阐明了在普通语言学框架内对人类语言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的方向，同时指出，要探究人类语言的共性，就必须充分认识语言能力。他认为，语言能力是超个人的，也是超民族的，因此是人类共有的。此外，他还提出了对世界上古今语言进行形态分类的方法。

　　19世纪后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出现了一个有影响的学派——青年语法学派（又译新语法学派）。该学派由德国语言学家K.布鲁格曼和A.莱斯金以德国莱比锡大学为中心形成，因此又称莱比锡学派。该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H.奥斯特霍夫、B.德尔布吕克、E.西弗斯、K.维尔纳、H.保罗和O.贝哈格尔等。1878年，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编辑出版了名为《印度–日耳曼语言形态学研究》的杂志，在其创刊号《前言》中，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指出：①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有例外。②类推在语音–形态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1875年，维尔纳指出，语言中每个规律的例外都必定有它的原因，不规则中必定有规律，因此他主张把许多人说的“没有一个规律无例外”改为“没有一个例外无规律”。他对格里姆定律的例外情况的解释被称作维尔纳定律。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对于青年语法学派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语音规则被视作一种自然法则。青年语法学派在坚持语音规则的绝对规律性的同时，还强调通过类推进行创新的重要性。类推无论对于近代语言还是对于古代语言，在构成新的语言形式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青年语法学派还强调语言研究不能脱离对说话的个人的研究，因为语言变化的出发点是说话的个人。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是现代语言科学的第一个里程碑。它打破了传统语文学的桎梏，把语言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使语言研究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20世纪早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发表《中国音韵学研究》，由语言学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成中文专著在中国出版，将历史比较语言学引入中国，促进了音韵学的现代化和现代方言学、民族语言学的形成发展。1928年，赵元任出版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以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调查研究汉语吴方言，成为历史比较语言框架下中国现代方言学的代表性经典著作。

　　⑤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的诞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比较语言学由于过分强调语言的历时（diachronic）研究，而忽视了对语言的共时（synchronic）研究，其局限性也开始逐渐显现。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F.de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普通语言学教程》由索绪尔的学生根据他去世前留下的讲稿和学生们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成，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学的重心从历时研究开始向共时研究转移。索绪尔认为，没有共时就根本谈不上历时，强调为语言而研究语言。就此，语言学从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狭窄范围内被解放出来，从而奠定了结构主义的基础。此后，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和许多美国结构主义者都坚决主张严格区分历时与共时，但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却倾向于综合二者。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语言和言语的对立，一方面是语言的社会性和系统性的一面与个人言语行为的对立，另一方面是抽象的模式与具体的表现之间的对立。索绪尔划分语言和言语，对布拉格学派区分音位和音子有着极大的影响。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而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需要区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他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arbitrary）。此外，索绪尔还指出语言是形式（form），而不是实体（substance）。他认为，语言符号的实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价值（value）。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和区别。

　　索绪尔还区分了组合（syntagmatic）关系和聚合（paradigmatic）关系。组合关系体现的是语言成分之间的“在场”（in praesentia）关系，而聚合关系表现的是语言成分之间的“不在场”（in absentia）关系。

　　在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1926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V.马泰休斯发起成立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标志着布拉格学派（自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的诞生，成员包括R.雅各布森和N.特鲁别茨科伊。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是在功能上有关系的单位构成的系统，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不宜完全分开。它采用的是J.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功能观，认为分析任何语言现象都必须从其功能入手。布拉格学派在研究语言结构时并不忽略意义，认为语言规则要在交际中发生作用，就不能没有一定的意义。布拉格学派最突出的成就在音系学领域。特鲁别茨科伊的《音系学原理》（1939）是布拉格学派关于音系理论的纲领性著作。特鲁别茨科伊把索绪尔的学说应用于音位概念的阐释。他认为，音位是一个语言体系中最小的语音单位，但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音本身，而是能分辨意义的对立（opposition）。对此，布拉格学派的其他成员也有不同见解。例如，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B.特尔恩卡认为，最小的音位单位是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

　　布拉格学派除音系学外，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马泰休斯从信息结构入手分析句子，区分出主位与述位，这种分析称为功能句子观（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特鲁别茨科伊特别重视对于音系学与形态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提出建立形态音系学（morphonology），并引入了形态音位（morphoneme）这一概念。

　　索绪尔的学说也对哥本哈根学派的结构主义有着重要影响。1931年，丹麦语言学家L.T.叶尔姆斯列夫创立哥本哈根语言学会。1943年，叶尔姆斯列夫发表了丹麦语版的《语言理论纲要》（英译本于1953年出版）。叶尔姆斯列夫和H.J.乌尔达尔合著的《语符学大纲提要》（Synopsis of An Outline of Glossematics，1936）首次提到了语符学（glossematics）的新理论。语符学旨在为具体语言的描写提供一个普遍性的理论框架。

　　除了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外，20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出现的伦敦学派（London School，又称弗斯学派）也很有影响力。该学派的奠基人是英国语言学家J.R.弗斯，主要成就在于他的情境语境理论（context of situation theory）。受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弗斯主张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认为意义是语言研究的中心，而情境语境可用作分析意义的理论和方法。弗斯提出，意义就是情境语境中的功能，把一切语言描写都看作对意义的说明。弗斯的情境语境包括参与者、相关的对象以及非语言和非个人的事件、言语行为（verbal action）的效果三大范畴。他认为，言语意义的理解离不开情境语境。

　　弗斯的理论被韩礼德等语言学家继承，形成了新弗斯学派（Neo-Firthian）。20世纪50年代，韩礼德提出了阶和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后来，通过进一步发展这一语法中“系统”这一概念，形成了系统功能语法。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语法被看作各种有内在联系的系统网络。

　　⑥20世纪30至5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

　　20世纪30～50年代，美国乃至国际语言学的主流是美国结构主义（American structuralism，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这一学派的先驱是F.博厄斯。1911年，他出版了《美洲印第安语手册》（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第一卷，他为这一卷撰写的序言标志着美国结构主义的开始。在序言中，博厄斯指出，描写的本身就是目的。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音、语义和语法结构。因此，描写一种语言只能依据这一语言自身的结构，不能套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来进行描写。这一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E.萨丕尔，于1921年出版了《语言论》〔全称《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萨丕尔主张以口语作研究素材。他尤其强调语言模式的心理基础。萨丕尔十分重视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思维的联系，认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萨丕尔的这一设想，经他的学生B.L.沃尔夫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语言相对性（relativity）假说，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

　　1933年，布龙菲尔德出版了《语言论》（Language），标志着美国结构主义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布龙菲尔德认为，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可以观察到的言语材料，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描写。他区分了自由形式（free form）和黏附形式（bound form），提出了直接成分分析法，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语言描写方法，使得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

　　1951年，美国结构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后布龙菲尔德语言学时期”，代表人物是Z.S.哈里斯，他于同年出版了《结构语言学方法》（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哈里斯认为，结构分析的任务是确定单位和单位之间的关系，分布（distribution）而非意义才是语言结构分析的依据。

　　⑦20世纪50年代至今：当代语言学的研究转向

　　1957年是当代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乔姆斯基出版了《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不仅标志着生成语法的创立，而且标志着语言学研究开始从语言本体研究转向人类心智系统研究。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的目标不是分类和描写，而是探究人类的语言能力。人类的语言能力可以理解为一个“以有限规则生成无限语句”的语法系统。乔姆斯基指出，语言研究不仅要做到“观察充分”和“描写充分”，还要做到“解释充分”，而这是美国结构主义根本无法做到的。乔姆斯基秉持心智主义（mentalism）的语言观，以人脑中的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为研究对象，将关注的重点从外在的语言转向大脑中的语言运算机制，从而推动了认知科学的发展，并实现了语言学从本体研究到心理语言学研究再到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研究的重要跨越。

　　生成语法的出现，迅速取代了结构主义在语言学界的统治地位，成为西方现代语言学的主流。生成语法的影响力在当代语言学界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影响不仅波及美、欧、亚、澳等各大洲各国语言学界，而且延伸到文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广大领域。乔姆斯基对当代语言学的影响十分深远，从1957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当代语言学研究，甚至21世纪20年代发展势头正猛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研究，都很难绕开乔姆斯基。不管是赞同他还是反对他，都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生成语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其理论模型不断升级换代。生成语法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古典理论阶段（1957～1965）、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阶段（1965～1972）、扩展的标准理论（extended standard theory）阶段（1972～1979）、原则与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model）阶段和最简方案阶段。1981年，乔姆斯基出版了《管辖与约束讲稿》（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生成语法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原则与参数阶段。原则与参数理论是一套复杂而缜密的人类语言描写和分析工具，在语言描写和分析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威力。在原则与参数理论之后，乔姆斯基又对生成语法做了一次重大修正，于1993年提出了最简方案。

　　最简方案与以往各个发展阶段的生成语法理论相比，在模型的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理论模型设计主要是面向具体语言现象的比较和分析，而最简方案则致力于研究人类语言的基本属性，即人类独有而动物不具备的语言能力。最简方案认为，要回答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就要研究语言，因为语言是动物与人的分界线；而要研究语言，就要探究人脑的奥秘。乔姆斯基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归根结底是一种受大脑的物质结构限制的递归（recursion）能力。人类内在的递归能力具有生物遗传学意义，所反映的正是大脑的奥秘。基于这一原因，乔姆斯基认为，生成语法研究的实际上是人脑的奥秘，即人的认知机制。因此，这一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生物属性的研究。基于此，他认为生成语法也可称作生物语言学。

　　自生成语法诞生以来，语言学领域打破了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许多新思想、新学说不断出现，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生成语法阵营内，也不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提出了诸如词汇功能语法、广义短语结构语法（generalized phrase-structure grammar）、中心语驱动短语结构语法、动态句法学、分布式形态学和概念结构等理论模型。即使是专门针对生成语法而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实际上也深受生成语法的影响。概括来说，语言学领域主要有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大阵营。前者以乔姆斯基为代表，肯定人类语言能力的物种基础或生物学基础，强调句法的自主性；后者主张人的交际功能和认知功能对语言历时演化和共时状态的影响，强调句法规则源于交际功能或认知功能的固化。功能语言学以韩礼德、T.吉冯、S.A.汤普森等为代表，认知语言学以G.莱柯夫、R.W.兰亚克、L.塔米等为代表。

三、重要分支与发展趋势

　　当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趋势是跨语言比较视野下的交叉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学科，从更多方面促进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除了语言文字学核心领域内的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儿童语言获得研究之外，语言类型学、语用学、话语分析、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历史语法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也都不断结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语言类型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关系尤其密切。

　　以J.格林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并发展的当代语言类型学成为跨语言研究的重要推动力，不但形成了蕴含共性等一套基于大规模跨语言语料的成熟研究范式，还通过跨大洲同行合作建成了《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语言共性库（后扩充为“稀有语言现象与语言共性档案库”）等在线资源，这些靠经验科学方式获取的语言共性与生成语法研究的普遍语法形成了互补。语言类型学推动了语言共性背景下汉语特点的深入研究，促进了中国境内丰富的方言和语种资源的跨语言研究。

　　W.拉波夫等学者创立社会语言学，提倡在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尤其是语言变异与社会结构的相关性。社会语言学在中国与方言学密切结合，语言的社会差异和地域差异的互动得到了深入研究，方言分区、方言岛、地方普通话、新派老派、文白异读等现象，都在新的视野下获得了新的认识。

　　历史语言学传统上更关注语音系统的历史演变和基于语音对应规律的谱系关系。随着当代句法学、语言类型学等学科的发展，历史句法学包括语法化学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从不同角度探究和解释句法演变的机制，在此背景下，语法化研究在文献丰富且历史悠久的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产出了许多重要成果。1994年，张洪明发表的研究汉语语法化的论文《汉语“被”的语法化》（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Bei” in Chinese）是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典范之作。次年，刘坚、曹广顺、吴福祥发表的《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汉语语法化研究。21世纪初以来，在吴福祥等学者的引领下，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与语言变异研究发展迅速，产出了许多优秀成果。

　　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研究个体语言获得、语言理解、语言产出的心理过程和机制，致力于探究语言心理现象背后的脑神经机制。在磁共振、脑电、眼动仪等现代技术支持下，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对汉字阅读以及汉语词类和句法的加工机制、语言障碍、老龄化引起的语言衰退以及儿童语言获得与发展等课题做了大量实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汉语句法是否在神经层面存在独立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以谭力海、吴劲松、路俊锋、胡建华为首的学者组成的跨学科大团队于2022年在《自然》杂志子刊《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发表的论文《句法和语义处理在人脑额下回的不同时空表征》（Distinct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ocessing in Human Inferior Frontal Gyrus）采用毫米级高密度皮质脑电技术，首次发现汉语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在左侧额下回存在显著的时间和空间分离，证实了汉语句法加工在神经层面上的独立性。这一成果对于汉语句法语义的本体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现代语言文字学助力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来的语文现代化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字简化、普通话推广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重大语文工作推动了语言规划的科学研究，进而催生了改革开放时代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战略研究，李宇明的系列成果代表了这一研究方向。

　　改变人类生活的电子计算机走进社会后，人类语言的计算机自动处理就成为计算机学界和语言学界共同关注的方向。2022年以来，在海量语料和模拟神经网络算法的基础上，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研发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ChatGPT和DeepSeek的引领下，可以预见，未来不断发展的生成型人工智能平台必将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学术生态带来巨大影响，而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理解等计算语言学传统课题也将在大语言模型中迎刃而解。与此同时需要看到，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助力包括语言学在内的科学研究，但是由于大语言模型是基于巨量文本数据而建立的深度学习模型，其中机器的训练过程和输出过程毕竟不同于刺激相对贫乏的儿童语言获得过程，而大语言模型的学习机制也与儿童语言获得机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此，基于量化的语言理解和产出机制，并不能反映并揭示人类语言获得、理解和产出的规则和内在本质。况且，6000～7000种人类语言中的大部分都不具备构建大语言模型的条件，对众多语言的调查研究乃至应用，离不开语言学的主导。因此，语言文字学的各分支学科在人工智能时代仍具有辉煌的前景。未来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而是如何充分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各种跨学科研究工具，在跨语言比较的视野下，采用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奥秘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