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逾而立初入门

　　1978年9月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古汉语专业，那时我已年近35岁，女儿刚上小学三年级。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出于对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景仰和对知之甚少的近代汉语专业的好奇，就冒昧地给语言所和吕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转而学习近代汉语的愿望，没想到我的请求被吕先生和所里同意了，就这样我得以十分幸运地师从吕叔湘先生和刘坚老师学习近代汉语专业。

　　所谓近代汉语是相对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汉语史的一个分期，一般指从唐五代到清初这一时期的古代白话。白话是跟文言相对的书面语，较多地反映了口语的实际面貌。上古的书面语跟口语之间的差别较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口语不断变化，而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却沿袭先秦文献几乎固定不变，文言文跟历代实际口语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言文分家的局面。这种言文分家的畸形现象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根本的冲击，从那时起，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即语体文）才开始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书面语。反映口语的白话文在古代文献中，特别是有唐以来，唐诗、禅宗语录、敦煌变文、宋词、宋儒语录、宋元话本、元明戏曲、明清拟话本、小说等都有反映。显然，研究汉语发展史应该以上述反映历代口语的白话文为资料才是科学的。最早提出“近代语”与“近代汉语”这个学术概念的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先生（1890—1978）。1928年，黎先生在《新晨报副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的文章，揭开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序幕。对黎先生的主张积极响应、并身体力行者是吕叔湘先生，他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投入对近代语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材料翔实、观点新颖的近代汉语专题语法研究论文，后来收在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中。可以说，黎锦熙先生是“近代语、近代汉语”这个汉语史分期术语的首发明者，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首倡者，而吕叔湘先生则是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能跟着吕先生攻读近代汉语真是三生有幸啊！

　　硕士三年，我充满了求知的欲望，终日都在读书补课，主要是读古代白话文献，也间或读一些语言学理论著作。古代白话资料数量巨大，光是吕先生专著后面列出的参考书目就有二百余种，我带着紧迫感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地读，边读边做笔记，边读边做卡片，每天都沉浸在书海之中，感受着读书、求知的愉悦。那时我下功夫较多的是敦煌俗文学作品，不仅细读了王重民等先生辑校的《敦煌变文集》（上、下）、任二北先生的《敦煌曲校录》等有关著作，还尽可能地到北京图书馆利用阅读机阅读了一些敦煌写卷的缩微胶片。刘坚老师建议我对两种同名敦煌俗赋《燕子赋》加以校注，以此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两种俗赋各自的写本众多，故事内容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口语程度很高，其中的方言口语词汇丰富，释读起来难度较大，做起来要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多门专业知识，很适宜对硕士生进行全面的训练。我翻了很多韵书、字书、类书，借鉴了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前贤的有关研究成果，也注意到现代汉语方言中去挖掘材料，寻求答案，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还很少有对敦煌变文等俗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校注的成果，这篇论文算是较早实践的一篇。吕叔湘先生、刘坚老师仔细阅读了论文草稿，提出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吕先生当时已年届76岁高龄，他批改得很仔细，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最让我难忘的是，论文中有一条书证是从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转引的，没想到吕先生亲自查找到了原始出处，并将原文用红笔抄在稿子旁边，我看后顿时羞愧难当，仿佛听到先生无言的批评：为什么不用第一手资料？做学问怎么能偷懒取巧！从此我将此事引为教训，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使用第二手材料。参加我硕士论文答辩会的老师中有大名鼎鼎的文史专家王利器先生，《红楼梦》语言专家周定一先生，他们出于对后学的提携、关爱都褒扬有加，其实他们哪能看不出文中的瑕疵和软肋？王先生会后递给我一页纸，上面写着几条具体意见，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就叫“大家风范”啊！今天实事求是地讲，论文中确有不少新见确诂，但也有一些待质甚至明显有误的地方，只要跟后来项楚先生、张涌泉、黄征先生的敦煌变文校注相比就可知一斑。硕士论文的撰写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是让我接受了一次正规的专业训练，让我尝试了做学问的过程、方法，引领我站到了学术研究的起点。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语言所近代汉语室工作。最初三年多是给吕先生做助手，帮助他整理补充早年未完成的书稿《近代汉语指代词》，这使我得以继续在先生门下学习，进一步体会到先生是如何搜集材料，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的。这三年中我每两周到先生家一次，听先生论学和谈论时事，也因此对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悟，这对我此后做人和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吕先生教导我做学问要处理好通和专的关系，他说语言学研究的几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是有机联系的，不可有所偏废。1982年初，他对我说：“你研究生时期主要学习词汇，这是可以的；但从今后长远来看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应该搞一些语法、语音问题，要了解整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纵的、横的都要有较全面的认识，当然自己的研究要有重点。现在有些人把自己划在一个小圈子里，这种现象很不健康。”在吕先生的提醒下，我又补读了一些唐以前的文献，例如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和东汉以后的汉译佛经等，使自己的阅读范围从纵横两方面都有所延伸，1988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吕先生是个循循善诱的老师，记得在我开始语法史研究之前，吕先生对我说：“我给你出一个题目——‘历史语法的研究方法’，一万字左右。写这种文章有实践更好，但你把别人的文章总结一下，借写这篇文章做一番整理工作，找出一些规律来，可以推动自己的学习。”他让我着重从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册、他自己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以及丁声树先生的几篇古汉语论文中体会研究方法。我按吕先生的指点，细心揣摸上述各家论著的精髓，一个月后把文章交给他。他看后对我说：“该说的你都说到了，但是这篇文章不要发表，等你自己以后有了切身体会再说。”古人有诗云：“鸳鸯绣罢从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吕先生不仅把“金针”递给我，还让我通过揣摸、体悟，自己掌握针法，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从此以后，我的研究重点就转到汉语历史语法上来了。

　　1986年底至1987年底，我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参加了时任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的太田辰夫先生主持的读书会。太田先生精选了一些中古译经，让与会者边读边讨论，这种读书活动在日本很流行，读书的效果非常好，我在会上也讲读了几次。太田先生的汉学功底很深，治学十分严谨，很注意对传世文献的版本流变和文字异同加以考辨。他精于中国白话史研究，由于年轻时曾在北京东城分司厅胡同居住过几年，因此对晚清文献和老北京话都相当了解。能够跟学问渊博又和蔼慈祥的太田先生读书学习，真是此生难得的经历。回国后，我和同事白维国陆续翻译出版了包括太田先生在内的三位日本学者的重要语法史和词汇史著作，意在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介绍给国内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