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蓝生，1943年11月生，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十届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62年-196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1978年-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攻读近代汉语专业研究生，师从吕叔湘和刘坚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汉语史，专攻近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著有《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合著，语文出版社，1992年）《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刘知远诸宫调〉语法研究》（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近代汉语新论（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汉语词汇语法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和论文集。与白维国研究员合作翻译《汉语史通考》（太田辰夫原著，重庆出版社，1991年）《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志村良治原著，中华书局，1995年）《白话语汇研究》（香坂顺一原著，中华书局，1997年）等著作。与曹广顺研究员合作编写《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主持修订《新华字典》第11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担任《近代汉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副主编。

一、早年的文化启蒙

　　1962年暑假里的一天，我中学的教导主任对我说：“江蓝生，你吉星高照，考上北大中文系了！”其实，我原本是想考新闻系，将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但那时候北大不设新闻系，人民大学新闻系那一年又不招生，我这才把北大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的。

　　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读书，没有人指导，就抓到什么读什么。小学时爱看小人书，一些名著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我最初都是通过小人书读到的。小学五年级暑期我从上海来到北京，记得那时一放学我就钻进小人书铺里看书（看一本一分钱），临走时租几本带回家去看（租一本二分钱），看完了再来选换几本，如此循环，完成了我的文学启蒙。上中学后，我开始读这些书的原著。同时又喜欢上唐诗、宋词，有时也尝试着写几首自以为是诗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爱读《古文观止》里的经典散文，印象最深的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李密《陈情表》、骆宾王《代徐敬业讨武曌檄》、刘禹锡《陋室铭》、欧阳修《醉翁亭记》等，读到精彩处，不觉吟诵出声，陶醉其中了。高中阶段，我开始读《鲁迅全集》和《史记》，还读了一些世界名著，高尔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巴尔扎克、莫泊桑等大作家的著作都读过一些（似懂非懂），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是在考上大学那年暑假为补课而读的。

　　除了读书以外，我初中时还接触到了民间的戏曲曲艺。我家附近的白塔寺每月都有几次庙会，有卖花鸟鱼虫的，有卖北京风味小吃的，还有表演杂技、耍把式的，但我每次都钻进一个大帐篷搭成的小戏园子里听戏。所演的戏目现在有印象的是《三娘教子》《苏三起解》《武家坡》《甘露寺》《三不愿意》等，有京戏也有评戏。台上生旦净末丑的穿着打扮，唱念做打，插科打诨让我觉得十分新奇、有趣。每演完一段，戏班子的伙计就端着笸箩到观众跟前收钱，一出戏中间要收好几次钱。我读书的中学离西单很近，那时西单商场二楼有一个表演曲艺的场所，放学后，我经常溜到哪里听相声、大鼓、梆子、坠子等地方曲艺，也是听上一段收一次钱。我对此类曲艺节目谈不上喜欢，但不知为什么也不愿离开，家里给的零花钱大都花在这上面了。高中时我开始迷上了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是表演艺术家舒绣文的粉丝，有一次还和两个女同学冒昧地闯入她家拜访。现在想起来，我的兴趣和知识底子在中学阶段已经基本养成了。沿着这个路子，按说我应该成为一个文学青年，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或搞新闻报道之类的工作的，事实不然，命运让我走上了另外一条我原本毫无思想准备的学术之路。

二、两次人生选择

　　1962年9月，我带着对人生的无限憧憬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系从一年级就分文学、语言、古典文献三个专业，因此我们刚入校门不久就面临选择专业的“终身大事”。我和绝大多数考入中文系的同学一样，满脑子做的是文学梦，很少有人主动选报语言专业。系里为此派朱德熙先生给我们新生做动员。朱先生知识渊博，口才又极好，他把语言学介绍的十分生动有趣。其他的话，今天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朱先生说，学了语言学，你们就能知道孔夫子是怎样讲话的（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学了音韵学、汉语语音史能了解上古的音韵系统）。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打动了。在考虑了自己的客观条件之后——我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似乎要强于形象思维，另外对语言比较敏感，俄语成绩好，于是就报了语言专业。回想起来，朱先生的一席话固然促使我选择了语言学——好像出于偶然；但再深想一下，朱先生的话之所以能打动我，我之所以经过思考选择了语言学专业，其实还是内因起了作用，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

　　北大中文系名师荟萃，光是语言专业就有王力、朱德熙、高明凯、周祖谟、袁家骅等一批顶级教授。到我们62级时，王力先生等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已经基本不授课了，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一班风华正茂的中青年老师，如唐作藩（音韵学）、郭锡良（汉语史）、石安石（语言学概论）、裘锡圭（文字学）、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王福堂（方言学）、王理嘉（现代汉语语音）、陈绍鹏（古代汉语）、符淮青（写作）等，现在除了陈绍鹏老师早年病逝外，其他几位老师早已是各有专攻的国内外知名语言学家了。大学时代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充满理想的青年人。不过，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社会实践很多，上到大四，又开始了十年动乱，因此我们在学业上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满打满算只读了不到两年半的书，说是“入宝山而空归”并不为过，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仍很感痛惜。

　　因为文革，我们62级学生直到1968年暑期才分配工作，推迟了一年。除了个别同学外，我们都被分配到远离北京的边疆和基层。我被分到山西省孝义县兑镇中学当老师，兑镇地处吕梁山区的山沟沟里，因附近有煤矿，所以竟有铁路可达。我抱着“是一块煤，在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信念，决心在这里好好工作。学生都是方圆十几里内的农村孩子，朴实、真诚、刻苦，我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我不仅教高中语文，还要教化学，于是就边复习边教学。我努力学习当地的方言，几个月后，我就硬着头皮用孝义话讲课。有一次县教育局来听课的干部问别人：“她是哪个村的？”我知道后很为自己居然能以假乱真而高兴。周末和假期我有时到学生们的家里做家访，亲眼看到有的农民家里几乎一贫如洗的状况，这无疑拉近了我和他们的情感距离。1969年冬天，我生下女儿50多天就从北京赶回兑镇。为了不耽误带学生出外劳动，我给女儿找了一个当地的奶妈。两周后，当我看到孩子躺在她家炕上，内衣缝里有虱子、虮子时，心疼得忍不住落泪。我的表现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被选为孝义县党代表大会代表，到县里开会。会议结束后，县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是县里要提拔我当县妇女主任，我想也没想就说：“不行，我不合适。”他劝说了一番，我还是没有点头。他让我当晚住在县招待所考虑考虑，第二天再说。我在屋里踱步，心想步入仕途，也许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遇，但这却不是我想要的，我宁愿在小镇上当一个教师——在那里有时间读书，可以过比较平静的读书人的生活。想到这里，我决定不辞而别，趁着月色踏上返回兑镇的路途。从县城到兑镇约有四十多里山路，我一个人在黑地里沿着铁轨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两边是陡峭的山壁，我怕得心砰砰砰地跳个不住：要是遇见坏人怎么办？要是遇见野兽怎么办？要不等明天再走吧？但是我的双脚还是在心的指引下不停地向前走着，终于历经四五个小时后回到了镇上。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选择。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我有机会调回北京，在北大附中教书。虽然那时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但我并不甘心终此一生，心里总在期待着什么，1976年十月打倒“四人帮”后，这种期待就更加热切了。1977年秋，我带着学生在颐和园义务劳动，忽然听见高音喇叭里广播说国家将恢复研究生教育，将于1978年春举行全国统一考试。我的心一下子跳起来，兴奋，激动，多少年来，我在冥冥之中等的、盼的就是这一天啊！我要把从大学时代到十年动乱前后流失的岁月寻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