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1980年10月22日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原载于《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总第160期），第12-19页。

一

　　这多少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还做得不坏，但是总的说来，不够多，不够好，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今天我想谈谈如何把我们的语言研究工作再往前推进一步的问题。主要谈汉语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方面。

　　我觉得要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就是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和专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中和外的关系，也就是中西结合问题。很多学科有这个问题，比如美术有中国画和西洋画的问题，音乐有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的问题，医药方面有中医西医的问题，语言学也有这个问题。有些学科结合得比较好，有些学科结合得不那么好，语言学上的中西结合有一定成绩，但是还不很圆满。

　　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语言学传统。中国的语言学传统，严学宭先生将要在这里做专题报告，我就不多说了。简单地说两点：第一，中国传统语言学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研究秦汉以前的古书。有时也对“俗语”做些考证工作，多少有点业余性质，如霍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章炳麟的《新方言》等等，一直到1920年还有一位方毅先生出版一本小册子《白话字诂》，都是站在文言的立场，用文言来解释白话的。第二个特点是以文字为中心，把语言的研究包括在“文字学”之内。从前老北京大学的讲义有《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西方的语言学传统，起初也是以古典语言为对象，后来转移到当代语言，近二百年又扩展到多种语言的比较研究。西方的文字只是声音的符号，没有像我们的文字学那样的学问。他们也有古文字学，只是辨认文字形体，是史学和考古学的辅助学科。西方的语言学传统可以说是以广义的语法学为中心，十九世纪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二十世纪产生了一般性的语言学理论即所谓普通语言学，又有比较语音学。这些都是跟多种语言的研究分不开的。中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研究的对象基本上局限于汉语。

　　以上说的是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传统的差异，现在来谈谈结合问题。西方语言学闯进中国可以说是从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开始，以后又有基督教（新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方言，这些对于清末民初的切音字运动都有影响。语法方面，从十九世纪末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一直受到西方语法学的影响。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结合，而是如何结合的问题。我觉得，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古音的构拟上，因为把传统的声类韵类的研究踉用西方的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方言的结果结合起来，就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跟这个比较起来，语法研究的成绩就要差些，很可能就是因为套用现成结果多了些，钻研方法少了些。

　　有两种偏向我想提一提。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当然不能说这样进行研究不会有收获，但是可以肯定说收获不会很大。要知道现在中国学问已经成为世界性学问，很多国家里边很多学者在那里研究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艺术。他们在方法上，有时候甚至在材料上，有胜过我们的地方。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不一定全都接受，但是至少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如果有的问题别人已经替我们解决了，我们却还在暗中摸索，岂不可笑？

　　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介绍外国的学说当然需要，我们现在介绍得还很不够，但是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就讲介绍吧，也要下一番融会贯通的功夫，枝枝节节、依样画葫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所以会有这两种偏向，主要是由于学习途径不同（中文系，外语系，自学），传授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偏向总还得说是偏向，对于推进我们的工作不利。如果从中国传统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吸收西方语言学方面下点工夫，如果从西方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结合中国语言实际上下点功夫，那就最好了。

二

　　其次，谈谈虚和实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事例的关系（这里说的“事例”，用科学家的术语就是“数据”）。理论从哪里来？从事例中来。事例从哪里来？从观察中来，从实验中来。不管做哪种学问，总不外乎“摆事实、讲道理”六个字。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你要观察它，才能认识它。拿语言来说，每个人每天都接触到大量的语言材料，自己说的话，别人说的话，多得很，数不清有多少。如果你不用心观察，就只感觉有那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你用心观察，就会发现语音的组合有一定的模式，词语的组合有一定的规律。把这些模式和规律系统化，就构成理论。观察语言现象，除了直接听人（包括自己）说话以外，还有书面材料，就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过去研究语言的人偏重书面材料，忽略口头材料，这是不对的。口语至少跟文字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口语更重要，因为口语是文字的根本。研究自然科学，除了观察，还常常进行实验，研究语言能不能进行实验呢？语音可以用仪器来测量，这可以算做实验。语法方面，语义方面，可以提出问题，这样一句话能不能说，这个字眼跟那个字眼能不能搭配，拿来征求别人的意见，这个一般叫做调查，也可以算是一种实验。也可以用来征求自己的意见，那就是反省。

　　如何对待前人的理论？讲语言的书已经很多了，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有关语言的理论了。怎样对待它？科学成果是累积起来的，白手起家是困难的，并且这个时代也早已过去了，前人的理论是我们的财富。但是，对一个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前人的理论无论多么重要，都只是一种参考，要用自己的观察来验证。不能奉为神圣，那样就没有进步了。并且，前人的理论往往有分歧，有矛盾，你把哪一家奉为神圣呢？中国从前做学问的人讲究“家法”，讲经学有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讲理学有程朱之学，有陆王之学，各种学派多得很。外国也是这样，目前就有结构主义学派，有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派之中还有派，结构主义有日内瓦学派，布拉格学派，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如此等等。讲“家法”有好处，免得拼拼凑凑，不成名堂，甚至自相矛盾；但是也有缺点，容易墨守成规，拘拘于一先生之言，不敢越雷池一步。禅宗和尚很有意思，他们一方面常常问“宗风嗣阿谁？”就是问“你是哪一派？”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会“诃佛骂祖”，连释迦牟尼都不放在眼里，求解脱（那是佛教徒的“真理”）还得靠自己。这种精神还是值得佩服的。

　　我们说理论从事例中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事实，也就是材料，决定理论。例如中国音韵学里边讲反切，讲等韵，都跟汉语、汉字的单音节性质有关。又如汉字的构造产生文字学，拼音文字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文字学。

　　理论和事实比较起来，哪一个更重要呢？这个问话好像是多余的。因为理论是理性知识，对事实的认识则仅仅是感性知识，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理性知识当然高于感性知识。但是如果没有感性知识做基础，那个理性知识就靠不住，就可能是骗人的玩意儿（连本人也是受骗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理论不是凭空得来的。他进行了多年的观察，他在贝格尔号船上航行五年，在南美洲和南太平洋的海岛上考察各种生物形态，他在自己的园子里培养各种植物，观察它们的变异，逐渐形成他的生物演化的理论。没有这样积累起来的知识，就是达尔文那样的天才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理论。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从前明朝时候有两位理学家，一位姓刘，一位姓丘。姓刘的讥笑姓丘的，说他只有一屋子银钱，可是没有一根钱串子（绳子），意思是说他写了些书，里边琐琐碎碎讲了不少事情，可是没有一个大道理把它贯通起来。姓丘的针锋相对作了回答，他说，刘某人倒有一屋子钱串子，可惜没有一个散钱，意思是说他空讲大道理，没有事实依据。①你们说散钱和钱串子哪个重要呢？当然成串的钱最有用，可是如果二者不可得而兼，那末，散钱虽然不便携带，捡起一个钱来还有一个钱的用处，光有绳子没有钱可是毫无用处。

　　话是这样说，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你去发现事实。当门得列耶夫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的时候，他排列的周期表上还有不少空位，后来都填满了。同类的例子科学史上还有。

　　当然，既善于观察，又善于与贯通，这是最理想的了。可是人们做学问总难免有所偏，或者比较善于观察现象，搜罗事例，或者比较长于分析条理，组织系统。可以以一方为主，兼顾另一方，不可走极端，走极端就不会有成就。

　　我有一个印象，喜欢搞理论的人多，肯在观察、实验上用功夫的人少，特别是在青年同志里边是如此。别人也有这样的印象。已故的北大饶裕泰教授曾经深有感慨地说，现在的物理系学生十个有九个喜欢搞理论物理，他们不去想，实验物理跟不上，理论物理也就上不去。我看语言研究，至少是语法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向？我想，这是因为搞理论可以得到一种美学上的满足，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过瘾”。你看，化学元素周期表，原子核模型，美不美？美得很啊！语法体系不是也可以搞得很美吗？观察呀，实验啊，既零碎，又枯燥，腻味死了！然而，没有办法：不搞观察和实验就产生不出理论。

　　其实啊，且不说实验，光是观察也并不容易。记得小时候念英语课本，有一课书的题目叫做“有眼与无眼”，说的是一家人家弟兄俩小孩出去游玩，回家之后，大人问他们一路上看见了一些什么东西。哥哥什么都说不出，弟弟却什么花，什么树，什么虫，什么鸟，说出来一大串。观察语言现象也是这样。有人看出来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有好例子，有人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例子也没有。到了写文章的时候要举例，就随便造两句，照着既定的格式往里填，很生硬，不像实际语言里的东西。观察事物的本领也是学来的，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的有名的《近代英语语法》七大本，正文三千四百多页，每页的例句算它二十个吧，就有将近七万个，都是经过挑选的，假定两个例句里边选用一个，就得抄下十四万个例句。做任何学问都要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观察事物和做实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不可有成见。一个人做学问不可能没有一些看法，但是当你进行观察或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把你那些看法暂时忘掉。有科学家说过：“要把一切成见留在实验室的门外”。关于观察，也有人说过：“你只会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对于反面的例子，有人硬是“视而不见”。当然也有人是有意隐瞒，那是不老实，更加不好了。总之，无论观察还是实验，都要把脑筋擦干净，让它像一面一尘不染的镜子。还有，进行调查也要注意不要给调查对象任何暗示，哪怕是不自觉的。比如你去调查一个地方的方言，不要问他“你们管西瓜叫什么？”这样问，哪怕那个方言里边不叫西瓜而叫什么别的，他也会回答你“就叫西瓜”，因为他怕说出土名来招笑话。你可以对他说:“有一种瓜，圆圆的，外面是青皮或者花皮，里边是红瓤或者黄瓤，有很多小瓜子儿，味道很甜，你们管它叫什么瓜？”这样才能得到你要得到的名称。

　　这样看来，喜欢搞理论而不愿意进行观察和实验，可以有两种动机，或者是追求虚无飘缈的美感，或者是逃避辛勤劳动。不管是哪种动机，都不利于学问的进步，很容易使人成为一个空头理论家。

　　难道不能利用别人观察、调查、实验的结果来形成自己的理论？当然可以。可是人家不会光把观察、调查、实验的结果端出来，不加分析，不作假设，专诚准备你去利用。只有极聪明的人才能够看出人家没看出来的道理，这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

三

　　第三个问题是动和静的关系，指的是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是边缘科学和中心科学的关系。近代语言学的发展，拿它的主流来说，是理性语法——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总的说来，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本身，研究的方法是静态分析。

　　静态研究很重要，是根本，但是不应当到此为止，用一堵墙把自己圈起来。语言不存在于真空，语言是供人们使用的。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动态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最近才有，但是发展越来越盛，名目越来越多，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我把它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所谓社会语言学，就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这里边包括很多内容，总起来可以说是研究语言的变异性。我们平常说某一种语言，比如说汉语、英语、阿拉伯语，等等，都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说汉语的人有九亿多，究竟谁说的话可以代表汉语？严格说，没有两个人说的汉语是百分之百的相同。从事语言静态分析的人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只能以“个人语言”（idiolect）为分析对象的说法。这就从反面证明语言的变异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场合，使用的语言或者很不相同，或者大同而又小异。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一个社会里边的多语言现象，研究一个社会的各部分之间的差异，研究一个社会的众多成员之间怎样因对话人不同而交替地或者混杂地使用不同语种，不同方言，不同风格（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或多或少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语言或方言本身的反作用。拿中国的情况来说，在中国人和外国人接触的场合，在民族杂居的地方，在汉语方言地区，在大城市，尤其是新兴的城市，在知识分子中间，在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在不同行业的人们中间，都存在这种多语言现象，都值得研究。对语言静态分析的结果，很容易使人觉得语言是静止不变的，但是任何语言的历史都表明语言是要变的。研究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能使我们更容易看到语言的变化。

　　近若干年来，国外关于心理语言学的著作也出来了不少。可是这一门学问似乎还没有定型，范围还不很确定，有时跟社会语言学有交叉。大致说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生理学方向，研究大脑的语言机制，以及伴随语言或代替语言的身体姿势等。一个是哲学、社会学方向，例如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有些学者，像美国的B. L. Whorf，认为不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能够影响它的语言，它的语言也能影响它的文化模式。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语言的学习，或者叫做语言的获得，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语言教学。国外的语言学文献里所说“应用语言学”往往就专指语言教学。语言学习的研究包括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第一语言的学习，其中包括幼儿语言的研究和学校里的语文教学。学校里的语文教学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国近年来从事这一项研究的人多起来了，这方面的刊物也多起来了，但是还是就事论事的多，也就是讨论这一课怎么教，那一课怎么教。要把语文教学问题解决好，要做些基础研究，需要研究教育心理学，需要研究语言文字本身的规律。语文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就走上修辞学、风格学的道路，也就是文学语言的研究，这是语言学和文学交界处的学科。幼儿学习语言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很有成绩，在我们这里还几乎是空白，要急起直追。过去研究幼儿语言有一大困难，就是记录幼儿的语言，现在有录音机，事情好办多了。

　　另一个分支是第二语言的学习（以前叫外语学习，这个名称有缺点，不能包括例如一国之内一个民族的人学习另一民族的语言）。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在外国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近年来在我国也已经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但是实际教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有两种语言对比的研究做基础，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开展。

　　跟语言的获得多少有些牵连的是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这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老问题。过去想从所谓“野蛮人”的语言里找线索，后来发现不管多么“原始”的民族，它的语言都不“原始”，都很复杂。于是语言学家们宣告：语言起源问题不在语言科学范围之内，语言学杂志上不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照样有。现在研究的方向改变了，改为向动物求教了，蜜蜂的语言，蚂蚁的语言，海豹的语言，都有人研究。更接近人类的黑猩猩，被人们用来做试验，教它某种符号语言，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还没有人能教会它使用有声语言。

　　第三个方面可以概括地叫做数理语言学，就是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这跟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提供一种方法，一种工具。把数学方法用到语言研究上，在计算机出世以前就有，但是现在已经离不开计算机，所以又有人管这门学科叫计算机语言学。目前主要用于三种工作：一，统计；二，检索，例如查篇目，编索引，编词典查用例，等等；三，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等。数理语言学虽然只是一种方法，但是也从一个侧面揭示语言的某些性质，例如词汇里边出现频率和词数构成的曲线，以及某些词、某些模式的多义性，等等。

　　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算做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区别于只作静态分析的纯粹语言学。有些语言学家看不起这些研究工作，说这不是语言学。这不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事实上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常常是互相促进的，应用科学也常常能给纯粹科学提出新问题，开辟新园地。

　　最后谈谈边缘科学里的合作问题。边缘学科一般是跨学科的，需要不同学科的人合作。能够一人兼备，当然最好，但是不容易实现。有人以为同本学科的人合作没有什么困难，比如搞机器翻译，你懂外语，他懂计算机，有你们俩就成。没有这么简单，你也得懂一点计算机，他也得懂一点外语。简单说就是要求彼此都不外行，不外行不等于内行，但确实不同于全外行，全外行是没有法子合作的。

四

　　现在来谈通和专的关系，主要是联系培干的问题，壮大队伍的问题。我国的语言研究的力量还很单薄，离开雄厚二字还远得很，还需要大力培养。

　　通和专的问题是向来有争论的。最好让我们先看看实际情况。在外国的大学里边，教师一般要能教四五门课，同时教两三门。我们这里则是以一人一门为常，教两门的就少了，甚至还有几个人合教一门的，一年只要教两个月的书。我教古代，你教现代，他教理论；我教语音，你教语法，他教方言。各据一方，分工越来越细。是不是每人专搞一门就利于深造？我们的教授、讲师的水平是不是都比外国的高？我看是不见得。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思路狭窄，不利于进步。

　　另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把基础课推给年轻教师教，教授、副教授教范围狭小的专业课，或者躲在研究室里不出来。这个情形跟外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在他们那里，一般情形是，——拿美国做例，别的国家也差不多，——一个研究生选定一个研究题，写出论文，考得了博士，到大学里去担任助教授（别的国家称为讲师或高级讲师，美国也有定这样职称的），总是先教他的博士论文在其范围之内的一门比较专门的课。在教课的同时，扩大研究的园地，逐渐担负起中等范围的专业课，然后才有可能教大范围的基础课，那时候他早已升为副教授或教授了。为什么我们的办法恰好相反呢？我不大懂。当然，如果教授老了，讲课吃力了，当然可以少教或者不教。不过，到了那个年纪，早就退休了。

　　还有教学跟研究分家，这也不好。现在不但是科学院（包括地方的）跟大学分家，大学之内也分家。大学之内设研究所或研究室，这是好的，但是做研究的人不管教课，教课的不做研究，这就不好了。这样利少弊多。教学相长嘛。教课的人常常从学生那里得到启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是你原来没有想到的，这就促进你的研究。不教课就失去这种机会。另一方面，只顾教课而不进行研究，年年老一套，用不了几年就落伍了。外国的情形（苏联和东欧国家例外），除了保密的研究工作，以及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的研究工作，需要专门建立研究所外，一般的研究工作都在大学里边进行，人文科学尤其如此。大学里的教授、讲师一边教课，一边承担一定的研究任务，平时少做，假期多做，尤其是几年一休假，集中时间做些工作量大的研究，这个办法很好。

　　附带谈谈写文章的问题。这看上去是件小事，内容比文章更重要。然而仔细一想，倒也不是一件小事。你著书立说，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宣传你的理论，为了使别人信服？这就有赖于文辞。孔夫子说：“辞达而已矣。”“达”这个字可以作种种解释，不但是要让人看懂，还要让人不费力而就能看懂。人家看不懂还不是文章白写了。曾经有人拿罗素和杜威比较，罗素的文章容易看懂（除了涉及数理逻辑），杜威的文章难懂，不见得杜威的哲学就比罗素高深。杜威有一个学生叫Irwin Edman，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回忆杜威讲课的情形，说他讲起课来迂回曲折，简直叫听的人迷失方向，不知道他要把他们引到哪里去，到最后画龙点睛，做出了结论，使听的人恍然大悟，认识到他讲的话没有一句不为最后的结论服务（好比下围棋的人，东下一子，西下一子，观棋的人觉得莫名其妙，可是下来下去，终于连成一片，赢了这盘棋）。我相信这个话不假，可是我又怀疑是不是非这么讲不可，就没有使听众更容易领会的别种讲法？杜威写的书也大多有类似的情形，是要读者费力才能看懂的。比这个更叫读者伤脑筋的是费了力气而仍然似懂非懂。最近一期的《国外语言学》上有王宗炎先生的一篇文章，②是介绍英国语言学家弗斯的理论的，里边提到弗斯的文章难懂。王先生说:“弗斯还有一点很像乔姆斯基：文字晦涩，意思模糊，说来说去说不清楚。”王先生提到乔姆斯基，对于这位先生我也有同感。这位先生有很多值得佩服的地方，可是“善于表达”不在其内。

　　换一种说法，可以说写文章有两个理想：一是谨严，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不能换；一是流畅，象吃鸭儿梨，又甜又爽口。这两种美德，有人长于此，有人长于彼；当然也可以兼而有之，但是不容易。

　　在座的诸位先生之中，有的以谨严出名，有的以流畅出名，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这两种风格也可以说是各有适用的场合，都能产生好文章。最怕的是什么？是既不谨严，也不流畅。说到这里，想起一个小故事。二十多年前，朱德熙先生跟我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出版之后，送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位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他说谢谢你们送的书，我说请批评指教。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的书比起同类的书来，至少有一个优点，能让我看下去。”你看他这个话够多损，把我们搞语言工作的人骂苦了。然而，值得我们警惕啊。所以我说不要把写文章看作无足重轻的小事，借用刘备的一句话，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写文章不是雕虫小技，王力先生在这里，王先生的斋名不是就叫做“龙虫并雕斋”吗？

　　再谈谈大学生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大学本科是打基础的阶段。如果本科生的课程名目繁多，势必学得不深不透，反而冲击了基础课的学习，也学得不深不透。

　　另一个问题是教学方向。我觉得教大学生决不应该满堂灌，不要希望在四年里边塞满填足，够他一辈子用的。要培养他自学的能力，让他不断自己充实，自己提高。到了三年级就要练习做小题目，学会搜集材料，分析数据，熟悉文献，学会写科学论文的格式和程序。这比多记住几个事实，多背诵一些条条更重要，重要得多。

　　再一个问题是要在中文系和外语系之间通通气。语言研究的后备军主要是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学生。现在的情形是中文系不管学生的外语，外语系不管学生的汉语。课程是有的，可是抓得不紧，结果是中文系的学生不能用外语做工具，不能阅读用外语写的参考书，外语系的学生对祖国语言的历史和现状相当隔膜。这样就很难培养出大量的适合做语言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我们的队伍就壮大不起来。

　　谈谈中文系分文学和语言专业的问题。我觉得完全分开，不一定最好。要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中文系毕业生可能分配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因此要有较大的适应性。几年前有一个大学的中文系部分教师要求成立语言专业，学校领导问他们，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有没有保证。他们来问我，语言研究所能不能包下来，我只能说包不下来。为什么要求分专业？因为文学方面和语言方面的课都多，而且都是必修，这就逼得要分。如果采取学分制、选课制，问题就解决了，比分专业好。现在有的学校也有选修课，但是范围小，作用不大，有名无实。要发挥选课制的长处，就要把必修课尽量压缩。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中文系可以只设两门基础课，一门是汉语通论，把现代汉语、汉语史、汉语方言全放在里边，一门是汉语文学，包括文学史和文学选读。这样可以避免部分内容重复。这两门都要学两年。别的都是选修课。可以要求选修的方面广一些，甚至可以选外系的课，不要集中在一个方面。大学本科还是打基础为主，真正专门化是研究生阶段的事。

　　不管分不分专业，外语都重要，既是学习的工具，也可以做研究的对象。并且一定要学到管用的程度，否则容易前功尽弃。外国大学生一般都通两种外语，通三四种的也很多，特别是母语不是大语种的国家的学生。别的学科的学生尚且如此，拿语言做专业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正如我起头说过的那样，我国语言研究工作进展不快，跟我国学者能利用外文资料的较少不无关系。我希望即将参加我们队伍的年轻的一代能弥补这个缺点。

　　附注：

　　①“刘阁老尝议丘文庄著述，戏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钱，只欠索子。’丘应曰：‘刘希贤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钱。’”（冯梦龙：古今谭概）按：刘健，明洛阳人，字希贤，谧文靖。天顺进士，仕至文渊阁大学士。学宗伊洛。丘濬，明琼山人，字仲深，谥文庄。景泰进士，仕至文渊阁大学士。精通朱子之学，著有《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等。

　　②王宗炎：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的语言理论。国外语言学，1980: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