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和载体，汉字体系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关系密切。

　　汉字和汉语典籍是维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上古时代，华夏族众多支裔星罗棋布，分布在今全国各地，拥有基本相同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中华民族在遥远的古代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殷商、西周、东周文字等古汉字随着商周王朝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在四土地区逐渐得到推广应用，成为融通中原与四裔、传播华夏文化的重要桥梁和媒介。殷商甲骨文在山东济南大辛庄等地的集中发现，系商文化在东土地区深入传播的重要物证。西周分封诸侯、分赐器物等措施，使周边族群对汉字的认识更加深入，一些非周族群有意识地保存、仿制商周王朝的青铜器，铸造铭文，积极融入“早期汉字文化圈”。

　　四土和边裔族群对古汉字的认同和使用，是其从文化认同到身份认同的重要环节，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殷周时代形成的汉字体系及汉语典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战国时期，楚人统一南土，融合南土众多族群，也是以汉字和汉语为共同的心理和思想文化基础。

　　秦王朝建立后，为巩固统治，把统一文字作为当务之急。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中书府令赵高和太史令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改定字体，废除各国文字，大刀阔斧地进行文字改革，使小篆（秦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实行“书同文”政策，通过统一文字实行政令一统。

　　秦汉以后，以汉字和汉语典籍为代表的汉文化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础。魏晋南北朝以后，少数民族屡屡入主中原，其中积极变革、学习汉语汉文化者得以融入华夏，而固守传统者最终则退出中原。

　　典籍文献是各族人民 

　　共同创造的历史财富 

　　形成于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至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成为国家信仰。儒家学说后又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并发展成为官方学说，形成“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从使用汉字和学习汉语典籍开始的，故又称为汉字文化圈。因此，汉字和汉语典籍是早期中国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和文化基础，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在祖国的西北新疆地区，近代以来，出土文献资料汗牛充栋，有汉文、佉卢文、吐蕃文（古藏文）、梵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

　　在众多出土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数量和种类皆极为壮观的各种汉语典籍文献，如《诗经》《尚书》《礼记》《孝经》《苍颉篇》《急就篇》《玉篇》《千字文》《战国策》《汉纪》《三国志》《晋书》《论语》《孙子》《韩朋赋》《说苑》等，涵盖传统文献之六艺（经传小学）、史书、子书、诗赋小说等各部；其年代主要集中于汉晋时期；出土地域主要分布在罗布泊地区、开都河流域、孔雀河流域、尼雅河流域、安迪尔河流域的楼兰、米兰、吐鲁番、焉耆、尉犁、库车、民丰、于田、和田等地。这些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是历代西域开发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财富，是中华古代文化和文明的瑰宝。

　　大量不同时期汉语典籍文献的出土，为各种典籍文献整理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照。新发现的历史上这些文献的不同传本，对古书校读和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版本和文献学价值不言而喻。根据这些不同传本的文献，还可探究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及其背后的历史与社会背景，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学术思想史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其重要的学术与历史文物价值自不待言。

　　作为汉文化精髓的这些不同时期汉语典籍文献的出土和再发现，直接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汉语在西域推广传播的历程和细节，反映了汉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影响以及边疆各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其历史文化和社会应用价值则更为关键。

　　汉晋以降，汉语典籍文献在西域的广泛传播，表明自汉代以来，西域已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是中国的西域”，其之所以被称作“西域”，也是相对中原而言的。新疆出土的大量汉语文献，见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开发和西北边疆治理的历史，以及古代西域各民族的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过程。

　　历代汉语典籍文献在新疆各地的广泛流行和深入传播，表明汉晋以来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之间已有深层次的联系，文化上已有深度的交融。长期以来，汉字和汉语已成为西域地区群众生活的一部分，汉文化已持久润泽西域各族群众的精神世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深入人心。以汉字为载体的汉文化推广传播对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促进作用，于此得以充分体现。汉字和汉语典籍是早期中国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也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得以验证。

　　新近发掘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在当时被称作“沙堆烽”。出土文书表明，沙堆烽燧戍守将士多来自中原内地的河州、洛州、汝州等地，此外还有“于阗兵”即本地“胡兵”。可见从一千多年前开始，西域先民就和来自中原的将士一起保卫边疆，守护共同的家园。出土文书中有中国古代著名爱情悲剧韩朋故事和传奇小说《游仙窟》等。韩朋故事等通俗讲唱文学作品的受众既有汉人，也有胡兵。出土文书说明汉语言文学艺术和汉文化在娱乐汉族戍守将士的同时，也已成为当地胡兵和胡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持续润泽着西域各族民众的心田；表明汉晋以来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之间已有深层次联系，文化上已有深度交融，以汉字和汉语典籍为代表的汉文化在西域已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域地区源远流长。

　　沙堆烽燧遗址出土的大量实物和文字资料更进一步充分地证明，祖国辽阔的疆域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和创造的，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精神也是由各族人民在长期并肩战斗的历史实践中共同培育的。

　　强化语言文字功用 

　　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丰富的经验教训。五千多年来，各族人民世代积累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和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宝贵遗产和重要精神财富。在新时代，要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发挥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就应深入研究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探讨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思想和精神基础。

　　遗留至今的古代文物和文字，是古代社会、历史、技术和文化的浓缩和载体，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和传统文化的结晶，是认识、理解和传承古代文明、弘扬传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是重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弘扬民族文化和复兴中华民族的基石和动力之源。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和传承的标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根源以及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已逐渐被认识到。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古文字等冷门“绝学”的传承和发展，正是充分重视人文基础研究的重要体现。

　　汉晋时期汉语和汉文化在西域的广泛流行和深入传播，对现代国家建设和边疆治理有重要启示作用。历史上，汉字和汉语典籍文献推广传播的成功案例表明，要高度重视汉字文明研究，深入研究汉字文明史，充分把握中华文明的根脉，从根本上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和途径，稳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纽带；在边疆和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强化语言文字对国家安全和边疆治理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汉字汉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作用。

　　如何在边疆和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从历史上汉字文明和汉文化在民族地区传播的成功案例去汲取经验教训。因此，推进新疆出土汉语典籍文献整理研究，通过历史时期汉语文献在新疆等民族地区的大量遗存发现，了解汉语文献传播对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促进作用及其具体运作模式和细节，不仅有重要理论意义，也有重大现实意义。

　　新疆出土历代汉语典籍文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重要，但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整理研究工作却未能及时跟上，很多新旧发掘资料没有及时整理公布，研究工作也极为有限，更缺乏与之相应的全面系统的综合性整理研究成果，致使这些重要资料没能发挥其应有的学术文化价值，其社会和历史意义也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体现，极大地限制了其学术与历史文物价值。同时，这些珍贵的资料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十分可惜。从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而言，相关工作都显得尤为紧迫，亟待开展。

　　古以文载道，今以文聚力。要强化语言文字战略功能，深化汉字文明研究，加强新疆出土汉语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推动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大力推广传播汉字和汉语，充分发挥其文化纽带和传播作用，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唤醒古代各族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涵养滋润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内心深处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增强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强化语言文字对国家安全和边疆治理的战略功能，切实发挥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实际作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本文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说”系列笔谈之一） 

　　（作者系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