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印度学和佛教学专家黄宝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3月23日上午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黄宝生先生于1942年7月在上海出生，1960-196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65年毕业，入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自此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南亚西亚非洲文学研究室主任、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世界文学》主编、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会员等职。

　　黄宝生先生一生致力于印度学和佛教学，笔耕不辍，出版专著及译著四十余部，涉及印度文学、诗学、哲学和宗教经典等，主要著作有《印度古典诗学》、《梵汉诗学比较》、《印度古代文学》、《〈摩诃婆罗多〉导读》等，以及《巴汉对勘〈法句经〉》、《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入楞伽经〉》、《梵汉对勘〈入菩提行论〉》等佛典对勘系列11部，主要译著有《十王子传》等“梵语文学译丛”系列16部、《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下册)、《摩诃婆罗多》(合译)、《薄伽梵歌》、《瑜伽经》、《奥义书》、《印度哲学》(合译)、《印度佛教史》等，并撰《梵语文学读本》、《梵语佛经读本》、《巴利语读本》、《罗怙世系》等梵巴语系列教材。

　　因在印度学和佛教学领域的杰出贡献，黄宝生先生曾获首届中国图书出版政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2012 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印度总统奖和莲花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两个奖项的中国学者；2019年获得第22届师利旃陀罗塞迦罗因陀罗·娑罗私婆底国民杰出成就国际学者奖。

　　黄宝生先生千古！

　　本刊特发表黄宝生先生专著《梵学论集》的序《跋涉在梵学之路》，以纪念黄宝生先生。

跋涉在梵学之路

文 | 黄宝生

　　梵语是印度古典语言，仿照“汉学”一词, 我在这里“ 梵学”指称古典印度学。印度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与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梵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其深度和广度也就可想而知。

　　我与梵语结缘，有很大的偶然性。1960年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报到时，却告知我已被调到了东语系。而到了东语系，又把我分配在梵文、巴利文专业。这是命运给予我的恩赐, 使我得以在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教授亲自执教下学习了五年。在这五年中, 我们不仅学会了梵文、巴利文和英文这些语言工具，也对印度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有了深切认识。尽管我对印度古代社会、历史、宗教和哲学的研究也怀有浓厚兴趣，但我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强烈爱好。1965年学业结束，我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进入研究所还不到一年就遇上“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在“炼狱”中经受了痛苦的磨炼。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能够重新开始学术研究, 倍感幸福。其实, 在“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结束之前，我们研究所在1973年就已开始非正式地恢复学术研究。冯至所长还亲自写信委托季羡林先生指导我的研究工作。殊不知当时先生尚未“解放”，我在北京大学一幢学生宿舍楼的值班室里找到了他。这次“非同寻常”的问学，先生给我 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做学问要从bibliography (目录学)入手。这样，在此后几年中，我经常查阅和浏览国内外学者的梵学研究成果。由此, 我也养成阅读书目的习惯，每年按照一定的经费额度，为图书室订购梵学图书。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图书室收藏了从事梵学研究尤其是梵语文学研究的许多必备用书。

　　作为学术研究的准备阶段，我在那几年里读了不少书。不仅读梵语文学的书，也读有关印度古代社会、历史、宗教和哲学以及中国文史哲、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书。这是一种出于求知欲而无功利性的读书，当时直接感受到的是知识的拓展和精神的愉悦。它的实际效用要到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才会真正显现。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专精”和“博通”构成辩证关系，每位学者在具体研究中都会有自己的专长，但在知识结构上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

　　在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走上正轨后，我便开始撰写和发表梵语文学研究论文。在治学方法上，我自然而然会受到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业师的影响。同时，我也自觉地向所内前辈学者学习，尤其是对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著作，都怀着敬仰的心情认真地读过。打通中外文学，打通人文科学，这是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应该努力追求的学术目标。如果说我是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的“受业弟子”的话，那么，我也自认是钱锺书先生的私淑弟子”。面对诸位先生的学术造诣，我深知自己在一生的学术道上，必须虚心又虚心，容不得半点骄傲和自满。

　　1983年至1986年期间，我参加了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印度文学史》 的编写工作。其中的梵语文学部分主要由我承担，季先生只撰写关于史诗 《罗摩衍那》的一章。因为季先生当时刚刚完成这部史诗的翻译工作，并撰有《罗摩衍那初探》一书。我联想到季先生在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中，也是只撰写他本人做过深入研究的一些条目。然而，按照我当时的情况，对梵语文学的概况虽有所了解，但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的深入研究才刚刚起步，发表的论文也有限。因此，严格地说，我还不适宜承担《印度文学史》中梵语文学的撰写任务。但出于工作需要，我只能边干边学，撰写的主要方法是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注意吸收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这次编写工作，我对梵语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一次系统深入的梳理，加固了自己的梵学根基。

　　1987年至1991年期间，我承担了社科院重点项目《印度古典诗学》。在中国，向学术界介绍梵语文学理论的先驱者是金克木先生。早在1965年，他就为我们研究所编辑的《古典文学理论译丛》选译了一些梵语诗学名著的重要章节。而我在撰写《印度文学史》中《梵语文学理论》一章时，真切地体会到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诗学宝库。从那时开始，我就注意收集和订购这方面的图书。在资料基本齐备的基础上，我用了两年时间认真阅读梵语诗学原著以及印度学者撰写的各种梵语诗学研究著作，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并译出许多需要引用的梵语诗学原始资料。然后又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工作。

　　这部著作依据丰富的原始资料，描述了印度古典诗学的源流、体系和结构，对它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形成的种种独特的批评原则、概念和术语做了认真的阐释。此书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艺美学丛书”出版后，受到国内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们的欢迎。这部著作虽说有填补国内梵学研究中的学术空白的意义，但我决定从事这项研究也有现实的动因。当时国内文学理论界出现比较文学热潮，并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强调打破“欧洲文化中心论”，将广大的东方纳入比较文学视野，努力开展东西方文学比较和诗学比较。这当然是美好的学术愿望。可是，在国内，东方诗学研究一向是薄弱环节, 所以, 我发愿要写一部印度古典诗学著作, 为中国的比较诗学提供一些资源。

　　在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中, 我深深体验到印度古典诗学虽然在表现形 态上与中国和西方古典诗学迥然有别, 但在文学原理上是相通的。我觉得各民族诗学中那些超越时空而相通的成分往往是文学理论的最可靠依据, 代表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和基本原则, 故而打通印度、中国和西方诗学, 是一项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基于这种想法, 在完成《印度古典诗学》后, 我准备“趁热打铁”, 从事比较诗学研究。实际上, 我也已经尝试写了两篇论文:《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以及《禅和韵——中印诗学比较之一》。但这项研究没有继续下去, 因为从1993年起, 我接受了另一项学术任务, 即主持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已由季羡林先生译出。而《摩诃婆罗多》的规模更宏大, 是一部 “百科全书”式的史诗, 号称有“十万颂”(现代精校本约为八万颂) , 篇幅为《罗摩衍那》的四倍。这项翻译工作原本由赵国华邀请我们几个老同学共同承担。金克木先生为我们确定了翻译体例, 还亲自翻译了这部史诗的头四章, 为我们示范。然而, 不幸的是, 赵国华英年早逝, 甚至没有亲眼见到于1993年先行出版的第一卷。这样, 出版社的领导找到我, 希望我出面主持完成这项翻译工作。我考虑到《摩诃婆罗多》本身的文化意义, 也考虑到应该实现亡友的遗愿, 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责任。这项工作也得到科研局的支持, 于1996年列为院重点项目。

　　从1993年我接手主持这项工作, 直至2002年完成全书的翻译, 前后花费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 我把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了这项工作。作为项目主持人, 我除了承担较多的翻译任务外, 还负责全书译稿的校订和通稿工作, 并为每卷译文撰写导言。随着工作的展开, 岁月的推移, 我越来越感到这是一场“持久战”，既是对自己学术能力的检验, 更是对自己意志和毅力的考验。正如我在译后记中所说:“我有一种‘愚公移山’ , ‘每天挖山不止’的真切感受。而劳累时, 看到眼前已经完成的工作量, 又会激发信心和力量。尤其是离最终目标越来越接近的一两年中, 我全神 贯注, 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搁笔入睡后, 梦中还在翻译。在这些日子里,《摩诃婆罗多》仿佛已与我的生命合二而一, 使我将生活中的其 他一切都置之度外。我能体验到淡化身外之物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 而这种精神愉悦又能转化成超常的工作效率。我暗自将之称为‘学问禅’, 也 就是进入了思维入定的 ‘三昧’境界。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终于依靠集体的力量, 完成了全书的翻译 (约四百万字) 。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精心编辑和印制, 于2005年出版, 贡献给国内学术界。

　　从学术上说,《摩诃婆罗多》起码有印度学和史诗学两方面的研究意义。在完成翻译工作后, 我完全可以接下去对这部史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我决定还是回到我已放下很久的诗学课题上去, 开始了中印古典诗学的比较研究。因为许多饶有兴味的诗学问题始终萦绕在心, 激发我的研究欲望。这项研究的预期成果分为两部分: 一是译出几部梵语诗学名著, 二是写出一部中印古典诗学比较研究专著。

　　这样, 我先翻译梵语诗学名著, 一鼓作气译出了《舞论》、《诗庄严论》、《诗镜》、《韵光》、《诗光》和《文镜》等十种, 其中四种是选译, 六种是全译。后来, 它们结集为《梵语诗学论著汇编》 ( 约八十万字) , 作为《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之一出版。在完成翻译任务后, 我进入中印古典诗学比较研究阶段。我先对中印古典诗学的文化背景进行思考, 撰写了三篇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的论文: 《历史和神话》、《宗教和理性》和《语言和文学》。就在这项比较诗学研究进入正题之时, 我的研究重心又身不由己地出现了转移。

　　当时, 有一些青年学者愿意跟随我学梵文。我想到梵学研究资源丰富, 而国内梵语人才稀缺, 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担起培养后继人才这份责任。这样, 我于2007年夏至2009年夏开设了一个梵语研读班。参加这个班的学员都已经具备梵语语法基础知识, 我的任务是带领他们精读梵语原典。因为只有真正学会阅读梵语原典, 将来才有可能独立从事梵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经过两年的学习, 学员们觉得收获很大, 并希望能将我们的 教学成果保存下来, 便于今后复习和参考, 也为国内提供一部学习梵语的辅助读物。于是, 在学员们的协助下, 我编了一部《梵语文学读本》。所收篇目都是我讲课用作教材的梵语文学名著。读本内容包括梵语原文、汉语译文和语法解析三个部分。这部读本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而就在200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为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执行这个项目。在培养人才方面, 开设了一个学期为三年的梵文班。在研究方面, 制定了有关梵学各领域的研究计划。我一方面分担梵文班教学任务, 另一方面主持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不仅有助于读解梵语佛经原典和古代汉译佛经, 也对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和佛教汉语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近代以来, 我国前辈学者都很器重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法, 只是由于国内缺少梵语人才, 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未能全面展开。现在, 国内新的一代梵文学者正在成长起来, 已有可能全面开拓这一研究领域。这样, 我近几年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梵汉佛经对勘研究, 先后完成了《入楞伽经》《入菩提行论》和《维摩诘所说经》三部佛经的梵汉对勘, 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回顾我这一生, 跋涉在梵学路上, 乐在其中。这部《梵学论集》 中所收论文, 我是按照它们发表年代的次序排列的, 呈现出一路走来的足印。我一步一步行走着, 我的生命也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桑榆之年。但是, 梵学研究对我的吸引力依然丝毫未减。我还惦记着我的中印古典诗学比较研究, 希望自己能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告一段落后, 再回到这个课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