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单位 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

　　负 责 人 王志平

　　研究状况和选题价值

　　自汉代《说文解字》至今，古文字之学的发展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古文字学发轫伊始，本来与语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从宋代金石学以来，古文字学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关系开始加强，一直影响到现在。

　　建国后，各个高校和科研院所分别从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不同角度研究古文字，作为交叉学科的古文字学，汲取了不同学科的丰厚营养。近些年来古文字学获得了极大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已经从早先的冷僻之学成为当下的热门学问。

　　从古文字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字形研究、文字考释仍然是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基础工作，但容易识读的字逐渐减少，文字考释已转入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阶段。基于这种共识，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语言层面的研究，也就是说，要透过字形研究文字所蕴含或记录的语言信息，文字研究与语言研究应当充分结合起来，使形音义研究各得其所。

　　虽然古文字研究方兴未艾，但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也有学科的内在隐忧。近些年的古文字研究过于重视具体考释、个案分析，相对轻视普遍理论、系统整合，尤其是缺乏语言学视野。同时，有的古文字虽然通过辞例可以推测其意义和用法，但形音义如何分析却不清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形所在皆是。如楚文字中有名的“（文）”字，大家都认为用法相当于“文”，字形分析却莫衷一是。即使是那些形音义分析都已经很明确的古文字，隶定的宽严标准都见仁见智，没有一定之规。如战国金文的“祭”字是否需要根据构件位置的不同，分别隶定为“”“”“”等形，亦无统一见解。这种混沌局面是有违学术科学化准则的，是学术界继续努力的前进方向。

　　古文字研究中存在某些“喜新厌旧”的不良倾向。每一批新材料公布，都会带来一段时间的讨论和研究热潮，热潮过后，静下心来啃硬骨头、冷骨头的不多。“短平快”固然见效明显，但持续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才是推动学术长久稳步发展的基石。我们一贯认为，不应简单追求未识字考释的数量多寡，而应追求新考释文字的质量高低，无论是未识字的新考释，还是已识字的新解说，都应严格遵循和贯彻语言学原则，实现全面考释古文字的一个完整过程，使字形、字音和字义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从语言学角度重新认识古文字与古汉语之间的字词关系。

　　同样，在一些古文字考释成果中，缺乏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也是一种常犯的错误。不顾上古汉语的语音、语义和语法实际情况，在古文字考释中并不罕见。不谈条件，滥用通假者有之；不讲训诂，随文释义者有之；不通语法，生搬硬造者有之。可以说，强调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在如今的古文字研究中显得迫在眉睫，亟待强基固本。

　　以上现象说明古文字学的考释与文字学的分析并不完全相同。即使作为语文学的古文字学考释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但是作为语言学分支的文字学分析则仍未展开。语言学视阈下的古文字研究仍然有广阔的空间等待我们去开垦，去耕耘。从古文字形音义三个维度来看，有几个方面的工作亟需今后开展：一是全面系统总结古文字笔形变异的现象和规律，为今后古文字考释和字形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实例参考。二是充分利用古文字材料探究上古音的变化，总结归纳古文字材料所体现的上古汉语语音变化的规律，特别是例外音变蕴含的特殊规律，为上古音研究提供更充实的材料、更广博的视野、更精细的分析和条例。三是梳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异文对读研究，分析其得失，考察归纳古文字材料中的字义演变规律。以下就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现状作简要的介绍和评价。

　　（一）关于古文字的笔画变形研究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其中不重复的单字大致有4500个左右，而形、音、义都能够确识的仅占三分之一弱，由此可见，文字考释仍然任重而道远。以前人们在文字考释时，多凭借自己的经验或感觉指出某字与某字形体相同或不同，这样经常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甚至造成讹误，即使结论正确，论证过程也往往失之笼统。这几年来的研究工作，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粗线条的研究已经不再适合古文字考释实践，字形序列的细密排队比较、系连及笔画变形的精细研究是亟待开展的工作，这可以让我们避免许多空想和误会。相对来说，目前对战国文字笔画变形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完善，如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萧毅《楚简文字研究》、刘洪涛《论掌握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的重要性》、刘云《战国文字异体字研究——以东方六国文字为中心》等著作对战国文字笔画变形的分类已经十分精密，这为我们继续探讨甲骨、金文中的笔画变形奠定了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古文字研究者对战国文字笔画变形的研究相对较深入，自有其客观因素：一是战国时期文字异形，异体众多，变化剧烈，有的写法奇诡，这自然会引起研究者对笔画比较、笔画变异细节的重视；二是近年来多批简帛文献出土，引发研究热潮，吸引较多研究者关注，对字形的讨论较为热烈而深入。相较而言，目前对甲骨文、金文笔画变异的研究较少，尤其缺少系统的研究，缺少全面描写和理论总结。

　　（二）关于以古文字为材料的上古音研究

　　古代与“《说文》学”并立的另外一派古文字学分支是金石学。早期的金石学研究主要是为了补正《说文》，校勘经史。金文中的音韵问题，最早为王国维于1917年刊发的《两周金石文韵读》，共涉猎从西周到战国初的金石文字四十余篇，在学界很有影响。继之则有郭沫若《金文韵读补遗》、陈世辉《金义韵读续辑》等论著，订正了王氏的诸多不足，也补充了不少新资料。于省吾《释、——兼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一文也有创获。研究金文音韵的专著有全广镇《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侯志义《金文古音考》、杨怀源、孙银琼《两周金文用韵考》等书。论文则有陈初生《上古汉语见系声母发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郭锡良《西周金文音系初探》、金颖若《从两周金文用韵看上古韵部阴入间的关系》、刘志成《西周金文音系的声母》《两周金文韵读与〈诗经〉韵读之比较》、罗江文《从金文看上古邻近韵的分立》《〈诗经〉与两周金文韵文押韵方式比较》、姜允玉《中山王铜器铭文中的音韵现象初探》、彭占清《“两周金文押韵方式”志疑》、师玉梅《以西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等文，论著也颇为丰富。

　　古文字载体除了铭刻类型的甲骨、金石之外，还有书写类型的简帛。简帛音韵研究如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利用秦汉时期简牍帛书作为材料，归纳通假字并借以论证汉语上古音韵系统。该书是同类研究中水平最高，成果最丰的著作。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利用战国楚简的谐声和假借，结合《楚辞》、宋玉赋和《庄子》的用韵，对战国时期楚方言的语音系统作了较全面地研究，材料整理细致可靠，研究角度和方法比较新颖。此外，周祖谟《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赵诚《临沂汉简的通假字》、田明《秦汉竹简帛书的异文别字及其语音系统》、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等论文，也颇有可观。

　　近些年利用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取得了辉煌业绩，成果丰硕，限于篇幅，具体文章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即以已出版的专著而论，数量也有不少，除前述李玉、赵彤、全广镇、侯志义、杨怀源等人著作之外，还有王文耀《殷商文字声类研究》、洪飏《古文字考释通假关系研究》、沈祖春《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假借字研究》、叶玉英《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李存智《上博楚简通假字音韵研究》、杨建忠《楚系出土文献语言文字考论》等等，皆备受瞩目。同时，利用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在上古音领域也取得了若干新的进展，达成不少共识，如东冬通转、东谈通转、宵谈通转、侵真通转、之脂通转、幽微通转、元鱼通转、谈鱼通转等等，都有不少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刊布，使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关于文献对读及古文字字义研究

　　利用出土资料来解决古书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前人早已有这方面的工作，例如清末学者吴大澂、孙诒让等人根据西周金文“文”字的写法将《尚书》中“宁王”“前宁人”等校改为“文王”“前文人”等，即为经典一例。而自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提出要以“地下之新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来，以此为基本思想和方法的研究蔚然成风，热潮延续至今而不衰，为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典籍文献、语言文字等学术领域的推进做出了极大贡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利用出土资料研究传世典籍，对古籍内容做出新的阐释，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大者为于省吾、陈直等人。于省吾有《双剑誃易经新证》《双剑誃尚书新证》《双剑誃诗经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泽螺居楚辞新证》等著作，充分利用金文等出土文献来解决古籍中的文字音韵训诂问题。陈直则著有《汉书新证》《史记新证》等，主要通过古物、出土文献来考索史实。此外，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用古文字来研究《说文》，亦成就斐然。

　　四十年来，随着战国秦汉简帛等大批新材料的不断问世，古文字学渐成热门之学，新证、对读之学也日趋兴盛，相关成果层出不穷。即以出土文献视野下的《诗经》文本研究为例，季旭升《诗经古义新证》根据金文等材料讨论《诗经》中的部分词义，程燕《诗经异文辑考》关注出土文献中的异文，蒋文《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与〈诗经〉文本的校勘和解读》以出土文献为佐证，集中讨论了《诗经》中的校勘和释义问题。尤其是阜阳汉简《诗经》、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安徽大学藏楚简《诗经》等材料公布以来，研究者可通过文献对读来更细致深入地研究《诗经》字词的“原貌”和“原意”，新见迭出，使得我们对《诗经》文本的理解较之前人更进一步。安大简《诗经》公布未久，研究成果尚处于井喷状态。南昌海昏侯墓新出汉简《诗经》，是久已失传的“鲁诗”版本，简文目前正在整理之中。可以想见，等到这批材料正式公布，势必又掀起一轮“对读”“新证”的热潮。

　　研究势头固然可喜，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相关研究中存在“重出土资料，轻传世文献”的明显倾向，研究者往往将“出土资料为文本的原始和真实面貌，传世文献不可据”作为研究的先设，将出土文献中出现的局部语言文字现象未加综合考察即奉为圭臬，引以为据，轻易否定过去学者的某些重要意见。这个倾向给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文献对读与古文字字义研究关系密切。过去研究者对古汉语字词意义变化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基于传世文献的传统训诂资料。例如，除了专门的古文字字典词典，目前大型语文辞书对出土文献语料的利用是不够的，这当然有部分释文尚无定论等客观因素，但语义研究者对古文字资料的重视程度不够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典籍有“物故”一词，古人已经指出，此处“物”为“歿”的借字，“物”与“故”为同义并列关系，但因为古书中多见“物故”，少见表死亡义的单用的“物”，所以《汉语大词典》“物”字头下不列“死亡”义项。义项缺失，实为遗憾。其实，在秦汉出土简帛文献中，常可见到表示死亡义的单用的“物”，可补传世典籍之缺。研究古汉语词义，必须重视古文字和出土文献。

　　综上所述，前人时贤在古文字笔画变异研究、古文字上古音研究、文献对读及古文字字义研究等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例如笔画变异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国文字，对甲骨文、金文的笔画变异研究较少，等等。更重要的是，目前古文字研究总体偏向文献、历史、考古，欠缺语言学视阈下对上述相关领域、相关问题的梳理、归纳和总结，这是今后语言研究工作者亟需注意的方向。

　　基于以上认识，本课题计划以语言学的视角，从古文字的形音义三个维度出发，对古文字笔画变形（重点为甲金文笔画变形）、古文字音变（重点是例外音变）、古文字字义演变（重点是语义变化序列）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和梳理、归纳和总结，以推动古文字学与语言学的交叉融合及互相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