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人创制源自粟特文的回鹘文字，推动了回鹘语的书面化，这使他们深度参与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从而对西域地区的文化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回鹘人的信仰经历数次转变，到10世纪末，佛教逐渐成为回鹘人的主要信仰。在西域佛教的影响下，回鹘人开始翻译佛教经典。北宋时期，回鹘人把其他语言的佛经译成回鹘语，如从吐火罗语（焉耆语和龟兹语）翻译的《弥勒会见记》《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阿烂弥王本生故事》等，从汉语翻译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金光明最胜王经》等经典。在这些翻译的佛经中，出现了用回鹘语音译或意译汉语文书的现象，这种现象多见于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除佛经外，还有契约、官方文书等，生动地反映了丝路沿线社会多种语言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回鹘文音写汉语文书的发现 

　　回鹘佛教有粟特佛教、吐火罗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四个来源。其中，汉传佛教对回鹘佛教的兴起产生了重要作用，汉文佛经成为回鹘人了解佛教的重要途径。尽管许多回鹘僧侣和知识分子精通汉语，但普通民众对汉文的理解很有限。从现存的回鹘文佛教文献看，回鹘人进行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大多数回鹘佛教文书译自汉语，其中篇幅较大的有《金光明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阿含经》等。除了佛经，他们还翻译了佛教相关的文书：一类是《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高僧传记；一类为原创或再创作的佛教文书，如《说心性经》《常啼菩萨的求法故事》等。此外，他们还翻译了一些蒙书，如《千字文》《开蒙要训》等。这些文书不乏汉语—回鹘语合璧或以回鹘文音写汉语的篇目，不仅充分说明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也体现了回鹘僧人和回鹘民众为学习汉语、吸收汉文化而做出的努力。

　　流失海外的文书残片 

　　德国柏林藏吐鲁番文书U5335：这是已知最长的回鹘文音写的汉语文本，共35页装订本，成书于9—13世纪。其中包含《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80）》《无相礼》《五会赞》（《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念佛之时得见佛赞》（《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入阿毗达磨论》卷上《云何梵》（《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五台山赞文》《六根赞》（《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太子五更转往生极乐赞》《和菩萨戒文》等多部汉语文书。《无相礼》用汉语和回鹘语书写，其他文书全用汉语书写。该文书反映了宋元时期回鹘人对汉语文本的转写传统。文本中出现的回鹘文注音，为唐宋元时期汉语发音和音韵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千字文》：回鹘文《千字文》已知残片多达12件，涉及4种抄本，分别收藏在柏林、圣彼得堡等地，包括俄藏文献中有SI 4b Kr.181, SI 4b Kr.185, SI 4b Kr.194, SI Kr. 260, SI 3Kr.14, SI 3Kr.15以及德藏文献中有Ch 3716（T II Y 62）、Ch/U 6701以及MIK III 307等编号写本。回鹘文音写《千字文》现存篇幅较多，对汉文一字一音地进行语音转写，为研究回鹘汉字音的形成提供了宝贵语言资料。其中亦出现夹写汉字的现象，其目的就是为更好地还原汉文《千字文》的原意，这反映了当时回鹘人对汉文典籍的传抄与使用情况。从内容层面而言，采用夹写汉字的方式，不仅能更好地保留原文风貌，也可更为直观地展现典籍中承载的天文、地理、社会、历史、人伦道德等汉文化内涵与知识体系。《千字文》被转录为回鹘文正说明回鹘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系统性吸收。

　　回鹘文承载的文化交融与文明互嵌 

　　公元10世纪，回鹘的佛经翻译活动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在元代佛经翻译事业臻于极盛。回鹘僧人积极参与译经活动，学习汉语和佛学知识。从语言上来说，为诵读汉文佛典和学习汉文而书写的回鹘文音写汉语文书，保留了晚唐五代时期的汉语语音，也有可能是为确保佛教仪式中经文诵读的规范性和神圣性。回鹘语作为没有声调的语言，实际上无法完全表示当时的汉语语音，因此在回鹘文《千字文》和《无相礼》等文本中可以看到，译者同时使用了回鹘语、回鹘文音写汉语的两种语言系统，是为了更方便地研习和理解佛教教义，同时也推动了汉传佛教在回鹘的本土化传承。从汉语翻译的回鹘语佛教文献、以回鹘文音写的汉语文献和双语合璧文献中，也能见证回鹘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学习和吸收。

　　回鹘人使用回鹘文书写汉语文本，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典范。翻译的佛教经典证实了汉传佛教以回鹘语为媒介向西传播的路径，成为佛教本土化与跨文化适应的真实案例。从文献学与书写技术方面看，回鹘文音写的汉语文书是以从左到右的形式书写的，这是受到回鹘文音写习惯的影响。反之，汉语的表达也受到回鹘语的影响，出现谓语后置的情况。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献真实体现了回鹘文拼写汉语的独特方式和古代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方法，拓展了现当代语言学对文字系统适应性的认知。

　　丰富的史料反映了回鹘人对中原文化的主动吸收与创造性转化，有助于我们了解丝绸之路多样文明共存模式。其一，这类文献体现了文化交流和借鉴的主动性。回鹘人通过音译、意译汉语佛经、契约、典籍，系统引入了中原的宗教、法律和行政体系，是基于自身需求有选择地吸纳。其二，这种音译方式展现了古代民族对语言工具进行适应性改造的智慧。基于粟特字母体系的回鹘文被灵活地使用于汉语拼写，既保留汉语原意，又适应回鹘语的音系特点，体现了回鹘人对中原文字文化的技术性融合。其三，音译汉文官方文书体现了回鹘人对中原社会制度的本土化实践。汉文契约、官牒的回鹘语译写，显示了回鹘统治阶层学习中原法制与治理模式并融入游牧兼定居复合社会的努力，形成了独特的治理经验。这一过程加速了回鹘社会从游牧经济向绿洲经济的转型，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例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海外藏回鹘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