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6月，听所里的老辈儿们说几十年间曾数易其址，从最早的翠花胡同，到中关村、端王府、沙滩、南小街、地院，以及现在不大被人们提起的河南明港五七干校。

　　几年前，在清理办公旧物时翻出个牛皮纸信封，右下角印着“海淀区学院路29号”，思绪便回到了三十多年前语言所的“地院”时期。

　　1976年，语言所从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搬到海淀区学院路29号，原地质学院的教学主楼（今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一直到1984年院科研大楼建成，才又搬到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

　　那时的地质学院教学主楼是由几个院外的单位共同使用的，从一层到四层，每层都有所里的地盘儿，但又不全是，地盘儿以外的不归所里管，所以每一层都是处于与其它单位共享一片天地的交叉状态，有的地方因说不清归属，就被戏称为“公共租界”。

　　当时所里的办公环境、科研手段等诸多方面的条件都很差，远不及今日。记忆中，一层的楼道里光线很差，成天都是黑咕隆咚的，两侧摆着背朝外的词典编辑室的卡片柜，旁边的几个大教室是图书馆的书库；南、北两头儿的大门都被堵死成为独立的空间，北大门里是总务科，南大门内堆放着图书馆尚待整理的图书，挨着它的东侧是图书馆的办公室。

　　二层至四层分散着所党委、行政办公室、现代汉语研究室、古代汉语室、近代汉语研究室、方言研究室、语音研究室（含录音室）、机器翻译室、词典室、《中国语文》编辑部、阅览室等。那时，除了把二层正对着楼梯口的一间屋子作为接待外宾的小会议室外，全所就没有会议室，开大会时都是各室人员自端着椅子到四层阅览室门外那块儿稍显宽敞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已结束数年，科研人员都在铆足了劲儿地搞业务，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那会儿每周的工作日是六天，具体做法就是要保证科研人员每周都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为促进科研工作，所里还为中青年人举办提高英语水平的学习班，教材是英文版的《Essential English》（基础英语）。

　　70年风雨沧桑，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语言所最令人称道的是严谨的学风，不同的学术见解都摆在明处并不说教，很多情况下是潜移默化意在不言中，或是一种以目光传递的神会。应该说，由几代老先生们言传身教树立起来的这种治学风范，是语言所最有价值的家当，没有之一，而也正是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们有形的文字成果。

　　语言学是交叉学科，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手段及成果形式不仅本身不同，更与其它人文学科相异，搞不清基本概念就不知道语言学是咋回事儿。如，图书馆的一位老先生曾经告诉我，文革前期，陈伯达曾说“研究语言干什么，谁还不会说话？”，老先生还说，Linguistics与Language两者之间既是从属关系又有交叉关系，在选择文献时要看其内容的侧重点及与所里研究领域的相关度。由此我想到，一种理论的产生，一种学术见解的形成，除了社会实践外，还要吸收他人的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把自己的看法升华为不同于他人的学术观点，才称得上是研究。学术成果中传世的精品力作，是指那些多少年后重新拿出来看时，其学术观点仍旧有着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作品。

　　1979年秋，丁声树先生患病前，经常在上班的路上于平安里331路公交总站维持上车秩序，如此顶级学者躬亲此等微事，境界使人汗颜。患病后的丁先生住在协和医院干部病房，那时的医院不像现在有请护工护理住院病人这一说，都是由所里除司机外的小伙子们轮流到病房值夜班。病床上的丁先生经常向照料他的人询问所里的情况，有时还解答年轻人提出的一些语言学方面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学术名家、大家，在所里只要是与业务相关的人和事都在他的视野之内。吕先生关注着年轻人的成长，会把自己的著作送给当时的年轻人。彼时，连小字辈儿都沾不上边儿的我有幸位列其中，至今我还珍藏着有吕先生亲笔签名的《吕叔湘自选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自序中最后那个自然段的内容，对我的影响至深至今。恭录如下：

　　“我写文章总是谨守一个原则，尽量让读者容易看懂，愿意看下去；一个人多费点劲可以省得许多人费劲。除此之外，在题目性质允许的条件下，我总想把文章写得生动些，不让读者感到沉闷。如果这本选集能够让不同嗜好的读者都能在里边找到几篇他能够欣赏的文章，而其余的也不让他皱眉头，我就喜出望外了。”

　　以我的理解，这就是说，你想表达什么，你想告诉读者什么，都要实实在在，是什么说什么。文章写出来是给人看的，而不是让人去猜的，更不能是故弄玄虚堆砌术语，写一些让人看着费劲的话。由此引申，写文章如此，为人处世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