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正当我享受着专心读书、写作的幸福生活之时，所里、院里的行政工作找上门来。从1988年开始，我先后担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十年后，1998年至2006年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此外还有许多学术的和社会的兼职工作，常年过着双肩挑的繁忙而紧张的生活。

　　记得1998年9月当我得知自己被作为副院长人选时心情很纠结，并不情愿。李铁映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我院院长、党组书记）找我谈话，我谈了自己的兴趣和研究规划，表示自己的能力、性格以及语言学学科背景都不是社科院副院长的合适人选。铁映同志听后对我说：“在延安时，毛主席让李先念同志搞经济工作，先念同志说我不懂经济，经济学考试才得了17分。毛主席说，让孔祥熙当好不好？先念同志说：那还不如我当。”铁映同志还举了其他一些事例耐心地给我做工作，最后，他用不容分辩的语气说：“我看你能当，以后不要再谈你的美好蓝图了，好好抓工作。”（引自1998年9月23日的日记）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想，毕竟还在学术机构工作，自己是作为学者的代表进入领导岗位的，就更应该把学问做好，力争学术、行政两不误。我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答应了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不会因为做学问而敷衍工作；我又是一个钟情于学术的人，不愿放弃学业和学者的身份。双肩挑压力很大，但我始终把压力当动力，一直在两者之间求平衡。“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此言正是我学术生涯的写照。

　　时间好像海绵中的水，只要挤，总是能挤出来的。我科学安排时间，见缝插针，化整为零，不放过一刻钟、半小时的时间，节假日也大都用在写作上；我不搞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尽量不让繁重的行政和社会工作过多地影响自己的学业。其实，行政工作虽然花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但它也历练了我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开阔了我的政治视野和学术眼界，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谁能说这些对学术研究没有帮助呢？我分管科研工作，重点联系文史哲各所，分管过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网络中心等。作为院领导经常要出席各所、各学科、高校乃至国务院和中央等单位的会议，经常要致辞、讲话、发言等。每当这时我都尽量自己起草讲话稿或发言提纲，为此去查阅有关专业的书籍、资料等，几年下来，我的文史政经知识增加了不少，看问题的视角也得以扩展。我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科评审组组长十几年，每年都要吸收评审组专家和业内同志的意见修订“学科指南”，这类工作有利于培养宏观思维能力和学术战略眼光。一年一度的评审工作也扩大了我的语言学知识面，较全面地了解本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行政管理和做学问在掌握实情、抓住主要矛盾、实事求是地分析综合以及妥善加以解决上是完全相通的，可以相互增益的。世界上的事情有得就有失，有失也必有得，关键在于自己能否善于化失为得。即以大学三年级时到湖北省江陵县搞四清、四年级又到北京郊区延庆县搞四清而言，除了让我了解了国情，锻炼了工作能力，领略了江南、塞北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和民俗而外，还让我初步了解了这两处的方言特点；分到山西工作，又让我熟悉了晋中方言，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大有助益。人生的每一个经历都是一笔财富，此言不虚！

五、追本溯源著述勤

　　我对语言现象很敏感、很好奇，头脑中总是充满了各种问题，好奇心和问题意识引导我总要去探个究竟。我有一个专门记录各种语言现象和问题的笔记本，随时把看到、想到的有关问题和材料记进去，等到某一专题的材料差不多了，有了较清晰的想法后便开始写作。三十多年来，我用心学习，笔耕不辍，研究的课题日渐深化，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拓宽。

　　（一）研究生毕业之初的那几年，我继续进行白话词汇的研究。先是从一些词汇的个案考证入手，继而进入专书词汇研究，写了一些专书语言介绍或考证的文章，如《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重读<刘知远诸宫调>》《<游仙窟>漫笔》《<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等；再后来对断代语言做综合研究，对整个近代汉语词汇进行纵的梳理。为了总结20世纪70-90年代国内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我约请刘坚先生与我共同主编了《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包括唐五代卷、宋代卷、元代卷），并与曹广顺一起编撰了其中的《唐五代语言词典》。这套词典收词时不仅贯彻词汇史的观点，同时也很注意贯彻语法史的观点，为系统研究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做了有益的基础工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开始注意总结自己和他人对近代汉语白话词语进行探索的经验，有意识地探讨词义演变规律与词语考释方法。在《相关词语的类同引申》一文中，讨论在聚合关系中相关词语如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或义类相关的词语之间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类同方向的引申（平行虚化）。这篇文章不仅是对此前已有的“同步引申说”“相因生义”说的进一步阐发，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见解。比如文中指出，有些多义词，只要其中一个义项相同，就能够以这个义项为基础发生类同引申；词义的类同引申不同于词义的沾染；有些近义词不仅能发生类同引申，而且还能互相通借；反义词（包括意义相对的词）发生类同引申时，有的引申义相同，有的引申义仍旧相反。文章的新见在于从理论上说明义类相关的词也能发生类同引申，进一步论证了词汇的系统性。《演绎法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一文是我多年从事词语考释的方法总结。文中指出当归纳法不能奏效时，可以尝试用演绎的方法，即用语言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来寻求解决特殊问题的途径；说明演绎法的使用是以对汉语发展史上许多语言事实和普遍演变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和前提的，掌握的语言事实和普遍规律越丰富，运用演绎法的空间就越广阔。演绎法不仅能突破归纳法的局限，还可以使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文中特别强调用演绎法推出的观点一定要经过严密的论证，贯彻合理推测、小心求证的原则，否则推论仍不过是一种假设。

　　（二）在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我研究的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虚词源流与语法化问题，二是语言接触问题。我觉得做汉语语法史研究，对历史上的语言现象进行细致地描写固然重要，也必不可少，但追本溯源，搞清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更为重要。这往往比较困难，也更具挑战性，而这正是我的学术兴趣所在。我撰写了不少考证虚词来源的论文，力求材料扎实，论证严谨，不仅要细致、准确地描写语言事实，而且还着力对这些语言事实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例如《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被动关系词“吃”的来源初探》《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说“麽”与“们”同源》《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等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上述特点。

　　我不仅从语义、句法的视角研究词语的语法化，而且还注意探讨音变与语法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一文中，我通过对个案的考察从理论上总结道：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伴随着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也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实词由实变虚后往往还会持续虚化，与此相应，音变也不会戛然而止，它随着虚化程度的加深而继续变化，总的趋势是不断简化，离本字的读音越来越远，直至演变为零形式。这种持续不断的音变受到词义虚化程度加深和句法结构的凝固性两方面的推动，音变不是在语音层面孤立地发生的，它与语义层面和句法层面紧密相关。